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人们异口同声赞美皇帝新衣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孩子的声音；
当肌体的顽疾发生严重溃烂的时候，就需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从黎平到遵义，走在历史的问号上
2009年4月19日早晨，肇兴侗寨的天空仍是阴沉沉的。7：00钟，我坐上了开往黎平县城的长途汽车，准备经黎平奔镇远古城。一路上仍旧是山，但比起苗岭深处来，路不是太险。大约在9：00左右，大巴车终于钻出了连绵不断的群山，眼前出现了一块开阔的土地。这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来说，真是难得一见了。汽车继续前行，前面出现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这便是黎平县城了。9：30分，大巴车开进了城里的长途汽车站。进站一打听，才知道，黎平没有直达镇远的公交车，得先到三穗倒车才能到达镇远。而开往三穗的车，还有一个半小时才能发车。一个半小时能干什么？走出汽车站，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这个陌生的小城，我真的有些迷茫了。突然，在汽车站前面的一个牌匾上我看到了一句宣传语——欢迎你到红色城市黎平来。原来，7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央红军，在经历了井冈山五次反围剿的大搏斗之后，又经过残酷的湘江突围战役，八万六千多人的队伍剩下不到四万人。带着还在流血的伤疤和一颗颗受伤的心，他们来到黔东南这块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进行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便是有名的黎平会议。至今，会议的会址仍保留完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供人们参观。红军，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红军，在贵州起死回生。既然路过了就别错过去，否则，真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一个半小时的等车时间，而且还会留下遗憾。向当地人一打听，会议会址距汽车站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于是，我背着背包，向北穿过一个宣嚣的农贸市场，就来到了一片低矮的老城区。望着那些老旧的房子，真的好像进入了那个年代，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心里就想，说不上哪一脚就踏在了红军战士的足迹上。会址是一栋老旧的民宅，只见它虽然老旧，但从格局看，却是一座清代中叶的古代建筑物。这是一处三进五间，前低后高，上盖小青瓦的临街房屋。从性质上看，它应该是前店后宅的样式。只见两扇石臼的双合门，由大门进入第二进正屋的天井，墙上有一屏风，雕着狮、鸟、鱼类等。左右为扇式书房，正堂门面塑着二龙戏珠，楼上走廊四周是卷板方格栏杆，窗棂也是精雕细刻。左间摆设八张太师椅和两张八仙桌，当时的会议就在这里进行。房后有小天井，墙壁上有八仙过海、太白醉酒等壁画，壁间开有门进入后院。会址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高约20米的封火墙围绕，森严幽静。可以想象，在当时，它可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宅院了。我独自一人进入会议室，静悄悄，空荡荡的，望着那两张并在一起的八仙桌和围着桌子的八个雕花椅子，脑海中却出现了75年前发生在湘桂边境的那场血雨腥风。1934年11月，苍促离开井冈山的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境，蒋介石集中了30万精兵，沿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要将中央红军一举全歼。面对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剩下的红军才在百般艰苦中来到黔东南，中共中央的头面人物才来到这座小城。
其实，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时起，中共高层就开始争吵不休了，人们开始怀疑当政者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从而结成共识，猛烈抨击以李德、博古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4年12月15日到达黎平后，在张闻天等人的强烈建议下，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的毛泽东参加黎平会议，会上就红军何去何从又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吵。
争论的焦点是：以李德为首的人主张留在黔东，在黔东建立根据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人坚持要向北，在黔川交界处建立根据地。很显然，黔东地区距桂、湘国民党顽固军阀最近，极易造成四面受敌。最后，人的生存本能到底还是战胜了左倾思想，毛泽东的主张占了上峰，中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到黔北去，建立川黔根据地。这一决定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世界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当时包括伟人毛泽东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也不会预料到，会在不久的几个月后，发生那次人类史上罕见的长征——黎平会议的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
1924年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会议结束时作出了《关于在黔川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同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察黎平会议的决定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里说的“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决定，在适当时候去遵义去看看。于是，在我逛完镇远古城之后的2009年4月22日，我又一次走在了历史的问号上。
从贵阳乘火车到遵义只用了三四个小时，11：00点多钟的时候，当我走出遵义那高大的火车站，回过头去望着大楼上那两个“遵义”大字，心中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站在站前广场，面对这座有着重大历史转折作用的城市，不禁对她肃然起敬起来。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想向人打听遵议会议会址的走法时，就有一个女人凑了上来，带着诡异的笑问我：“找个妹子耍一耍，17岁学生妹，一次一百元。”
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遵义火车站广场啊，竟然有人如此放肆地拉嫖客，这太让我吃惊啦！于是我说：“不找！我对这个不感兴趣！”那女人却像胶皮糖一样粘上了我，说的话越来越出格：“看你穿的这么光鲜，一定是个大老板。要不找个更小的妹子开处，只要一千元。”
“你看错人啦！我是来旅游的，躲远点！”我没好气地说。
那女人却不知趣，竟贴上来说：“那更好啊，找个漂亮妹子陪你逛一天耍一宿，二百元，便宜吧？”
“滚！再不走，我要报警啦！”我的一声吼，才把那女人赶跑。
让我吃惊的是，没走几步，又一个女人向我靠过来。而且向四下里看去，这样的女人至少能有十几个！于是，吓得我像躲毒蛇一样穿着人空儿急急地出了广场，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从出租车的车窗向街面看去，遵义城并不繁华，而且老旧的楼房还很多。大约走出七八站的样子，终于到了目的地。那是遵义旧城的中心，还是一处有着花园、树木，绿树成荫的地方，所有红军首脑住过的古建筑都保持修缮得完好，街路也十分干净整洁。看来，当地对这处革命遗址的护理真的下足了力气。
我随着一个旅游团，在一个女讲解员的带领下，首先进入了会址中心。它是一处清代建筑物，据介绍，原是民国年间黔军一个副军长的私邸，李德和博古的住处也在这里。
来到中心会议室，我看到，中间是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周围着17把凉椅。天棚挂着一盏吊灯，墙边还立着一个带着镜子的大衣柜。在正面墙上悬着一匾，龙飞凤舞地写着“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一看就是毛泽的手笔。据女讲解员介绍，毛主席一生只写过一次门匾，那就是这块。
我望着那十七把椅子，回忆着坐在上面的人，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林彪、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的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不过，他们的坐位只在后排。
这次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共召开了三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时刻、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
会议作出了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罢免了唯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马首是瞻的秦邦宪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张闻天为总记。二是摆脱了共产国际那种不顾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一切政治军事事务。
我跟随一伙游人站在这个不太大的会议室里，虽然听着女声讲解员的述说，但耳朵里却好像听到了会上那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秦邦宪（博古）作为中央总书记和红军总指挥首先发言，说的话则全是为第五次反围剿及湘江战役因错误指挥而遭到惨败的辨解。对此，毛泽东气愤地站了起来，条理清析地指出了秦邦宪和李德在战略和战术上所犯的错误。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失去了大片赖以生存的根据地；更为痛心地是，红军损失了一大半优秀将士！
在会上，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也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谴责秦邦宪、李德所犯的错误。最后，由新当选的总书记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为了在残酷现实中生存下去，中共高层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作出任何走向川西、甘肃、陕北的迹象，而是摆出了一心想在黔川边界建立根据地的架式。
我跟随女讲解员一路走去，离开中心会议楼，依次去参观了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苏维埃政府、苏区银行等旧址，俨然是江西苏区机构的翻板。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新当选的这个中央集体，仍没有料到，遵义不是井冈山，而是一个不可守的，红色根基很浅的城市——未来，仍旧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果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强大的敌军压力下，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遵义北渡赤水。这以后，红军虽然又一次攻克过遵义，但也仅坚持了数天。
历史的烟云沉寂之后，许多故事就如惊涛骇浪中的岩石一样浮出水面。为了生存下去，为了保留红色火种，中央红军不得不丢掉所有与苏维埃政权有关的一切笨重东西，所谓的政府，不过就是保留政府中几个人名罢了。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不得不向敌人兵力更薄弱的云南北部四川西部奔去，他们靠着顽强的毅志向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奔走着，大渡河、泸定桥、金沙江、雪山、草地……走出草地时，中央红军仅剩下九千人了！客观地说，红军是在敌人的逼迫下无奈地走上了一条孤注一掷的绝域。而且就是到了走出草地的那一天，中央红军还没有确定到底落脚在哪里。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来到了紧挨着景区的“红军街”。这是一处极像成都武侯祠锦里一样的商业街，各种商业店铺林立，各色小吃店菜肴飘香，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摩肩擦背。八角帽和灰军装的战士身影，早已成为久远的回忆；那些曾指挥过长征的领袖们也大都作古。留给后人的红军故事，就像发孝多年的老酒一样，味道越来越浓，酒味越来越烈。于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是什么原因，让中央红军避免了历史上石达开的命运而存在下去并最终赢得了统治全中国的胜利？
如果没说错的话，那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有一个铁一样纪律的党，二是有一个铁腕的领袖。我们可以设想，处在艰苦时期的红军，就如一艘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船一样。奋力划船的船工需要一个好舵手，才能让航船不偏离方向并安全到达彼岸。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以后真正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于是让我突然想起来，在景区转了半天，怎么看到的只是博古、朱德、李德、刘少奇或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的住处在哪里呢？带着这个疑问我问了一个导游，她告诉我，毛泽东的住所在两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可以打车去。
坐在出租车上，穿行在闹市区，我心中充满了疑问，所有中央领导都住在会场附近，毛泽东为什么要远离他们住在两公里以外？而且偏偏又是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突然想到，黎平会议上，他们三位就是坚定抱在一起的呀。
终于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是一处夹在一群现代高楼中间的一所二层的晚清旧楼院，原是黔军一个旅长的私宅。若不是因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过，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走进二楼毛泽东的卧室，我巡目四周，只见一张非常简朴的木床，一张写字台，一盏油灯，还有墙上挂着的毛泽东戴着八角帽的照片，想到的却是这个伟人一生走过的风风雨雨。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雄”。在清末乱世风云中，产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集团。是孙中山在无力回天的形势下，联手共产党打造了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夫。可是，由于两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理想不同，最后彻底决裂，从而走上了你死我活的战场。
从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的奄奄一息，到十五年后横扫全中国，历史的脚步似乎走得太快。人们不禁要问，强大的国民党为什么没有消灭共产党而夺得天下？我想，这里面除了两党代表的利益集团多寡相差太大外，主要还是对党组织的严密统治有关。
早在红军上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就进行了三湾改改编，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了连上。在党内，又逐渐建立了四个服从。而国民党从它诞生直到逃到台湾为止，都像是一盘散沙。
说到“党”字，让我想起了还是改革开放初我读大学中文系时，教古汉语的一位老先生在解释“党”字时说，它是一个形声字，也可以理解为会意字。说它是形声字，是“堂”音“黑”形（繁体字），有一些“黑道”的痕迹。说它是会意字，那就是说，凡是结党，大都是在一个堂上，黑道拜把子。这位老先生讲完后严肃地说，“可别说我反党啊，其实，中国从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党派，有名的党锢之祸就发生在那时。”
走出毛泽东的住处，看到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又让我想到了毛泽东说的“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历来如此”的话。如此看来，他们三位肯定早在黎平会议之前就结成派了的。如果让我非常中立地为“党”下个定义的话，那它应该是“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结成的，并有相应内部纪律约束的政治集团。”按照这样定义分析的话，任何政党都有历史局限性——即它不可能代表天下所有人的利益。也许政党消失的那一天，就是天下大同，没有任何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了。晚上，我躺在宾馆客房的床上久久无法入睡，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总理不出个头绪来。第二天，当我提着包再一次来到火车站准备离开时，烦人的拉客女又出现了。这是遵义吗？中国建国60年，怎么变成了这样。60年前，解散军一入北京，作为第一任公安局长的罗瑞卿下令，一夜查封所有烟馆妓院赌场，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烟馆、赌场、妓院绝迹三四十年！可是现在……火车一声长鸣离开了遵义，向南驶向贵阳，我的心却仍在遵义，这座有着红色历史的城市，它的吏治好坏不要说了，光天化日之下，色情业如此昌獗，在我走过的城市当中，还是第一个。于是，又一个问号涌上我的心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她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性质没变吗？当今，我们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党员早已不是无产阶级、很多党员成了企业主、不少党的干部成了富翁、还有一些党员高官变成了权钱双握的新贵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实现吗？
这是现实的问号，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历史的问号。
当火车开到遵义和贵阳中间的地方，突然它发出了一声震人心旌的长鸣，我向外一看，它正跨上了一座高高的山涧大桥。低头向下看去，深深的峡谷中，一条汹涌的河水奔流不息，虽然听不到涛声，但看那混浊的波浪，知道它孕含着巨大的力量，这便是红军长征时渡过的乌江。
望着滔滔江水，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哲人的两句话共八个字：
水可载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黎平会义会址前，平凡的民宅，不平凡的历史)
(遵义会议会址，一个非常典型的红色景点)
(遵义会议会堂里空荡荡，静悄悄的)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处，深藏在闹市区)
(这便是遵义火车站，红色旅游城市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