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浮欧罗巴
这篇游记的题目是我坐在奥地利费纳小镇旅馆的马桶上进行五谷轮回的时候想到的。
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面对我基本上还可以游刃的旅游，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被旅游彻底轻浮了一回的感觉。
行走十年，只有去九寨沟那次是和出差重庆的同事们一起跟团旅游的，这次欧洲之旅算是第二次。甚至在国内的那些或温文尔雅或附庸风雅的鸭子们的选择中，如此跟团的欧洲之行也早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路货；于是在巴黎首次登上旅游大巴的瞬间，那句搞笑的然而又是十分精确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蜂拥抢购、排队撒尿；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已经欢蹦乱跳地在我的身上宣布开“溜”了。
对于一个三个月前刚刚用了100天时间自由行走过新疆、西藏、尼泊尔并且还没有走出沾沾自喜的游走氛围的标榜老驴而言，面对如此的跟团旅游就只有将郁闷二字写在当头了。
将整个行程想破了头我才勉强找到了两个可堪自我安慰的闪光点：其一是这次行走不用我自己花钱——要知道我现在可是一个破衣烂衫的穷驴；其二是自己的私人护照上有过一次欧盟森根签证，以后再想去很多国家游走，办签证的时候都会容易一些。
之所以还要写游记，是因为这次行走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一个坚持不做鸭子的驴子是如何用驴眼翻译这一次的鸭行。末了这头耷拉着耳朵的驴子还想告诉那些坚执自助游的驴子们：除非自己一分钱不用掏，否则驴行鸭步绝对是一件苦不堪言的轻浮事件。——喜欢旅游的人感觉被旅游轻浮，惨哪！
还有我们中国人在外的不少行径也让我感觉很有点如鲠在喉——当然这不是我“不吐不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即使我这个无名小卒“吐”了，也没法“快”起来。一句话：经济的局部腾飞兴许一两代人就可以实现，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可就不是一日可解之寒了。
1，驴行鸭步的由来
12月31号，我刚刚给一个美女发出一封勾引性电子邮件：邮件中我写了三个地方——西藏拉萨、东北雪乡、越南，告诉她她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并且由我负责做全陪服务。
美女还在左右权衡的当口，公司后勤部老愚就打来电话，要我回公司找他一趟。声音十分低沉——后勤部的人说话都这调调儿，非要让你紧张一下才好。
天，老愚管考勤。我上班两个月，八点半该到岗的规矩我一次也没有做到——最早到公司的一次也是九点十分。估计这厮忍无可忍是要修理我一把了。
回公司。
老愚把我叫进小会议室，还顺手关上门。我的脑袋开始飞速地旋转：我该说谎还是低头认罪？
老愚开门见山：春节公司决定派你去欧洲一趟，主要是德国。你自己没什么其他安排吧？
我慌忙回答：没有安排，没有安排。
老愚分给我一支烟，我再给他先点上，然后老愚吐了个浑圆的烟圈后开始给我上课：你也知道，公司今年的任务特别重，大伙都忙了一年；可也不能都安排去欧洲。你才加入公司两个月，老总安排你去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看好你，让你至少安心在这里工作两年。——你不会再有一下子消失三个月的旅游计划了吧？
我点头，做诚惶诚恐状。——怎么他妈的谁都知道我爱到处乱跑且不惜付出辞职的代价呀！
老愚继续：你一会儿最好去找找老总，也表达一下你的感想。
我很辛苦地忍住笑，继续做诚惶诚恐状。
那意思是说我应该跑过去对老总拼命地感激涕零一把，然后再挥挥胳膊喊几句诸如“甘做牛马”、“任劳任怨”、“即使天天加班也在所不惜”之类的革命口号吧？
老愚一挥手，颇有点毛爷爷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风范：就这事，二号交护照。
我开门告辞的时候，老愚补了一句：你没有家属吧？
愣住了。难道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没有，没有。
知道了。没事儿了。——老愚点点头。
然后我想，老愚干吗问我有没有家属呢？
同去欧洲的公司销售总监阿北告诉我：因为去欧洲可以带家属呀！只不过家属自己掏钱罢了。
我没家属。
我也没有去找老总喊口号。在哪儿工作我都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用不着使用频繁蛙鸣的手段突兀自己。只不过实习生在还没有实习结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去德国看看，我自然还是很愿意将我的虚荣心稍稍自我满足一下下的。
一个星期后行走的路线清单拿到手我立马就傻眼了：11天行走7个国家，德国只有一天而已。绝对的走马观花，绝对的鸭行。
我马上就听到了那句顺口溜得意洋洋的奸笑——它奸笑是因为它终于有机会在我身上也开“溜”一把了。
2，小辫、400度胶卷与三角架
2003，01，31 北京、巴黎
1月27号下午，一个朝鲜族的女发型师无限惋惜地对我嗲声嗲气地说：小蟀哥呀，我这一剪子下去，你可就再也扎不成小辫了。
剪！
那根狼尾巴已经在我的后脑勺上旗帜鲜明地晃荡了33个月。某一天在恍惚中我曾煞有介事地宣称：到我终于名粪有花的那一天，我将剪去长发。
没曾想一句戏言就变成了关于长发的一句坚忍不“拔”的口号。
口号原本就是如此轻易就可以被制造出来的。比如在那个口号满天飞的文革时代；再比如现在，中国依旧是一个在街头上、马路边、工地上等等可见的公共地盘上充斥着最多鲜红口号的国家。
所以关于长发我一不留神制造出一句狗屁不通的口号也是很正常的。
那个日子很好记，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个简单的电话号码：114。
1月14号，一朵柔如利刃的鲜花终于大张旗鼓地在我空旷已久的胸膛中生根了。我曾经固执地认定那是我的一块最难以穿凿的灿烂空间，却在一瞬间被她顽皮而固执的微笑轻易地透叠。
于是，我欢天喜地地一头扎进发廊，干净利索地剪去了我的狼尾巴。
剪短长发和下一步的做旅行鸭子原本是毫无关系的，结果却总还算有点勾肩搭背的联系。
我去旅行社换欧元。旅行社的小姐说：你就是护照上那个长头发的搞艺术的家伙呀？
我答：长头发和搞艺术不是一码事儿，很多乞丐的长发比那些搞艺术的人的长发更不规律也更艺术。
反正我们都觉得挺好看的，你怎么就给剪掉了？多可惜呀！
我靠！你们又不是我女朋友。——这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如此粗鲁；我还是一脸微笑：烦了，剪了。
逃出旅行社众佳丽和众不佳丽的眼光，逃到设计公司。
设计公司的老总盯着我光秃秃的后脑勺说：怎么给剪了？没长发做设计就不唬人了！
我勃然大怒地对他吼：少废话，拿钱来！
我一边装钱一边暗自忿怒：他妈的老子是用设计作品而不是用狼尾巴来唬人的！
坐在北京机场候机的时候，同去欧洲的我在公司的死党阿城说：我跟我老婆说你剪掉长发了，我老婆郁闷地说，那我就不知道非一郎长头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儿了。
我还没有吱声导游就凑过来说：你要是头发再长一点的话，就和我们公司的一个经理长的一模一样了。
我郁闷的简直就想要去巴黎剪个秃瓢儿！
整个团队有45人，这就注定着将来的行动必然是拖沓絮叨的老太太级。同事加上同事的家属一共七个人，坐在北京机场互相通报各自携带的胶卷数目。
阿北骄傲地宣布：小弟我带了20卷400度柯达！
我问：你什么相机？
阿北继续得意：宾得！
他老婆阿丁及时地补充：宾得傻瓜！
我继续问：你带三角架和快门线了吗？
阿北一脸茫然：带三角架干吗？快门线是个嘛玩意儿？
众人晕倒。
400度多用于光线阴暗的室内或者拍摄夜景，阳光下拍摄就多少有些不太合适了；而前者一般都要配合三角架和快门线才可以保证摄影质量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给阿北上课，九嘴十舌地恶贬阿北的400度。
“没有三角架你带什么400度呀？”
阿北解释：我去冲洗店看见有100度、200度、400度的胶卷，我想400度是200度的2倍，肯定很牛X吧！价钱却比200度的还低；我就全买了400度。我靠我还以为我占大便宜了呢！
此高论遭到了众人的集体讥笑。
老愚说400度的胶卷在阳光下拍摄人像效果不理想，且经不起放大；结果阿丁就忍不住对阿北怒吼起来：叫你买100度的你不听！叫你买100度的你不听！——阿丁也够离谱的，她居然还来自摄影世家。
阿北方寸大乱，慌忙跑到免税店买了10个柯达200。
我阴不死阳不活地对阿北说：欧罗巴游记的第一集就叫《阿北的柯达400》。
阿北异常郁闷，恶狠狠地说：难保欧洲不是天天下雨！
飞机飞过大西伯利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俄罗斯现在正流行的一首歌，名叫《要爱就爱象普京那样的男人》，很想听听。
果然巴黎的天一片阴霾，阿北得意非凡地变成了成功人士：兄弟的柯达400何等的英明呀！
到达巴黎出机场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多。为了赶时间一上大巴我们就直奔艾菲尔铁塔！——可想而知跟团旅游是多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一件事啊！
到达艾菲尔铁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艾菲尔铁塔在暖色夜景灯光的照耀下红彤彤的象是刚出炉的一大堆灼热的型钢。
非一郎得意洋洋地从行李箱中取出三角架，准备好好地扮演一次伪专业摄影师。
慢条斯理地支好三角架，慢条斯理地取出相机，慢条斯理地插上快门线，忽然发现相机没地方固定了！——天啦，三角架上的相机托台碎了，三角架的旋转脖子也被摔断了！
怎么就这么没记性呢！去西藏的时候，同伴的三角架因为放在行李箱中托运结果也是被如此肢解了，同样的情景如今又被我复习了一遍！
我在艾菲尔铁塔下一声惨叫！
阿北和阿北的老婆阿丁马上幸灾乐祸起来：让你丫说我们家的柯达400！活该！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给非一郎上课，九嘴十舌地恶贬非一郎弱智地将三角架放置在行李箱中托运，十一嘴十二舌地认定这件事情比阿北的20卷柯达400还要弱智400倍。
看见我望着眼前那一大堆灼热的型钢捶胸顿足，大家最终认定第一天的主要议题并非是阿北的柯达400，反而是伪专业人士非一郎那倒霉的三角架！
登上铁塔鸟瞰灯火通明的整个巴黎老城，我郁闷的简直就想和我那台没有三角架的相机一起做一次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面对眼前的绝色夜景而不得拍，我绝望地使劲跺踩着脚下的铁塔。——我停止跺踩的原因也并非是害怕铁塔上的警察会跑过来修理我，主要是我害怕如此的力度会将铁塔跺下去10个厘米。
老天爷很同情我这个伪专业人士，于是在艾菲尔铁塔上我得到了绝美的一幕风景：脚下是灯火阑珊美仑美奂的巴黎老城，漫天的大雪协着大风狂裹着整个铁塔；面对大雪站立着一个瑟瑟发抖的非一郎，象葛郎台数自己的金币一样一遍遍地罗嗦着：三角架、三角架、三角架……
吃晚饭的时候我才想起来现在是大年夜。这已经是我第四个不在家过年的大年夜了。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从他们所干的第一件事就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国籍：如果两个人傻呵呵地一直面对面地站着等第三个人跑过来给他们互相介绍，那肯定是英国人；如果两个人第一时间去组建一支乐队，那就来自拉丁美洲；如果两个人第一时间开了一家饭馆，那就绝对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餐馆保证我们都可以在大年夜的晚餐上吃上一顿饺子。
3，对建筑的一点胡思乱想
2003，01，31 巴黎
大巴驶进巴黎老城的时候，车上就有人一边左顾右盼一边不屑一顾地直嚷嚷：什么什么呀，这巴黎跟北京简直没法比，实在是太不现代了。
真不知道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大国自信”，还是应该归结到“无知者无畏”。
我不否认北京是个很现代的国际化大都市，甚至华丽而大气；但北京的现代有很多时候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古城，让胡言乱语的所谓现代给撕扯的七零八落。二环以内慢慢地几乎再也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老四合院建筑群；从一个沉着的灰色胡同的宁静中走出来，马上就是喧闹的车水马龙。只剩下一个紫禁城，面对着周围慢慢兴建的高楼，徒劳地以高墙作遮挡，哀怨地变成一个绝美的孤独。
如果“现代”要付出的代价一味是将古典粗暴地践踏的一塌糊涂，那么这样先天就蕴含着破坏味道的“现代”岂不是很让人痛心？
巴黎是新区老区分建的：新区我原来去过，新建筑无论从创意、造型、空间、建材等方面都比北京现代；老区是巴黎人坚决不愿改变的地方——不管是老建筑、老建筑所形成的古旧空间、古旧氛围、还是老区固守的某种生活方式。法国人把老区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划归为文物，规定只可以内部整饬装修，不可以改变外部造型。因此，如果你非要拿日新月异（既然完美的古典已经被我们败坏的一干二净了，我们就只好日新月异。）的北京和巴黎老区对比现代，那么50年以后100年以后你仍然可以如此嚷嚷：什么什么呀，这巴黎跟北京简直没法比，实在是太不现代了。
老区的建筑形式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多都是传统的巴洛克式；也有一些较腐朽的罗可可式、哥特式。前段时间在中国被建筑师们抄袭的无以复加的KPF建筑形式，在欧式建筑上都可以直接找到支撑性渊源；因此KPF建筑设计所其实是在做民居：他们只不过是将欧式古建筑一整套经典的造型比例关系、构成关系以及端庄的尺度感抽取出来，用现代的建材、简洁的符号加以翻译，结果KPF创造出来的建筑形式风靡全球。
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拼命模仿KPF建筑形式的中国建筑师所做的事情就是盲目追随着被过滤过一道的欧式民居构筑形式拼命地奔跑。
这是个可悲的现象：中国有那么丰富灿烂的民居文化，却鲜有建筑师去潜心研究；反而努力地去品尝被欧洲民居嚼剩的馒头。
SOM设计事务所目前在中国非常走红。他们的作品包括香港会展中心、上海金贸大厦、北京长安街上的中国工商总行等等。前不久我去看过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很不错的新方案（就是北京SOHO现代城对面的金地大厦），SOM在主楼的配置上成功引进了中国古代百宝箱的概念。
我站在这个方案的模型面前思潮翻滚，老实说当时就有一股子怅然若失的凉气从眼眶中深深地刺进体腔。
既然SOM现在比KPF时髦，所以现在我们的建筑师就马上抛弃KPF，转而拼命地跟着SOM跑；他们把SOM设计作品中的现代符号翻过来掉过去地用到快要烂大街的地步。殊不知SOM的建筑师们已经开始思索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中国新建筑的契合点了。
这是个更加可悲的现象：我们拼命学西方的时髦手法，老祖宗的好东西扔给洋鬼子们学，等他们学好了我们再去学他们！
学建筑的人都知道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隶铭，他设计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东馆、还有明天我们将去参观的卢浮宫金字塔。学建筑的人也都知道贝隶铭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欧洲建筑师的空间构置手法师从日本；日本建筑师的空间构置手法师从中国。——现在好了，加上一句就可以变成一个十分搞笑的连环套：中国建筑师的空间构置手法再师从欧洲。
再综合很多社会现象来看：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何等浮躁的一个社会空间啊！
（它奶奶的，像这种“啊！”句式我记得自己只在小时候写命题作文的时候才用过，今儿个又开始用了啊！并且用的时候我非常之郁闷啊！估计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看见了会是多么的欣慰啊！同学们请一定相信我非一郎这一回终于返朴归真了啊啊！）
搞这么严肃确实有点臭屁，还是说点轻松的啊！（错了错了，是“说点轻松的吧！”）
如果你留心过，会发现很多欧洲老建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每一层的窗子都不一样，但却并没有逾越出大的统一比例关系。（没注意？下次看看吧！）
如果你和我车上的那些家伙们一样喜欢提问，兴许一样会问：为什么巴黎老建筑的屋顶有很多是绿了吧叽的？
因为法国人喜欢用铁皮这种建材打造定型的或弧线的屋顶。铁皮生锈了会是暗红色的，年代再久点干脆会变成黑色。至于“绿了吧叽”的屋顶，那是因为用了铜皮，年代久了，表层上氧化锈积了一层铜绿而已。
我没有回答他们是因为绿了就绿了，干吗还要“吧叽”？
4，赶时髦过个中国春节
2003，02，01 巴黎
早上大巴经过巴黎市政厅的时候，看见市政厅前广场上停着一艘喜气洋洋的龙船；龙船上挂着龙旗；广场四周的路灯上也挂满了中国式的红灯笼。
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日趋大同的世界：虽然春节联欢晚会依旧持之以恒地垂死挣扎——十几年叠加起来它可比非一郎的裹脚布还要臭还要长——但中国人的传统新年却依旧避免不了越过越淡的感觉；反而是与我们八杆子都打不到一撇的圣诞节越过越红火。反过来，浪漫的法国人开始把过中国人的春节当作时髦，于是昨夜巴黎的很多餐馆和娱乐场所都被赶着过中国春节的法国人塞满了。
当然你也可以挺起胸膛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中国的经济腾飞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所以中国的那个被叫做“年”的神仙就终于可以直直腰杆儿和耶稣同志叫叫板了。
（我们习惯将类似的一鳞半爪的状况夸大为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却对我们一次又一次自我败坏形象的事情熟视无睹。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行程中屡屡让我的脸蛋红了又黑，黑了又红。）
（接下来我们开始十分鸭子般地走马观花，因此一郎的这次游记就渐渐地鲜有对目的地的描述了。我只能记载一些我们自己干的让我的脸蛋很容易升温的事情。）
卢浮宫。导游的解说词也非常善于投怀送抱：来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应该很自豪，因为卢浮宫的扩建工程是由华裔建筑大师贝隶铭主持设计的。
也不怪他，如果加上一句：贝隶铭可是美国国籍呀！或者反问一句：怎么不是一个中国本土的那些所谓的建筑大师来设计的呢？——岂不是扫兴到了姥姥家？
再或者，假如你看到卢浮宫里面陈列着从旧中国掠夺而来的重要文物时，你还自豪的起来吗？
一个清醒的民族，是不应该欣欣然摇头摆尾地被这些浮在表层上的解说词弄到云里雾里。
今个儿也怪，原来允许拍摄的维纳斯雕像、自由女神雕像（只要不用三角架）今天都不许拍照了。虽然博物馆在这几个重要参观点都派驻了劝止游人拍摄的工作人员，也依旧不能阻止中国人此起彼伏的闪光灯。维纳斯雕像前的法国老人在无数个闪光灯前奔走呼号、气喘吁吁也依旧无济于事。我要是他老人家，再看到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来参观卢浮宫就索性先拿块黑布将雕塑统统蒙严实了才算识相的上上之策——他太低估中国人对于规则漠然无知的麻木深度了，他太低估中国人无视规则的巨大勇气了。
大学时在教科书上无数次看过的世界名画的原作活生生地挂在我的面前，我原本以为我会很惊讶很亢奋，结果我没亢奋，倒是很惊讶：我惊讶的是我居然一点都不亢奋！
只有一个小时就打发掉的卢浮宫，我还怎么亢奋？那地方不闷上一两个月你就敢说你参观过卢浮宫？
巴黎开始下大雪。继续走马凡尔赛宫。
一个小时就走完的凡尔赛宫我要是还敢再写点什么的话估计就有人敢蹦出来用老大耳刮子抽我了：抽你个路易十七八九先！
实际上路易到十六就没有继续路易下去了（后来波旁王朝复辟的暂且不算），倒是返回大巴的时候同行之中的一句山东腔让我简直晕倒了路易一百九十八，这位仁兄用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的语气如此断言：那个路易十四绝对是他妈的同性恋，你没看见没？那家伙居然穿着红色的高跟鞋！
后来得知，此君乃一方行长。
走马巴黎圣母院。室内的玻璃窗花再一次勾起了我的绝望之情：我的三角架！没有三角架我根本拍不出来那一块块色彩的神妙组合。
我坚信我的绝望同美丽的艾丝米拉达遭遇到爱情遗弃时候的绝望一样真切。我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去买一个三角架。
雪花飘飘。没有阳光，巴黎圣母院繁复美丽的正立面很难拍好。
在巴黎圣母院门口伸手乞讨的乞丐，头上扣着宽大的毡布帽子，细瘦的脸庞整个深深地陷入帽檐之中，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指环王》中的黑骑士。当他佝偻着腰伸出鸡爪一般枯瘦的手时，倒象足了卡西莫多。
导游带我们去LAFAYETTE百货公司购物，根据法语读音中文翻译为“老佛爷”。
“老佛爷”百货公司整个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气氛：室外悬挂着一张张宣传彩画——一个法国美女抱着一个中国卡通龙，喜笑颜开地站在一个中国京剧大花脸前面；室内中庭则垂挂着数不清的红色灯笼。如果将售货员的鼻子铲铲平、眼白涂涂白、瞳孔抹抹黑的话，简直就是在北京逛大商场。
我直奔五楼的文化用品，终于象进步青年看见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一样无比兴奋地发现了三角架。但是紧接着我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款最便宜的最细胳膊细腿的在中国顶多卖100块的三角架居然标价120欧元！
难怪走了一天我都没有看见摄影器材店，我算看出来了，敢情这个摄影在法国算是项奢侈运动了！一个破架子居然敢卖1000多块人民币！
我决定不为欧元的升值提供任何援助，于是我放好钱包，一边大骂“法烂稀没有三角架”一边无比怀念国内的商品批发市场一边悻悻然地逃出“老佛爷”。
晚上一帮人去看红磨坊，又是一个120欧元。120欧元就让我看看无上装我觉得严重不值，于是我借了一台三角架，和同事们一起逛夜巴黎。
同事们走了30分钟就不干了，他们在离卢浮宫、协和广场还有五分钟路的时候宣布再也不走了，他们一头扎进路边的一家酒吧。
只有阿北的老婆阿丁不怎么怕走路，她和我一起跑去看卢浮宫、协和广场的夜景。
从协和广场向凯旋门的方向看过去，整个香榭里舍大街非常美丽，非常美丽……
是夜，为了找到两辆出租车带我们回宾馆可谓上窜下跳、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招法用尽；花了近三个小时才将此事摆平。
同事们都由衷地感觉到通过巴黎打车事件算是给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深情地怀念起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即使是在凌晨时分，在大街上忽悠一招手，马上就会有若干辆物不美但价廉的夏利出租车争先恐后地奔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