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事鲜为人知，但毛泽东多次指出，处理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
1936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经研究，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
初会张学良
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张学良呷了口茶，说：“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张学良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说：“第二，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刘鼎耐心地听下去，没有插话。张学良继续说：“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样的厉害……”
始终微笑的刘鼎彬彬有礼地说：“将军所提3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张学良顺势下台阶，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刘先生的高见。”
第二天，刘鼎来到张公馆，两人相对坐下，刘鼎单刀直入地说：“将军昨天提出的3个问题，我先概要地回答。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好，请讲。”张学良做好洗耳恭听的姿态。“将军身为党国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从‘九·一八’事变起你就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东北。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怎么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党不能置之事外呀”张学良沉浸在深深的反省中。
刘鼎继续说：“中东路事件，首由东北当局挑起，继而派兵进攻苏联领土，同时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苏联红军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对将军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张学良没有申辩。
刘鼎喝了口茶，靠近张学良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围剿’红军，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将军心里有数的。”刘鼎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渔人得利。”最后，刘鼎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对眼前这位-党人的胆略和见地，张学良不由得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这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为做好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刘鼎通过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
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临潼捉拿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后，已是12日凌晨了。张学良请来刘鼎，郑重地把捕捉蒋介石的决定告诉他，要他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让刘鼎代表他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电文由刘鼎当即发往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18人于12月17日由延安启程赴西安，张学良委托刘鼎乘他的专机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发生以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宋美龄派端纳来探查、斡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杀蒋、放蒋两派的争执，张学良、杨虎城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等。这些重要情况，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既要当好代表，又要担负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艰巨、繁重的工作；既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又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电报。为协助周恩来善始善终地处理好有关事宜，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内部矛盾急剧恶化。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内一些主战派杀害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立即同刘鼎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王以哲的家属及东北军将士深受感动，从而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党和红军的误解。3月，刘鼎回到延安。
后来，毛泽东多次指出：处理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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