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次走进谏草堂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听口音是本地人的中年妇女嚷开了：“有什么好看啊？快走！快走！”虽然心虚，百忙中还是用闪光灯拍了一张室内屋面。
出来后，小不服气，又拍了一张外面梁枋上的彩画，跟谏草亭的彩画相似。
这座一代忠烈曾经的居所，其后日益被士大夫们敬慕，经常在此集会议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公车上书”。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康有为、梁启超等十八省千余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在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的万言表上签名。并由康、梁二人带领，与其他千余市民前往“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辆赴京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因此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近年虽有学者对“公车上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康、梁等举人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在达智桥胡同，杨椒山祠山门东北侧，有一座院门规模比较大，更早引起我的注意，直觉是个大宅门。
后来果然在宣南文化博物馆果然看到了它的图片，再次翻拍。这里名为“嵩云草堂”，即河南会馆，也是“公车上书”的举人的一个聚集地，河南会馆后来成为维新派的一个议事处。
最后说一下达智桥胡同。这里最早叫“鞑子桥”，北京但凡是路名带有桥的，原来就一定是座桥，鞑子桥也的确是城南的水沟上的一座小桥。鞑子是旧时对蒙古人的蔑称，此地附近现在还叫校场口，相传以前是蒙古军队驻扎练兵的校场，这座小桥因此得名。到了清代，为了避开“鞑子”的贬义，谐音雅化为“炸子桥”。到了民国，再次雅化为“达智桥”。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最终称为“达智桥胡同”。
上图为达智桥胡同往西的校场大六条的一个宅门，这里离宣武门天主堂（南堂）不远，门头倒有几分学南堂的样，不知道会不会是神职人员或教徒的住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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