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其时正值收获季节。据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和延安地区文联副主席杨明春、老摄影家魏至善等同志回忆，彭老总是在视察了甘肃河西走廊等地之后来到延安的。那一天，阴云密布，气压很低。一大早，延安地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就纷纷乘车赶到机场，迎接彭老总。机场出口处附近，过往群众看到有那么多汽车和领导干部来到机场，猜想一定有大人物要来延安，也自动聚集了起来，看看热闹。人群越聚越多，不多一会儿就聚集了好几百人。现任延安摄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魏至善同志，当时因是新华社和陕西画报社的特约记者，也接到通知赶了来。但他和大多数前来欢迎的人们一样，只知道今天要来一位中央首长，并不清楚来的究竟是谁。
上午8时许，飞机在人们的企盼中缓缓降落。当彭德怀同志披着大衣出现在机舱口时，人群中响起一阵小声的议论：“彭老总！”“彭老总！”地方驻军首长上前向彭老总敬了个军礼，作了个简短的报告。彭老总还了礼，没有和正等待着他接见的党、政、军干部握手，抬眼就看到机场出口附近的普通群众，便快步走入群众之中。人群很快就把他围了起来。这可急坏了做保卫工作的那些人，他们上前不是，退后也不是。彭老总却已经安详地和靠近他身边的一些人攀谈了开来。他问他们：“姓啥？”“叫啥？”“家里几口人？”“今年庄稼收成怎样？”他们起初还互相推让着，后来都一一作了回答。有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娃儿，好不容易从人缝中挤到了彭老总身边。他蓬头垢面，穿一件又破又脏的旧棉袄，袄子的前前后后都撕裂了，露出一团团一绺绺黑乎乎的烂棉花，圆睁着崇敬而又好奇的眼睛盯着彭老总。彭老总仔细打量了这娃儿，又扫视了周围群众的穿戴，不禁蹙紧眉头，脸色也逐渐阴沉起来。足足过了了半个小时，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些群众。
乘车进城的路上，他一直很少说话。到了南关招待所，陪同他的地委书记，请他先到会议室里休息。这时，摄影记者魏至善同志，也跟着走进会议室，只见桌上摆满了高级茶点，彭老总却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望着对面山上正在收割的稀稀朗朗的庄稼沉思。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向地委书记发问道：“你说，你们那山上的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当时正是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报纸上每天都传出亩产万斤粮、双万斤粮，甚至亩产5万斤粮、10万斤粮的特大喜讯，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放了一个又一个。
这位地委书记，还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想了又想，努力把数压低，最后才小声答道：“兴许能打五六百斤吧。”
彭老总火了，大声批评道：“你们这是糊弄谁？你那个地，能给老子打上五六十斤，也就不错了。这样下去，要饿死群众的。你们谁负得了这个责任？！”
地委书记没有想到彭老总会当着摄影记者的面发火，感到很尴尬，连忙示意让魏至善出去。魏至善一大早只喝了碗面汤，就赶到机场，跑来跑去，已经饿得腿软心慌，正抓起一块糕点猛嚼猛咽，听着彭老总的话，想起延安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大饥饿情况，觉得痛快极了，解气极了。他本来还想再听下去，可碍着地委书记的情面，只得离开。
那天上午，地委书记原想请彭老总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出去参观。但是彭老总急着要到群众中走走、看看，说是当晚还要赶回西安。地委书记只好按照彭老总的意愿，通知各方面做好准备。
他们一行人来到正在大炼钢铁的延安大学。事先已经得到通知的延大校长和魏至善是老熟人，他指着一堆堆炼好的铁疙瘩，请老魏多拍几张彭老总参观的照片，以便作为学校的成绩见报。魏至善点头同意，彭老总走近铁堆旁，拾起一块铁疙瘩。魏至善慌忙对好镜头，想要拍照，彭老总的秘书却走近他身边，轻轻碰了碰他，示意他别拍。魏至善正迟疑间，只见彭老总已经用力把那块铁疙瘩扔在地上，生气地说道：“学生就要学习。炼铁疙瘩做啥？好铁都炼成废铁了。这种铁，能造飞机大炮，还是能造机-榴弹？！”彭老总的话，把陪同他参观的人全惊呆了。当时就有些人暗暗担心他返回北京后别遇到麻烦。
天色更暗，云层更低了。彭老总的脸上仿佛也布满了阴云。1948年他率领部队离开陕北后，到1958年重返延安，已经整整10年了！他没有想到，延安的街道还这么破旧。一路所见几乎和他在10年前离开延安时没有两样。他也没有想到，延安老百姓的生活还这么苦，而我们的干部非但没有下力气去改善百姓生活，还在干一些破坏国计民生的蠢事。这些想法在煎熬着他，使他心事重重，痛苦不堪。他感到有一股怒火要往外喷发，可周围都是一般群众，考虑到不能造成不好影响，他只好把火气又往下一按再按，尽量克制着自己。
下午1时多，彭老总到行署大礼堂参加延安地委召集的干部会议。彭老总威严地走上了主席台。他望了望台下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其中有些是曾经跟随他转战陕北之后留在地方工作的，韶华易逝，一晃10年，当年的娃娃，如今已长大-，成为肩挑重任的干部；还有更多的人是他不熟悉的，但看看他们的衣着打扮，也使他感到亲切。他觉得心里有许多话想同他们说，但一时间又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站在主席台上的一张桌子前，沉默了一会儿，先从那一年我解放大军炮轰金门岛的事情说起，说着说着便说到了延安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越说越激动，嗓门也越来越高，他说：“延安的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他们在战争年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我们解放了全中国。现在全国解放已经10年了，我们究竟给延安人民做了多少事情？对不对得起延安人民？你们在座的都是延安的干部，当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情，不能当官做老爷。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延安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我为延安人民做了些什么？”随着阵阵雷声，屋外终于下起了倾盆大雨。彭老总在雷雨声中，继续大声说着。说到激动处，他就用手指有力地敲击着面前的桌子。这阵阵雷声和彭老总敲击桌子的声音，都一起在参加会议的300多人的心上滚动。坐在第一排的地委常委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这次会议，彭老总只讲了20多分钟的话，就匆忙结束了。会议对彭老总的讲话做了录音。不久以后，那盘录音带也成了彭老总进行“反党活动”的罪证之一。
雷阵雨变成了蒙蒙细雨。延安地区的天气仍然很不好。下午4时许，彭老总坚持要飞往西安。延安地委和当地驻军负责同志想挽留他多住上一天，就告诉他：这样的天气，很难起飞。彭老总心急火燎地要赶回去，生气地问在机场执行军管任务的驻军负责同志：“敌人来了，飞机起飞不起飞？”接着，又用不容分辩的口气命令道：“我命令：起飞！西安不接受，就到阎良军用机场降落。”
彭老总就这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这一次，他来延安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他的一言一行，都长久地刻在延安人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