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代》周报载文称，忽视基础研究项目是中国科研发展的一大障碍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然而，增长更快的是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因而有专家提醒，西方应注意来自中国的“高科技威胁”。
如今，美国高等院校中近1/4自然和工程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了中国学生，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成后回国工作。这与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本国留学生回国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政府经常出资组织学术交流会议，以便与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保持联系；高等学府则向他们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包括教授职称、高福利、大房子以及充足的科研经费。
当然，也有西方专家对中国“高科技威胁论”持怀疑态度。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技术进口，而且其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也不高。
欧盟一位科技政策专家说，中国的科学研究过于以实际应用为导向，这是其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更乐于接受公司委托的应用性研发项目，而不注重致力于长期的基础研究项目。
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时，连农民都参与新农业技术的发明创造，而欧洲的农业技术到17、18世纪时才达到这种水平。
现在，中国再次走上了科技复兴之路：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在高温核反应堆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新突破；中国参加了欧盟的“伽利略”计划，很快将在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水稻基因研究也具世界先进水平。
以目前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恐怕只是个时间问题。
摘自6月16日德国《时代》周报，原题为“在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作者奥尔格·布卢默。
中国电视制造“明星梦”摘自韩国《民族新闻》
6个月前，23岁的韩明（音）从重庆来到北京，住在海淀区北太平庄的一间地下室里。他之所以在这里租房，是因为旁边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每天到制片厂门口向演员问好是他的必修课。他很想演戏，但至今还没有出演过一个角色，从家里带来的钱也快用光了。但他仍充满信心：“听说张艺谋导演当初学电影时因为没钱还卖过血呢，我这不算什么。”
如今，众多的中国青少年都患上了“明星梦”综合征。数万名渴望成为明星的青少年潮水般涌向电视台，层出不穷的“明星选拔”节目更是助长了这一倾向。
现任“蒙牛酸酸乳”代言人的少女歌手张含韵去年还只是四川的一名普通中学生，而现在她已经搬到了北京，所到之处照相机闪个不停。正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选拔赛使她一夜成名。
类似“超级女声”这样的明星选拔节目占据了电视台的黄金时段。CCTV的大型电视活动“梦想中国”、上海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等节目都掀起了阵阵热潮。
这些节目的摄制现场总是人山人海。仅成都赛区，报名参加“超级女声”的选手就超过了4万人，大部分是15到17岁的青少年。正规的艺术类院校也因此爆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计划招收几百人，竟有上万名考生报名。
青少年渴望成为明星的愿望促使明星和名导演纷纷开办艺术学校。但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说，这是利用青少年想当明星的愿望来赚钱。根据《时代信报》的调查，学生们在艺术学院的人均开支高达14万多元，是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的近50倍。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夏教授认为，青少年正处于冲动的年龄，缺乏自控能力，电视台针对他们制作的这些节目，无疑过度激发了青少年的“明星梦”。
摘自8月6日《民族新闻》，原题为“患上‘明星梦’综合征的中国”，作者赵重植。
‘中国在联合国显露力量’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称
分析家通常会关注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联合国也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舞台。中国在联合国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自从1971年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中国表现得越来越有信心，开始显示大国的特征。这种新的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中国过去在安理会比较被动、保守，但在过去十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表现越来越自信，在媒体面前发言也很积极。
第二，过去，中国并不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现在，中国比其他常任理事国更多地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这方面的转变十分明显。
第三，中国派往联合国总部的工作人员数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据联合国官员讲，中国以前派出人员很少，现在则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高级官员。同时，中国近年常驻联合国代表也广为人们尊敬。
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表明中国正成为良好的全球公民。对此，观察家们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新的富有侵略性政策的开端；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在联合国抵制美国的遏制政策；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真诚努力。
摘自8月1日《悉尼先驱晨报》，原题为“中国开始显现力量”，作者迈克尔·弗里拉夫、杰西卡·道森。
‘中国媒体太不重视科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朋友今年3次去杭州应聘，每次面试时都遇到“脑筋急转弯”的试题，比如：“米的妈妈是谁？”“米的爸爸是谁？”“米的外婆是谁？”答案是，米的妈妈是花，因为“花生米”；米的爸爸是蝶，因为“蝶恋花”；米的外婆是“妙笔”，因为“妙笔生花”。
招聘公司说，这类试题主要考查应聘者的应变能力。朋友则认为，“脑筋急转弯”与人才考核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不如考考应聘者的科普知识，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公众的科学素养在个人素质中所占比重过低。
前不久，一份有关中国大陆科普现状的调查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在中国，每2人中有1人迷信求签，每4人中有1人迷信星相，每50人中只有1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据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离婚数字普遍飙升，原因之一是这些离婚者都迷信今年是“寡妇年”，没有慎重考虑就抢在去年年底仓促成婚，导致分手。
今天的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充分享受着科技成果，对科学家却知之甚少。前不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去世。这位在物理学界赫赫有名的泰斗，在公众中却默默无闻。有人说，黄昆不就是那个歌星吗？还有人甚至把爱因斯坦错认为肯德基的创始人。
科学家远离公众，是因为科普工作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对科普的投入，虽然在总量上每年有所增长，但仍然捉襟见肘。中国大陆约1/3的地区，省、市、县三级财政的人均年科普经费不足0.2元。
媒体是中国公众获得科普信息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83％的民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普信息，而中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仅占节目总量的6％。今年4月18日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全球有10万人参与“物理照亮世界”光束传递活动，中国大陆也于4月19日傍晚传送激光信号。遗憾的是，如此富有科学精神的活动，竟没受到电视媒体的关注。
由于没有普遍形成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中国人的人文情怀日趋淡薄。惟有推广科普工作，科学家才能不再远离公众。
摘自8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电，原题为“‘米的妈妈’和‘黄昆是谁’”，作者江迅。
‘中国正向钢铁强国迈进’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
在中国，钢材生产过剩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带动了经济过热，又让国内钢价大幅跳水。一方面，今年前5个月，中国钢材产量依旧增长了25%；另一方面，国内对钢材的需求只不过以每年10%的增幅规律性增长。
北京钢铁部门的负责人20日颁布的文件确定了两个纲要，却体现了同一目的：对过剩生产叫停。第一个纲要是限制外商投资数额及其生产能力；第二个纲要旨在深层重组民族钢铁业。
这样，外资将不再被允许对中国钢铁公司进行控股，外资企业的产量也将被限制在每年1000万吨。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北京决定重新规划。如今不少于871家生产厂家在国内分散经营，但其中只有15家的产量超过每年500万吨。即使是作为中国钢材企业领头羊的宝钢，年产量也只有2000万吨。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将着力把钢产量集中在规模最大的10家大型国有企业上，他们将在2010年占有全国产量的50%，在2020年占有70%，而不是今天的30%。
而北京方面特别希望能从此改变粗放式的生产模式。新法规规定了钢铁生产厂家的能量消耗标准。生产1吨钢，不能消耗超过0.37吨的煤炭和超过8吨的水。中国希望这样做能改变企业“贪吃不壮”的情况。
2004年，中国2.728亿吨的钢产量使其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也许今年将突破3亿吨。中国最近几个月的努力正在使国际市场钢材价格走低的趋势得以抑制。哪怕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也会对此感到高兴。
摘自7月21日《费加罗报》，原题为“中国龙从产钢大国向产钢强国迈进”，作者居里·代斯内。
‘网络歌星冲击大陆乐坛’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
对一些中国的网络歌手来说，以前在家里练歌的努力没白费，如今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些音乐人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发布以后，引来数以百万计的网民争相下载，冲击了中国传统乐坛和音像业。
刀郎，一位来自新疆的歌手，风风火火地闯入了大陆流行乐坛。他的音乐作品民族风味十足，深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许多歌迷未见其面就已经深深地被他的歌声所吸引。环球唱片公司东南亚地区总裁许智伟（音）说：“刀郎与我们公司签约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小有名气。签约后，他成了有法律保障的职业歌手，越发大红大紫。”刀郎的首张CD售出了1000万张，这使他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通过网络火起来的还有歌曲本身。《老鼠爱大米》这首旋律简单的歌曲在华语世界迅速征服了千百万人。和刀郎一样，这首歌走红时并没有配一张歌手的照片。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网络世界的一种特殊现象。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对网络歌手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音乐制作人林子扬（音）认为，如果一个人通过一首歌在网上走红，但之后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对他感兴趣，那么他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这中间可能只需要半年的时间。
如今，环球等音乐界巨头正在积极发掘有潜力的网络歌手，把他们从小公司挖走，与之签约，并采用特殊的宣传方式对其进行包装。但其利润前景并不明朗。
摘自7月30日“亚洲新闻台”，原题为“中国网络音乐人震撼传统音像业”，作者蒋·斯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