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季节里，和同事一起赴绍兴游玩了两天。虽然生长于沪上，但我的祖籍正是绍兴辖下的上虞，所以这次旅行对我而言总有些别样的意味。自来一直有近乡情怯的说法，临近故里之际的确也生出了不少的感怀。一个人地理上的故乡是便于确立的，而一个人精神上的归依却是难以寻得的。
我们来到的第一个景点便是柯岩。柯岩环山绕水，仿佛是江南景色的一个缩影。你说不出他的山石比哪处更陡峭，也辨不清他的湖水比哪处更清洌：吴越的风光就是这么隽妙，在不动声色间便显出了他的韵致。就像那方缩影了柯岩精髓的云骨石一样，纵然是古人采石所遗留下的余料，也能斧凿的如斯清奇。
回溯先秦，其实吴越并非是今人眼中的绮丽之地：三千越甲可吞吴，当年的越中正是勾践的卧薪尝胆之处、报仇雪耻之乡。为什么演变至今，竟消逝了锋芒，变得沉静悠远了起来。兴于忧患、静于安宁，也许长久的繁荣慢慢磨移了越地的霸气。然而，在风光旖旎的山水之间，这块云骨仍然伫立在这里。想到许多越中名士，无论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右军，还是茶淫谲虐、书蠹诗魔的陶庵，他们就像这奇石一样，有着优雅的外表和卓绝的个性。不禁想到，自古以来的士子虽然长期浸润在儒家礼教的熏染下，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个性与自我的追求。也许这种独立而悠扬的姿态，就是中国士子一直所追求的风骨与品格吧。灿灿诗经、煌煌周易，其中的真旨便是对雅正与致中的推崇。而今天的我们，面对巨大的社会责任和空前的时代使命，又该追求怎样的一份骨格呢。数千年来，我们接受的点染和摩棱已经太多太多。在这个新的时代，难道我们仍然只是抱守苟且的态度和因循的精神，专注于个人的荣辱和小众的偏安吗。站在云骨下，看着阳光照射在壁仞之上，将石柏虬枝映衬得更加雄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像这方云骨一样，具备直冲霄汉的气魄呢。
然而，柯岩所拥有的不止是这块曾让米芾癫狂的石头。越行深处，便越领略到其中的韵味。但见左首的河岸上长柳轻拂，沿着鉴湖一路逶迤下来；而另一边负势的山崖则在蔓草边争相轩邈。走着走着，就踱到了镜水湾景区里一个外方内圆的广场上。在这里，竖立着雕有世尊、老子和孔子塑像的三根汉白玉柱。柱边有喷涌、漫流、漏滴而出的各态水形，通过凿出的细渠流向“汇源池”。这一景观被称为三聚同源，象征着释道儒三教的结合。
这三家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互相交融却各有迥异。西人一直误以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统一信仰的民族，只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始终是一个开放式的多元框架。其实一个民族的信仰，又岂能以是否皈依于一门宗教来简单衡量呢。世界不停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未来必将进入到一个物质极端丰富和行动高度自由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也许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的国王。而伊甸园一旦向所有人开启，极可能引来物欲横流和价值失衡。就像现在的有些人一样，物质越满足精神反而越空虚。如果整个人类都陷入到欲望的漩涡中，那么恐怕只能面临与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的结局了。而能与物欲相抗衡，使我们避免陷入歧途的倚靠也许只能是我们内心坚定的信仰了。从古到今，无数先贤都在探索着人类的信仰与终极真理。我想，世界的变换一如眼前的流水，只要生命不息，我们的认识亦将不断递进。也许昨天的真理，就会变成今天的迷信。天若有情天亦老，每当我们以为人类将无限接近于永恒的时候，总会引来上苍一次又一次的哂笑。但浅薄如我者，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心中存着对信仰的追求与坚守，那么我们终能突破这巨大的虚空。人类发展了数千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至今仍在以公元前凝结的智慧成果作为文化的源流。但是随着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各种思想和信仰始终处在不停的整合之中。让全世界的信仰体系从单极走向多元应该正是这个时代的职责与使命所在。这样的信仰共存，仿佛先秦的百家争鸣和古希腊的雅典时代一样，也许更能催发出新的黄金时代。如同眼前的石柱一般，没有信仰支撑的人格纵然坚固也只是云泥有垠，而没有人格护持的信仰即使高耸也难以八风不动。只有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品格才能臻于自足和凝固。
伴着这些思绪，和同事们漫步长堤、游览石桥，一路踟蹰到码头，开始登舟向鲁镇慢溯。都说春色撩人，而我却更喜秋景。在静谧的湖面上，听着缓缓的水声，远处的桂花香若有若无的飘来。忽然觉得此刻是如此的静好，如同浅酌着一杯微温的绍酒，又仿佛是沉浸在一个幽香的梦里。顺着潋滟的波光，我的思绪又荡涤了开来。不知道谢安从东山去建康的路上，有没有在这里遇见过尽兴而返的王子猷。而王叔文被贬渝州的途中，是不是也在此感喟过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在绍兴，就能孕育出成群的性情中人呢。也许，和富贵温柔的苏杭相比，绍兴的骨子里还敛藏着越人壮怀激扬的血性；抑或，同那块云骨一样，正是这样的品格造就了这些绝胜于时的人物。鲁镇和我们第二天游玩的鲁迅纪念馆一样，比起寻常的江南镇宅并无特别的不同。之所以盛名，不过是因为人的缘故。而这个人，无论你是来绍兴，还是直面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都是不应绕过的。
当一个人在公众领域里被塑造成固定的模式时，他最人性的一面往往就被掩盖了。在这一点上，周树人和一位早他三百年的同乡一样，受到了世人的曲解。明清以降，无数的绍兴士子形成了庞大的幕僚群体，以至于发展到了普天之下无绍不成衙的局面。这些士子在主官周围，阅览公文、操办细务；上得窥朝堂，下洞察民情。这样亦官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不自知间成为了官府的智囊。因而，吴越士林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士子在整体上更具有开阔的眼光与务实的风格。让人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责任，也没有递接过引领时代的使命；只是肤浅的留恋于热心功名、甘为驱驰的境地里。毕竟，做客卿、拜幕僚是仕路维艰的无奈之举。遑论贤愚，他们自然都会带着怨怼之气；而才具卓著者，自是狷狂尤甚。徐渭，就是这其中鲜明的代表。
生于明朝中晚期的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居士；信奉阳明心学，崇禅研佛、深究周易，于儒释道三家皆有所通。在诗文、书法、戏曲和绘画上面均有独特造诣。但是这样一位文武兼备，曾被聘为抗倭统帅幕佐的奇才却败在八股文的窠臼下。屡试不中，崎岖于科举，以至于徉狂坠狱，坎坷终身。诚如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徐渭的解读：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是啊，他的痛苦来源于他自身抱负的不得施展，来源于他离奇跌宕的经历。数百年来，他的滑稽与佯狂的一面始终传奇于越中的妇孺走卒之间。但是，却鲜有人了解到他的痛苦更来自于他对家国天下的忧患，来自于他无法挣脱的困境。当一个人能清醒地看清所处的时代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必然是痛苦的。从来，做一个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惟有佯狂或沉沦才能麻痹自我。
徐渭虽然是晚明启蒙思潮的前驱，但是拘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苦闷是难以排遣的。即使他的作品匠心独出、有王者气，也逃不出儒家士子千古以来对道统的追求。所谓的道统，所谓的载道与传道，从汉魏一直延永到五四之前，始终牢牢的统治着中国士子的思想。可以说，道统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终极真理。它就像那方压迫着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让一个又一个试图去解读它超越它的人殊途同归，难越樊篱。徐渭，作为吴越士子的代表，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后期难得一见的兼具气节与追求、不屈与执著的士子典范，最终仍因为实现不了自身的抱负而沦于狷狂。他的悲哀也折射了明朝晚期没能像同时代的西方那样，打破封建桎梏以完成思想启蒙。而对于道统的破解，更是延宕到五四时代，才由他的一位同乡革命性地将之具化成铁屋子的形象而予以打破。如果说对于徐渭的曲解，是限于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将和他一样具有道统边缘思想和不依附于封建礼教的士子视为异端的话。那么，对于周树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样也遭遇了今人的曲解。对于他文学家、革命家的形象，我们已共识于心。但对于他作为一个思想启蒙家，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和前进方向上所作的巨大推动至今尚缺乏系统的认识。
自鸦片战争伊始，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自此以后，西方文化思想便开始不断地输入和冲涤着数千年自成一系的中华文明。这间铁屋子的打破的确有赖于西方文明的外来撞击。如果没有光线从屋子外照进来，里面的人是难以寻到出口的。在风激云荡的大时代，许多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这其中，有提倡中体西用者，也有主张全盘照搬者。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更有不少人习惯性地企望从光线处来寻找和依赖新的救世主。而周树人的可歌之处，便在于他 看清了症结所在。这位仙台医校的肆业生不但没有丢弃他治病医人的信念，而且真正的成为了塑造民族精神的国手。是他，振聋发聩地抨击了吃人的封建道统所笼罩着的铁屋子；更是他，驳斥了这些树立新偶像的愚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了历来想做奴隶不得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国民劣根性。如果将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话，他和徐渭一样，都看到了巨人身上满目的疮痍；但是他和徐渭不一样的是，他的思维定势没有格局在道统之内。作为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已经从铁屋子里冲出来了。徐渭生活的时代是难以使他找到出路的，所以他越接近铁屋子的边缘便越感受到屋内的腐朽，他只能将绝望寄托到他的作品里来抗争这个悖论。而周树人已经能够洞悉铁屋的内外了，当他看到那些他想拯救的人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更深的陷入甚至重返到铁屋子里面的时候。他的无奈、他的悲愤，自然要远远大于徐渭那种不能自救式的痛苦。但是，他并没有抽身而去。面对复古派的攻讦，面对西化派的嗤笑，他横眉冷对，一个人悲悯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面对伪道学的污蔑、面对假革命的诘难，他度尽劫波，引领时代寻求到了拿来主义的药方。关于周树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就的。之所以要重提，是因为现今的我们实在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他，来从他身上获得力量。今天，有人准备反思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有人则又开始了寻找新的图腾。在这样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周树人的那段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国民是如此，国家亦是如此。要实现国家躯体的强壮是容易的，但是要健全国家内在的精神却不是朝夕可至的。一个心智不全的巨人比病入膏肓的病夫更加可怕，这股力量无论是被不怀好意的利用还是被无知肆意的挥霍都将引来灾祸。
中国在20世纪的上下半叶分别迎来过两次思想解放，并以此为契机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觉得我们缺少的也许正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东方巨人的躯干已开始趋向伟岸，但是我们的内在精神却仍在经历阵痛与激荡。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就应该抛弃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因为知识分子和士子一样，是一个带有精英主义的称谓。而精英主义终将成为威权主义和极权社会的滥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矛盾与问题。作为现代法治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公民，我们应该学习周树人的勇气，敢于直面矛盾，敢于正视问题，敢于以正直无畏的品格来完成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大众立功为时代立言。就像周树人所说的，世上的路是走出来的，在这个信仰自由的时代，思考和行动的人多了，我们离真理的距离也许就能愈发的接近了吧。我们决不能像那些绍兴师爷一样，图谋自利、沦为帮办；也不能走回寻求权威的旧路，去树立新的神像。
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的往复，也总是蕴含了那样的巧合：原来在绍兴，徐渭旧宅和鲁迅故居位于同一条路上。这两个越中名人，形成了吴越文化中极具要意的纽带，他们俩用自己不屈的一生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品格。向众人揭示了一条从封建时代的困顿走向近现代曙光的清晰脉络。其实，瞻不瞻仰青藤书屋和百草园并不重要。我们应该铭记的是他们的精神与风骨。若我们对于这些故居、遗址又恢复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那何啻于是对他们莫大的嘲讽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倒希望这些新的雷锋塔还是倒掉的为妙。
于是，我过鲁宅而未入，径自去凭吊沈园了。来绍兴之前，最想看的便是兰亭和沈园。限于游程，这两处没有被纳入。其实，有些遗憾也是好的，就像国画里的留白一样，游之不尽才会有再来观望的兴趣。可喜的是沈园也位于旧居左近，便乘空去拜访了这个文人兴叹之地。正如陆游在《沈园二首》里所说的一样，现今的沈园也已非旧池台了。经过近年的修葺，在旧址上添扩了许多新景。伤心桥如今已变成了春波亭，惊鸿去后的秋池里则游弋着许多白鹅。和所有来沈园的人一样，在那两首钗头凤前我伫立了良久。两人的爱情固然令人扼腕，而我却由衷的钦佩唐婉后来的夫婿赵士程。不要说在礼教拘束的宋代，就是放在今天，能不计较自己的妻子与前夫余情未了，还大度的置办酒席让两人相会，留下古今传唱的情词供后人唏嘘；有多少男子，具备这样开明而体贴的胸怀？你能说赵士程对唐婉的纵容里就没有深厚的感情吗？世人都看到了陆游为前妻梦断香销了四十年的执着，但是又有几人知道赵士程面对亡妻、面对亡妻与前夫的那段深情，在凭吊遗踪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泫然呢。可见执著固然值得敬佩，而宽容开明的气度与环境更难能可贵。如果没有赵士程的成全和体谅，没有世人的理解与同情，又怎能留传下这段千古的佳话呢。仅仅将沈园当成是伤心遗恨的凭吊所在，未免有些浅薄了。我更愿意将这里看成是一处融汇了博大的宽容与高尚的成全的惺惺相惜之地。
出园的时候，看到纪念品商店里有西泠印社为两首钗头凤所作的拓本，非常欢喜的收藏了下来。在回沪的车上，慢慢打开了卷轴，看着上面黑白分明的印迹：春如旧，人空瘦……不由得想起，在历史的长卷上，我们又何尝不是写满了许多的错和莫。然而，昨日终究是不可留的，对于过往的得失，不要再有太多的计较了，那里面也会有值得拿来的财富。更不要为此而背上沉重的包袱，我们最应该做的是面对前路，去努力成为一张白纸。以云骨为镇案，以先贤为楷模，来拓印下这崭新而任重的一页。
车窗外的清风吹拂进来，在拓纸上微微的窸窣。抚想这两天的见闻，潺潺的流水、动人的往事，仿佛正在为故乡编织着一个不可言说的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这里还有我许多没能成行的记挂。只是一个人若找到了精神上的归依，他对故土的留恋里就能少却许多乡愁。人生岁月里，不应总计取那几枝凤凰钗；好风长吟的时候自该省得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就这样，含笑着合上了拓本，将它和记忆一起珍藏入怀。
2008年11月15
于龙华墨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