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老家叫东沟
那一次是参加马背军刀和山蝇组织的自虐活动，爬完山顺着小径往下走的时候，领着小队伍打头阵的这两伙计忽然就停住了，松散地跟在后面的几位美眉只见他们半蹲在路边，饶有兴致地盯着什么在看，手中比比划划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一直到拉在后面的几个人都跟上来，他们还在看。我们几个也忍不住围上去凑热闹，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好玩的东东弄得他们那么兴致勃勃，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两头猪。
我也盯着那猪看了一阵子，却没看出那猪和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好生纳闷儿，问道：不就是猪吗？有啥值得那么细瞧的啊？不会是来历不凡的克隆猪吧？！旁边的阿雪就说：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猪，当然觉得稀罕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哈哈，原来他们都是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这一帮子人除了我和阿雪，就都是在滋润的北京城长大的，一个个白白净净皎皎嫩嫩，典型北京人的气质；好几个七十年代后半段儿生的，要是家里没有农村的亲戚，那猪啊羊啊的也就恐怕只在电视里见过了！他们只在电视里见过猪，和我只在电视里见过南极的企鹅一样，见到实物难免新奇兴奋了！毕竟是一群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啊。
那时候，我就想，哪天要写写爸爸的老家，一个叫东沟的村庄，在那里我耗掉了从小到大的无数个寒暑假，至今还有些七大表哥八大堂姐的亲戚生活在那里。在那样的村庄里泡大的我，当然看着看猪稀罕的人稀罕了。别说见过猪跑，养猪喂猪杀猪甚至猪生病猪下崽儿，哪有我没看够的呀。
（一）
东沟是一个七十年代初人口大约300多的小村庄。我的祖父曾经是那里的村长，据说是位儒雅善良有学问而受人尊敬的人，只是我从没有见过他，因为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于六十年代初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因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爷爷和奶奶都分别是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从朝鲜半岛来到当时还没有界定为中国国境的豆满江以西的，爷爷是在1908年，奶奶是在1920年左右。后来他们成家定居的东沟等地就历经日、俄、伪满洲统治等历史与政治的变迁，成了新中国的吉林省境内，那里的居民按照自愿原则大部分加入中国国籍，成了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少数人仍然保留着朝鲜国籍。
爷爷奶奶育有三男二女，父亲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东沟那村庄别看小，朝鲜战争的时候竟出了30多名烈士，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个儿子阵亡，有的人家上前线的儿子甚至不只一个，生还的寥寥无几。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中朝鲜族人有大约一万人，绝大部分都阵亡了。我的大伯父就牺牲于朝鲜战争，却不是以志愿军的身份，而是以朝鲜人民军的身份。
我无意评说历史与政治，却永远诅咒为了一己的贪婪与兽性而肆意发动战争、制造人间惨剧的肮脏残忍虚伪的政客与政府。古今中外有史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仅仅为了个别统治者膨胀的野心与利欲就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游戏中的冤魂？“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要对我说什么爱国主义不爱国主义的吧，除了少数高官厚禄的人借助战争而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光环外，有谁还记得那些被当作能动的武器抑或只是武器的一部分而被活活葬送了血肉之躯的大部分中层以下的官兵？历次战争中生还的人又有几人后半辈子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尤其是那些伤残者！而那些失去了亲子的家属们又有谁曾经过问过吗？！
大伯父在东沟长大，十六岁到黑龙江打工时被日本兵抓去强征入伍，送往前线的途中冒死逃跑，九死一生徒步回到了东沟。日本投降后，十七岁的大伯父考入当时的东北人民军政大学，以第二期学员的身份毕业。当时的吉林分校第二期学员约300名中绝大多数为朝鲜族，其中半数以上人毕业后受金日成政府的邀请到了朝鲜。大伯父就是这样去的朝鲜，1947年到朝鲜后进入新义州军官大学学习，毕业后就职于某炮兵部队。1950年，二十二岁的大伯父已是上尉军衔，指挥着某炮兵部队投入朝鲜战争，打响战役一个多月后与家中失去通信联络，直到战争结束音信杳无。祖父生前多方打听大伯父的下落，未果；祖父去世后，父亲继续艰苦的寻找，终于于1975年得到一纸公函，认定大伯父为阵亡烈士。
除了大伯父，祖父一家其他人的生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战争的影响。二伯父也在东沟长大，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的密山某兵工厂工作；珍宝岛战役前后，兵工厂内迁至辽宁省凌源县，二伯父一家从此定居在辽宁。父亲大学期间，226部队医院成为珍宝岛战役的后方医院，父亲响应党的号召为伤病员无偿献血，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输血后严重营养不足而患上肺结核，差一点就休了学。排行最大的大姑母则是日本侵略军的受害人，由于从小学就接受殖民地教育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对日本殖民者的穷凶极恶刻毒至今记忆犹新。
东沟整个村子都是朝鲜人，很多户人家的身世都与祖父家颇有雷同。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那村庄民风很是淳朴，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颇为艰苦，印象中那里却洋溢着和平年代的安康气息，村民们彼此相处和睦，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也没有渗透到那个角落里。父亲的亲兄弟姐妹早都离开了那个地方，奶奶也随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小时候那里的亲戚们其实是父亲的堂兄弟姐妹，他们却一直与父亲的兄弟们来往如亲兄弟。我们小孩子当然不懂得什么血缘的远近，反正去那里他们都对我们很好，也就乐得年年去玩、年年去吃一阵子难得的大米饭。
（二）
记得我们最常去的是大堂伯父家。大堂伯父虽然辈分上是我们的伯父，岁数却相当于我们的爷爷辈，对我们也像爷爷对孙子孙女“隔辈亲”似的疼爱有加。大伯家是典型的白灰墙草屋顶的朝鲜式农舍，屋檐下总有三两个燕子垒的巢，由于那燕巢往往是口儿小肚子大的半个葫芦状，我小时候就以为燕子是以那个小小的巢为通道进而钻入房顶，占据着整个三角形房顶的巨大空间。屋檐下有好几道门，直接通往各个房间，也代替了窗子兼备采光功能，不像汉族人家的房子屋与屋之间以走廊相通。冬天的时候，门的两边总会挂着编成一两米长大串儿的干红辣椒、干苞米棒子、干大蒜头、干苦姑鸟什么的，那苦姑鸟则是专门给我们这些走亲戚的孩子们留的。
到了东沟，一整个寒假就可以吃大米饭。那时候城镇里穷啊，大米是按每人每月二斤供应的，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略微多一些，普通人家有钱也没地方多买大米，何况也没钱。菜嘛大抵还是和城里一样的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却偶尔可以吃到山兔子、烤麻雀什么的荤腥，还可以经常吃到自家发的黄豆芽，平日里还有零食 — 炒黄豆，或者爆米花。不过即使没有那些花样，光是能吃到不掺粗粮的白米饭就已经很让我们觉得幸福无边了。
过年的时候，要是在东沟，当然就吃得更好了。往往会杀猪，一大家子包括左邻右舍在内，都美美地连吃好多天肉汤。在东沟，谁家杀猪都不会光自己家吃的，总要送一些给前院后院左右邻舍的人家分享，送多少当然看平日的交情，可是再少也得有个三四斤，当然不过秤了，就凭感觉割一块儿用个瓷盆儿端着就给邻居送去，送完回来还拿那个瓷盆儿端下一块儿肉送给另一户人家。杀完猪要用猪肠灌制米肠，把猪肠子清洗干净，在猪血里和上江米、配上拔蒿之类的香料灌进猪肠，再把肠用白线系上口，蒸熟了切成一小段儿一小段儿，蘸着蒜酱吃。这米肠称得上是朝鲜人的风味食品了，因为汉族人也吃灌肠，肠里面灌的却全是猪血，叫作血肠，我吃过，很腥吃不惯，感觉没有从小吃到大的米肠好吃。
年节的时候，或逢喜事花甲寿庆，自家做的豆腐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那时候农村好像家家都有一具磨盘。自家制作豆腐的全过程，我在东沟看了很多遍，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很熟悉做豆腐的工序。有时候，大人们做豆腐，我会执意要求在旁边帮忙，能做的无非是用汤勺儿舀泡好的黄豆添到磨石的漏孔里，磨盘每转一圈儿就加一勺儿黄豆。等豆子磨好了，就会先煮上一大锅豆浆，一大家子人先每人喝上一大碗香香浓浓的加了白糖的甜豆浆，那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绿色食品。
在东沟最开心的莫过于赶上谁家的婚礼或还甲大寿了。那时候亲戚也多，印象中好像每年都有人家有类似的大典。准备婚宴或寿筵是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好多亲戚们凑在一起忙乎个一两月的。婚礼和贺寿都是按照朝鲜人的传统风俗举行的，从仪式、日期、服装、彩礼到吃的用的，样样也少不得精心的筹划。直到现在，农村的婚礼仍然沿袭着传统的习俗，城里却渐渐走了样儿，变成了朝、汉、西洋三结合的大杂烩儿。我们这些孩子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只顾眼睛盯着好吃的就成了。
朝鲜人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是要分别单独享受一个宴桌的。新郎桌上的佳肴要由新娘家备齐，新娘桌上的则要新郎家配制。数典忘祖的我是记不得那么些规矩习俗繁文缛节的，我自己的婚礼也是因为嫁了个汉族而任随了婆婆公公的摆布，所以到了现在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婚礼就完全没有了成体统的知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些如今和全世界的美味佳肴一样并非只有隆重礼宴时才吃得到的特色饮食。印象中，我那些东沟的大娘大姑大姐们个个都是勤劳贤慧又擅长制作传统美食的能家好手。
打糕、月亮糕、松糕和发糕是朝鲜人传统婚寿宴上四样少不得的主食。现在满大街都卖的打糕是机器轧出来的，口感和柔韧度远远不如手工打出来的好。手工制作的打糕是要先把江米蒸成不精不糙口感适中的饭，再把那些饭放入巨大的原木做成的两边开口的槽，再拿木头制成的大圆锤打成的。男人用锤子打饭，女人就坐在槽边翻，像和面似的，以免那饭从槽开口的两头向外溢出。男人的木锤抬起的瞬间，女人的手就落到槽中翻一下；男人的木锤落下的刹那，女人的手早已缩回到了放在一边的水盆中，在水盆中蘸一下手，以免打糕太粘翻的时候把手粘住；等男人的木锤离开槽，女人的手又及时地伸入槽中。锤起手落，锤落手出，极为默契、和谐而有节奏。往往一次做很多打糕时，会有两个男人同时站在木槽的两头，用两把木锤你一下我一下地打打糕，女人的手就要掌握两把锤子都抬起的间隙，趁机去翻腾那变成打糕过程中的米饭团，三个人的配合也自成流水，从无闪失。我小时候就在旁边痴痴地看大人们做打糕，内心里总要从最初提心吊胆地担心女人的手会万一被木锤砸着、到最后总是纳闷儿那些女人的手何以那么机智灵巧，末了兀自暗暗地惊叹一番。
江米饭做成了打糕，可以在常温下十多天都不变坏。如果天冷，可以冻起来保管一整个冬天。打糕是要蘸着又细又干的红豆沙吃的，那豆沙和汉族人做豆沙包的豆沙不完全一样，主要区别在水分和糖分的多少上。豆沙包的豆沙是细腻而濡湿的，有很多的糖分；蘸打糕的豆沙却不能放太多的水和糖，那样豆沙凝成一团儿就不容易附着在打糕上；如果水放得太少，豆沙又容易干成一盘散沙状，所以那水分和糖分都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个中的道理想来和汉族人做菜讲究火候是一样的。
月亮糕是把江米粉兑上适量的水蒸成粘粘的糕状，再把那粘糕象擀刀削面皮一样捻成大大的薄皮，然后用圆形的玻璃杯口切成一个一个的圆形糕皮，最后包上配好的豆沙馅儿，轻轻地一合就成了圆润的半月形，那粘糕皮千万不能象包饺子似的使劲捏合。做月亮糕的豆沙馅儿里糖分和水分比蘸打糕的豆沙要多，和豆沙包的馅儿很接近，口感也基本一致。
松糕是用大米粉蒸出来的，是豆沙与米粉相间的三层，最上面也是撒了一层豆沙，蒸出来是和锅一样大小的一整块，用刀子竖切成一片片方型，再盛出来。做松糕的豆沙放很少的糖，水分也特别少。做松糕是先把大米粉均匀地摊开在罩帘布上，约有两公分左右厚，再一把把抓着豆沙撒上大约一公分厚的一层；再往上铺一层大米粉，然后又是一层豆沙，这样一共是三层，切出来的松糕是七八公分高的红白相间的三层方块片。蒸的过程中水汽会上腾，把豆沙和大米粉粘合在一起，吃起来口感蓬松细柔。
发糕也是用大米粉做的，其制作原理和方法与馒头相似，个头却比馒头小了许多，配料也是大米粉而不是麦面粉。先把大米粉发酵，再蒸成玻璃杯口大小的圆形，最后往做好的雪白晶莹的发糕上一一地点三五粒儿彩色的芝麻，看起来玲珑剔透、吃起来略甜微酸。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缠在奶奶或者大娘身边，看着他们往发糕上点芝麻，点好了芝麻就把发糕整整齐齐地码到一个巨大的盆里，我呢就从中挑那芝麻点得最好看的，用手一指说“要那个”，奶奶或大娘就把我要的那一个拿给我吃，吃完了我就再挑再指，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吃，一直到妈妈不知从哪儿走过来喝斥我妨碍大人干活，我极其不情愿地离开，肚子其实已经撑得圆圆的了。
所有这些糕点的制作我其实都只是在大人旁边看过一个大概，真要让我动手做，我只有逃跑的份儿。如今东沟的大伯大娘大姑们差不多都已作古，我们这一辈儿人也大多到四方各谋生路去了，生活方式一代比一代大相径庭，东沟就越来越难得一去了。吃到记忆中那些由亲戚们手工制作的雪白可人的糕点，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新郎新娘的喜桌除了这些传统的糕点外，还少不了一只烧熟的大公鸡，脖子用筷子支撑着，头颅高高地昂起。还有各种水果、菜肴，要分门别类摆上满满一个五六张长桌拼起来的大长桌，而且要往上垒个几十公分，码得越高越多越好。那些食物其实都是摆样子的，新郎新娘真正吃的是埋了鸡蛋的米饭。一对新人要合吃那碗饭，新郎则要负责以最快速度用筷子把饭里埋藏的鸡蛋找出来，大概寓意是早生贵子或者早日挖财进宝之类的吧。从喜桌上撤下来的食物据说是沾了喜气福气的，要分门别类装到各种容器里，再每样一点打成无数小包，分送给参加完婚礼离去的人，类似汉族人送参加喜筵的客人包着喜糖喜烟的红包。我们小孩子最乐得在大人们忙着撤喜桌的时候，绕在一边讨得若干水果或饼干、糖之类的零食。
老人在还甲大寿上也要享受类似的喜桌，由儿女门供奉；其规模与食品的花色和婚礼的喜桌大同小异，桌上的食品也是要分送给前来祝贺的亲朋。通常那些沾着喜气的食品不会全部都分送完，或多或少总会有剩余，那些好吃的会保存在储物间的某处一直到很长时间之后，大人们会在高兴的时候拿出来赏赐给小孩子。
我记得最得意的一次是因为和邻居家的女婿辩论得胜，大堂姐奖励了我一大捧不记得是谁的喜桌上撤下的饼干和玻璃纸包的糖。东沟都是朝鲜人，会说汉语的很少，我们这些在城镇居住的孩子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那里的乡亲们觉得很新奇。邻居的女婿是在外地上班的，也是在过年才来丈人家串门儿。有一天邻里们聚在大堂伯家里的时候，那个女婿就用汉语逗我，专门捡些吓唬人或气人的话来惹我，那时候我五岁或六岁吧，被他激得又气又急，唇枪舌剑地与他辩论，搜肠刮肚地找话反驳，和他足足呛呛了半个小时，到最后小脸儿憋得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好几转，硬挺过去了，就是没有被吓倒！总算坚持到那人告诉我其实他是在和我开玩笑。大伯一家人和乡邻们听也听不懂，只觉得有趣，看了半天热闹，最后一致夸我是坚强对敌不服输的好孩子。
（三）
东沟的回忆就是这样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还没上学的时候，去一次就能呆一两个月；上了学，就差不多不是寒假就是暑假里至少去一次，寒假去得多一些，因为夏季农忙时去了没人照管我。细想起来，在东沟呆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也就是随着大伯出入牛棚了，因为大伯那时是生产队的牛倌；或者就是看着大娘熬猪食喂猪，少有的几次是跟着当兽医的二表哥看他给猪扎针。有时也难得地连叫带闹跟着二伯家的小堂哥去滑冰撬，那些堂哥表姐们最小的也比我大六七岁，都嫌我小不愿意领我玩。偶尔坐在屋里看到远处的山路上驶过一辆罕见的机动车，就觉得那车是横空出世的怪物，呆呆地出神半天。这些与平日不同的细节对我而言都曾经是愉快的享受，以至于至今都难以忘记。
因为这些在东沟度过的日子，我虽然在城镇里长大，却觉得对农村的生活熟悉到了家。对猪牛鸡呀的生活习性，也能略知个一二。有限的对自己民族风俗与传统的知识，尤其是那些传统食品制作方法的了解，也大多来源于那个阶段的耳濡目染。和现在的孩子们说起这些，他们会把我当古董。
的的确确，像我这样的童年，对现在的孩子们或是对在京沪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而言是越来越陌生了。那些都毕竟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因为这些东沟的回忆，我的生活与思维也好像注定了属于上个世纪。也因为这些我与东沟的渊源，我这个人是注定了无论是生活在哪里、抑或是嫁了什么民族的男人，都彻头彻尾从骨子里往外从生到死是个地地道道的“高丽棒子” 。哈哈，我乐意！我就是在东沟混大的高丽棒子！
2003年2月6—8日（旧历正月初六至初八）
于大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