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曾经在基辅一家蛋糕店里打工。那家蛋糕店叫“天天饼屋”，位置是市中心的地下美食城。周围还有几十家店。从阿拉伯餐厅到31号冰淇淋店，从土耳其烤肉到披萨，应有尽有。我们的老板是个中国女人，东北人，精明泼辣得很。40多岁，却找了个20多岁的老公。据说她是“基辅十大女强人之一”。我们这家店只是她众多餐厅中的一间。
我的工作是店面经理，上晚班。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半。工作轻闲得很，可以每天夹本书去，坐在那里看，监督一下店员让她们不要偷懒，偶尔有漂亮MM来买东西就上去搭讪一下，晚上把帐结清了把钱带回去给老板。说白了就是个监工。
我手下有两个女孩子，一个俄罗斯女孩叫娜塔莎，一个越南女孩叫阿英（音）。都是大学生，在那里打工。她们的工作可就不像我啦，从上午九点一直要上到晚上，售货员，打款员，清洁工都得一肩挑，还要给供货商打电话订货，磨咖啡豆，做刨冰，摆蛋糕……隔壁麦当劳的店面和我们差不多大，人家有十几个人在忙。我常跟老板说可以多请几个人，她也答应，但是直到我离开，店里一直是我们三个人。
我刚上班的时候，摆足了新官上任的架子。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挂着工作牌，往那一坐，她们动作稍微慢一点我就批评她们。瘾还没有过足，我发现我坐不住。有时候她们要给奶昔机加奶，俩女孩都不足一米六，奶昔机比她们还高一个头。有时候要给扎啤机换气罐，一个罐子50公斤，俩人一起拖都还脱不动。这种时候我往往不会坐视不理。但也许是我原先的态度吓坏了她们，她们诚惶诚恐……
后来，我慢慢发现了老板赚钱的窍门。蛋糕都是她自己的加工厂做的，做的过程不说也罢。每天卖不完的蛋糕她让我们摆在橱窗里，用个脏兮兮的塑料袋盖着，第二天要先卖头天剩下的。一个没有我拳头大的小蛋糕，上面放点果冻，加几片烂樱桃草莓，就要卖3美金一块。那些用色素染成的椰蓉是不可或缺的原料，每次都是我帮她买的，几毛钱一袋的东西，洒在蛋糕上，那就又是2美金。我们用的咖啡豆都是最便宜的烂货，但外面却摆着JACOB和NESCAFE的大牌子。啤酒机和可乐机里面都是掺了水的……这样的事，随着我工作时间的增加，了解得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也站在柜台前，当我笑脸迎人卖出了东西之后，心里总有深深的负罪感。
我们三个人是没有工作餐的（就算是有，我也决不会吃……），吃饭全是自己解决。我以来不缺钱，二来工资还比较高，一天有十美金。所以我要是饿了，一般就道周围的那些店里去吃，一个月下来，那些店都被我吃遍了。而她们俩一个月工资才八十美金，她们都自己带饭。娜塔莎带几个自己做的三明治，几片面包加香肠或者奶酪。阿英喜欢带那种越南产的方便面。我的奢侈和她们的寒酸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候我过意不去，会自己掏钱给她们一人买一个汉堡，她们总是坚决不要，我说反正我也买了，你们不吃就是浪费。有时候如果她们不小心把蛋糕压瘪了，卖不了，我也会自己掏钱买下来送给她们吃。当然，老板说了，我自己买的价钱当然不会像卖给别人那么离谱。这样的次数多了，我们彼此不像防贼了，慢慢的，了解越来越深。
阿英来自越南海防，是公派留学生。假期为了省钱，没有回国，出来打工赚些生活费。她梳着小辫子，皮肤黑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有一次我逗她玩，对她大喊了一声：“拉汗！”（越南语“缴枪不杀”）。她却呆住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腿部中弹，不能再劳动，全靠母亲一人供她上了大学，而她又争气的考上了公派留学生。我的手机就放在柜台上，阿英没事就看上两眼，我以为有什么好看的呢，原来那上面有世界时钟，北京和河内是一个时区。她很想念她的家人，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想想。每次看见了时间，她总会一个人笑，她笑起来很好看。在她妈妈生日的那天，我送了她一张IP卡（我们老板还兼做IP卡的生意，每卖一张十美金的卡，我可以提成二美金）。我告诉阿英，我卖得多，这张是不要钱的，那时，她很激动，看得出来她很感激我。我却想到了我自己，我的父母每次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我都不愿意讲多哪怕一分钟……。
有时候，客人不是太多的时候，我和娜塔莎会出去抽根烟，每次还是她帮我点火。她长得很漂亮，典型的东欧美女，虽然个子不高，身材却不错、她是基大的学生，当年本科已经毕业了，拿的是红本（每门考试5分就可以拿红本），但是还准备继续读大五的。她不是基辅人，和男朋友一起租房子，假期也不回家，而在这里打工。
在我们小小的店面里，老板和雇员完全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我是夹缝中的人，如果我要维护老板的利益，那就意味着我要一刻不放松的保持她们高强度的劳动。如果我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障让她们轻松一点，那就意味着今天的活干不完，营业额上不去。她们和老板关系紧张，经常被骂，我只能是从中斡旋，左右为难。也许，我压根不是做生意的料，我学不会那种种技俩，我也不是管人的料，我心底总藏着恻隐之心。
在我的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娜塔莎带着高烧来上班，糊里糊涂的打款，结果弄错了不少。清点时，打款机里的钱整整比帐面上少了400多块。老板是不会听任何解释的，她只相信机器。按规定，少了钱就得她们俩陪，从工资里扣，那可是她们半个月的薪水啊！
赶巧这天关门时，老板心血来潮跑来查店，顺便收钱。她俩忐忑不安站在那里，等待着暴风雨的降临。老板点完钱，吼了一句：“这旮旯怎么少了400多啊！！！”这时，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走上去说：“是我拿了，我今天买了双鞋，但身上只有美金了，所以先在那里拿了一点，”说完，从钱包里掏出80美金给了老板，老板将信将疑看了我一眼，拿了钱，走了。我什么也没说，拿上包走了，走时在她俩肩膀上一人拍了一下！
对于我来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发现有些用钱换不回来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懂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做，有些事情一定不能做！
在我在那里工作的最后一天，我没有打领带，也没有挂牌牌。我告诉她们我明天就不会来上班了。她们让我坐在那里看着她们特别卖力的忙碌，到十点时，营业额就差不多了。她们就打烊，要请我在旁边的法国快餐店吃饭，我没有拒绝，我知道这是我尊重她们的最好方式。娜塔莎送给了我一个杯子，杯子上面印这我的俄文名沙萨。阿英则送给了我一个用子弹刻成的项链，这是她父亲送给她的。
最后我和她们一一拥抱，道别。娜塔莎还吻了我一下。后来的日子，我很长时间没去过那里，我在种种丑陋的人做的丑陋的事中间继续自己无奈的生活。在我回国之前，我特意去看了看，那里已经物是人非了……我在椅子上坐着，点了一杯咖啡，想着这两个女孩子，泪水慢慢模糊了我的眼睛，依稀的泪光里，我看见了俩个女孩卖力的在柜台边工作，一个打领带的年轻人翘着二郎腿坐在后面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