图一、手绘的地图 ；图二、张瑛老人 。
核心提示
1938年8月，中国军队在中条山一线和日军激战正酣。此时，先后有二十多名学生党员在中国*党的秘密委派下前往中条山前线加入到抗日战争中。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时年17岁的张瑛亲历了那段历史，并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
67年后打开记忆之帏
友谊西路一个环境清幽的小区内，84岁的张瑛老人见到记者时显得很激动，语言竟一时难以组织在一起，因为她急于将珍藏在记忆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出来———67年前，一群年轻的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将士一起在黄河北岸筑起了一条抗击日本侵略的防线。
在家人的引导下，老人的情绪逐渐恢复平静，并从身上郑重地取出了一幅用手工精心绘制的地图。这幅地图是老人的女婿在几天前根据老人的讲述专门绘制的，上面用蓝色铅笔画出了山西省全境和河南、陕西、内蒙古部分地区。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由北向东转向，与转向地点的东北方向紧邻的，是用红色铅笔浓重勾勒出的一处山脉，山脉旁边清晰地注有“中条山”三个字。
中条山是一座长约100多公里、东西走向的的山脉，位于晋南的黄河北岸，与黄河最远的距离也不过25公里。日军侵华期间，曾在该山脉北侧的运城地区集结重兵，伺机突破黄河天险直指我关中平原，从而与其南方兵团对我国西南地区形成夹击之势。1938年7月，三万多名陕西籍壮士夜渡黄河开进中条山，在此与日军进行了一场历时近三年，惨烈异常的拉锯战。
1938年8月至1940年初，作为中共党员的张瑛与其他二十余名同志也先后融入到了这一抗日洪流中。
安吴堡朱德战前作动员
1938年，那年的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日本对中国展开的全面侵略战争已有一年半时间，整个中华民族正陷入存亡危机中。
生长在西安的17岁姑娘张瑛，怀揣着老师写好的介绍信，偷拿了家里的二十八块大洋后毅然前往八路军驻三原县联络站，并在到达后的第二个月加入了中国-党，与后来成为西安市市委第一书记的何承华（原名何贵生）被分在了同一个党小组。
在得知前往中条山前线之前的1938年春，张瑛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在安吴堡（音）附近进行训练。一天早晨，她们被临时集中到安吴堡东门外的一片树林里，在那里朱德同志为他们作了战前的动员工作。张瑛清楚的记得，当时敌人的侦察飞机在头顶嗡嗡作响，但身着灰色粗布棉袄的朱德同志话语依然铿锵有力，给了他们这些即将投入到抗日工作中的青年人很大鼓舞。
结束在青年训练班的学习后，张瑛将能证实她党员身份的证明材料藏在内衣里带回了西安，找到了西安青年救国会主任罗毅，等待分配任务。回到西安的当晚，她正巧赶上宪兵进行搜查，罗毅将她和另一名同志一起藏到了平民巷（现为新民街）后的麦垛里，在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才躲过了一劫。
1938年8月初，已经被分配到陕西省妇女慰劳会工作的张瑛接到干事田景田（解放后为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通知，让她作好前往抗日前线的准备。但对于具体地点，她并不知道。
她与其他13名同志在陕西省妇女慰劳会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组织下，在西安庙后街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议。会上，负责陕西省统战工作的钱万生（音）明确告诉他们：“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到抗日前线协助友军工作，但不能暴露党员的身份，一律不准携带组织关系。”
上前线多次要求被拒绝
首批派往前线的14人，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分别来自当时的陕工大、抗大、北大、清华、西北大学等院校。他们中一些人在解放后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但也有部分人再也没有从抗日前线回来。
“名义是慰问，实际是协助抗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瑛对67年前前往抗日前线执行的任务内容仍然记忆深刻。
1938年8月底，中国军队在中条山脚下与日军的激战正酣。张瑛所在的“慰问”小组在未被告知目的地的情况下，踏上了前往抗日前线的道路。
他们由西安坐火车到洛阳，然后步行过河南淹池县致白浪渡，由此过黄河进入山西。再经过三天的行程，最后到达离中条山前线咫尺之遥的曹家庄（音），那里是中国军队第3军12师驻地。
刚到中条山时，小组并没有感觉到战争的紧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书写各种形式的抗战标语，为士兵表演节目，教授文化课程和思想先进的歌曲。上级对他们惟一的要求是，任何人不能单独外出，只能进行单线联系。
“我们穿着和前线士兵一样的军装，每个月可以领到二十多块的补贴，刚刚够买毛巾、牙刷和肥皂的。”这种一点儿也“不紧张”的生活，跟张瑛想象中的抗日工作相距悬殊，当时只有17岁的她向组长薛程（解放后为甘肃省省委书记）多次提出到最前线去的要求，但都被拒绝。
轰炸中三位战友困窑洞
1939年冬，张瑛和小组成员在到达中条山一年多以后，开始感受到战争的惨烈。
日军从中条山地区的王家河（音）方向向我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间，空气中开始弥漫硝烟的味道，隆隆的炮声从远处传来，小组的驻地也屡次遭到炮火的袭击。一天早上9点左右，张瑛所在的窑洞突然被炮火击中坍塌，她和两名战友一起被困在狭窄的空隙里。“当时我还笑出了声，立即被战友呵斥住了。”张瑛回忆说：“一直到中午都没人来救，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恐惧。”
当天下午5点，张瑛和战友终于被救了出来。为纪念这劫后余生的经历，她们还特意在窑洞的废墟前拍了一张合影。由于当时都穿的是国民党-，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被毁。“照相时，我还是笑着的。”张瑛老人说。
随着时局的变化，小组也很快接到了照料伤兵的任务。他们为伤兵擦洗伤口时，药棉曾数次中断了供应，只好用干净的棉花临时替代。在王家河驻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战俘被送来后没有人愿意照管。善良的张瑛主动给那个战俘去喂水，可对方不领情，不停地对她大喊，居然还要挣扎着起来攻击她，幸亏被在一旁的战友及时制止。
那名懂日语的战友告诉张瑛，日本战俘大喊的是“要杀了你！”
露身份战争成永恒记忆
中条山战场形势一天天恶化，小组驻地的生活条件也开始变得糟糕。因为长期饮用不卫生的水，张瑛患上了回归热（一种疾病），被队友用担架送回了西安接受治疗。
当她在1940年夏痊愈出院后发现，在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破坏，她所在的陕西省妇女慰劳会办公地点也被查封。在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寻找了十余次后，她偶然碰到了余文治（音，后为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余文治劝她立即停止活动并告之：“前天还有几名同志在这里遇害，上级指示尽快隐蔽。”
同时她得知，我党派往中条山的工作小组身份暴露，二十多名队员已经先后回撤分散。后来张瑛还获悉，和她一起前往中条山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王箴（音）在身份暴露后失踪。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失败，张瑛他们这些中共党员参与中条山抗战的历史也被人们渐渐遗忘。
后来在西安等待与组织取得联系期间，张瑛凭借战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成功掩护过数位同志逃脱国民党的迫害，他们中许多人在解放后都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担任了一些省市的领导工作。几经辗转，张瑛一直到西安解放时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吴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