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一党制的廉政国家
记得中学时我是地理课代表，是班中唯一能背出联合国一百多个成员国和它们首都的学生。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地理文学书，在同龄人里，尽管我生活在“四类分子”子女的耻辱阴影中，但喜欢偷看那些非革命书籍。中学老师向我们这么描述新加坡：资本主义国家，曾是英国殖民地，那里缺乏资源又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很穷很黑暗，还有一个反华的华人总理。而三哥却告诉我，新加坡出了一个好领袖名字叫李光耀。从此新加坡—李光耀的名字不断刻印在我少年时的脑海中。1966年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我相识了两位因所谓间谍罪关押的新加坡人，一个是做外贸的新加坡商人陈某，后来换牢房时又认识了另一个在香港国际船运公司当大副的新加坡籍黄先生。从他们俩的口述中我才真正了解到新加坡和李光耀，我才知道中国对新加坡甚至香港的宣传是颠倒黑白的，当时感到被愚弄的辛酸。改革开放后我先后三次去了新加坡，踏上了反思与探索的旅途。我想看清1965年才摆脱殖民统治的小国，到底凭借了什么力量使它的国民生活富庶、法制严明、吏治清廉？李光耀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新加坡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花园城市
“狮城”新加坡人口480多万，面积700平方公里，还不如温州城区大，但2007年人均gdp达38000美元，居亚洲之首，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多元风貌。在这里，你既能尽情领略新旧兼收并蓄、东西交融的人文景观，又能释放于旖旎的热带自然风光中。新加坡是世界公认的花园城市，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街头到处是小花园、小草坪。花香草绿空气清新，是一个小巧美丽整洁的国度。每年政府都要举办“植树周”活动，这项活动是新加坡政府提倡的“花园城市”构想的一部分。新加坡的道路绿化系统形成了花园城市的主要构架，城市主次干道的绿带宽度占道路总宽度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6.4平方米。
在有计划的植树造林外，新加坡收集垃圾的工作也开展得卓有成效。一提起垃圾处理场，人们常常会联想到满地污浊、臭气熏天的景象。至于将垃圾处理场建成休闲娱乐的度假场所，也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新加坡人将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不久前，新加坡政府花费4亿美元，在实马高岛投资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滨海垃圾灰烬填埋场。实马高垃圾处理场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和生态物种的保护。不仅成功保留了大部分海草区和珊瑚礁，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也得以继续繁衍。岛上保留下来的部分动、植物在新加坡属于为数不多的种群。岛上原有的天然丛林和新种植的13公顷红树林成为许多海鸟的栖息乐土，巨嘴鹭等罕见鸟类也在此安家落户。置身岛上，清新海风迎面吹来，葱茏绿意映入眼帘，恍然如徜徉于风景秀丽的度假村中。
在新加坡几乎看不到其它热带国家蚊虫肆虐的景象，整洁的马路，透明洁净的天空，别有逸致的花木，风格独特的教堂，不时出现街头的雕塑、喷泉，无不让你心情愉悦。当地人的言行举止非常文明礼貌，导游告诉我：新加坡政府对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条款，比如家中孽生蚊子，一旦罪名成立，要坐牢3个月至6个月，或处以5000新元至1万新元的罚款。如果夫妻打架，把物品扔下楼，就犯了“鲁莽行事罪”。乱扔垃圾的人，要穿上印有“劳改”字样的黄背心，不仅罚其打扫卫生，还要通知新闻媒体拍照登报。在新加坡我感受较深的一点是：交通比一些西方发达富裕国家还顺畅，汽车尾气污染更少。据说，当地政府推行了《道路定价法》，并在市中心周围设立了一系列的收费站。要开车进入城市区，每辆车必须根据行驶的道路、开车的时段以及当天的污染环境程度交费。收费站价格的上升和下降使使用量达到最佳水平，也使新加坡的环境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此外，他们还计算了中心城市以外没有污染时可容纳的最大汽车量，并在每月拍卖新车牌照时注意使不同类型的牌照允许不同程度的使用。例如，允许在任何时候可使用的牌照比只允许周末使用的牌照贵很多。由于有了这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新加坡不需要把资源浪费在无助于遏制道路拥挤和污染问题的基础设施上，却又能从这种制度中得到可观的收入。可见，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新加坡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有罚款，绝大多数新加坡人，赞成对损害公物、严重非礼、偷盗等罪执行鞭刑，法律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运用。这不得不使我联想到许多人曾经讲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新加坡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极好的国家之一。它的严令峻法使新加坡人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习惯，也使得它的犯罪率非常低。
我到过四十个国家，这几年少说也乘过上百个国家与地区的航空公司班机。我养成一个“坏习惯”，登机从来不排队，进出海关边检从不在一般普通入口处排队，而是直接进出外宾通行口。同团的游客总说我“牛”、“老浆糊”。其实并非我不讲文明礼貌，恰恰是在测试一件重要的事。因为国际航空和边境出入境条例规定，所有残疾人登机、入境都应该优先照顾，可从外宾通道出入。这正是检验一个国家与航空公司的法制观念、文明程度、服务水平的标准。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我把这几年自己实践体验到的四十个国家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作了一个比较：最优秀出色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香港国泰航空、德国汉莎航空、阿联酋与卡塔尔航空、澳洲航空、英国维珍航空、美联航空、日本航空、大韩航空、马兰西亚航空、泰国航空等。这些航空公司见我是撑手扙的残疾人，都会热情照顾，有的甚至会为我提供特别服务，例如商务舱有空位时会特意把我从后面的普通舱调到商务舱，下机时主动向我提供推轮椅服务。最难忘有一次从新加坡回国的途中，我生病发烧，乘务员得知这一情况，马上照顾我进头等仓，短短数小时，空姐六次主动为我人道服务，送热水、毛毯、药丸、扶上厕所等，真可谓是无微不至。相比起来，我在朝鲜机场入境处，边保人员检查我的铜合金伸缩手扙时拼命拉扯，弄坏却连一句“对不起”的话都没有，还虎着脸，让人反感。在进越南海关时，边防人员竟然荒唐地向我们讨小费，不给就有意在检查行李时刁难我们。在国内某些航班中同样存在一些以貌取人，强调照顾领导先行，不尊重残疾人的言行。
建国之父
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所面对的形势是非常糟糕的，河口沙洲上的一个小岛，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只有区区百万多种语言的居民。1965年，当新加坡被回教徒占大多数的马来西亚逐出，成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和军队的城市国家时，没有几个人认为它能生存下去。当时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预测，没有英国的援助，新加坡最终将垮掉。而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也预测：“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但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却不是这么想的。每一项伟大的成就在实现以前都是个梦想。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只求生存，更要出类拔萃、成就过人。他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发出召唤，一起献身于他们过去想象不到的重任：首先，净化城市；接着，凭着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现，克服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四十年的良好管理和奋斗，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公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四。常年人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千元人民币激增至今近3万元人民币。这个小国成了东南亚地区的高科技翘楚、商业枢纽、科研中心。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建国之父李光耀。他在执政期间，从不空谈和盲目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根据新加坡的国情，脚踏实地，把经济发展、百姓安定与生活放在首位。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保存了自身文化的优点，抵制了西方没落腐朽的东西的渗入。从而使新加坡不仅成功完成了经济起飞和文化发展，与此同时，也在带动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交流与合作，参与亚洲和国际事务中，起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李光耀年轻时就读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是个高材生，回国后担任律师，他具有强烈的法制观念。1959年当选为政府总理后，他当晚就对父母和兄弟们说：“我当上总理，权力是有的，那是人民的权力，我决不能用来谋私利。”李光耀本人生活朴素，不求奢华，担任总理后他仍居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上下班坐自己的车，父亲仍然在店铺修理钟表，弟弟做小生意。当时的新加坡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国，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光耀对政府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精神，要想赚钱，就经商去吧!谁不听劝告，就要受惩罚。”
李光耀也是一个革命家，但他是一个不同类型的革命家。革命成功之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获得执政地位。二战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豪，但革命成功后却并没能将人民从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许多国家的人民晚上上床睡觉时耳朵里灌满了宣传口号，肚子里却是空的。但是，李光耀却从不将言词与实质混为一谈，决不允许意识形态压倒常理。李光耀讲究实际，从不受好听但不中用的高调理论的束缚。对那些不能直接有助于实现新加坡繁荣富强目标的事情，李光耀总是漠然置之。对李光耀来说，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重于一切。正因为如此，李光耀能够不为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所左右，把自己和本国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建设国家方面，而不是怒气冲冲地去搞破坏性的“继续革命”。其次，李光耀并未将执政的成功寄托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而是依赖于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并根据规则而不是依赖激情和灵感来处理各种日常事务。
新加坡在李光耀政府的管理下，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开拓了越来越广阔的活动空间，国际地位也与日俱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他的财政部长去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调查。这位部长回来后到白宫向尼克松汇报情况时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80年代初，我读《尼克松回忆录》，这位美国前总统提到了他和李光耀的会面和接触，称赞李光耀是个了不起的、有魄力的政治家。同时，尼克松也遗憾的认为，身为小国领袖，李光耀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和影响，并没有因为他卸下总理职务而结束。他不仅在东南亚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而且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他没有像李登辉那样，患政治狂想症，一会儿要把中国分七块，一会儿要和印度合伙，夹击大陆；也没有像陈水扁那样，胸无城府，小家子气，连自己是不是中国人，都不肯直言。相反，李光耀在八十年代初为中国海峡两岸的二个重要政治领袖，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邓小平与蒋经国传了话、搭了桥，促成了后来两岸的交流与招商投资。同时他在广泛接触了中国的政界、商界和其它各界的人士的基础上，在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提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最终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他的看法，不论是否完全为两岸政要所接受，但都受十分重视。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对几位中国领导人留下评论：他把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比作中国秦始皇，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里我摘录了一些西方和东方政治领袖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英首相撒彻尔夫人、德国总理科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印度总理尼赫鲁等评论李光耀的话：“他非常直接和坦率，而且总是言之有物，是一个伟大的也是令人崇敬的领袖。”“李光耀是一个无私和具有坚强政治决心的领导人。”“李光耀是亚洲一位优异的领袖，他有卓越管理、刚正不阿和自律精神的体现。”“过去四十多年，李光耀把一个贫困衰弱的殖民地发展成富裕兴盛、光芒四射的现代大都会，期间充满敌意的列强始终虎视耽耽。但他才识过人，聪明敏锐，是世界上一位最能直抒己见又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李光耀无畏的表达了他的想法，尝试做到凡事正确，但却不是政治上正确。他对自己对政敌的强烈响应，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的独特见解令人折服。”这么多著名政治家与领袖称赞李光耀，充分说明了他出色的政绩。但人物都有一分为二，也有一些新加坡知识精英，痛斥李光耀的一党强势政策，离开其统治的祖国。
李光耀在1955年写道：“我们认为，只有迅速消灭国家财富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为人民建立一个幸福繁荣的新加坡。事实上，李光耀政府也是个一党执政、比较集权的政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40余年，被人们称之为“一党专政”，国内虽也有几个反对党，但都不成气候。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倡导的廉洁奉公和党政领导的以身作则，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年纪大的新加坡人都喜欢李光耀，就像上年纪的台湾人喜欢蒋经国一样，因为他们感谢李光耀给新加坡带来了富裕、平稳，并认可所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化思想的年轻人，特别是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回来的精英派，认为新加坡不够民主，不少人甘愿离开新加坡移民澳洲。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84年出任副总理多年的吴作栋几经考验才坐稳了总理的位置。现在，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继任总理，但光靠父亲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他也是在副总理的职位上磨练了几年，并有所建树。他对内大刀阔斧改革经济政策，对外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把新加坡经济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困境中带出低谷，获得选民一致赞誉与支持。
廉洁政府
李光耀上任后立即制定了《反贪污法》，后又几经修改，日臻完善。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修改和制定了《公务员纪律条例》、《没收非法财产条例》、《中央公积金制度》等，其中都有遏制和处罚贪污腐败的内容。经过多年实践，新加坡政府又建立了行政监督机制，成立了“贪污行为调查局”，使新加坡有了完整的法规和严格的执法机构。新加坡成立的反贪污调查局赫赫有名，令心怀不轨的官员闻风丧胆。调查局长由总统任命，但其工作则由政府总理直接领导。该局的徽章是一朵荷花，一把利剑，荷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利剑表示“威严与公正”。
新加坡是“刑上大夫”。新加坡现行的《反贪污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为切实执行该项法律，反贪污调查局具有广泛权力。调查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该局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涉嫌人员，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徒刑；调查局有权调查贪污人在银行的存款、股票数额、费用账户，甚至可以查找其家人的账目；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反贪污调查局自成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一名在监狱工作的警员，只因帮犯人买了条香烟收了15元“好处费”，被查出后不仅被解职，而且被判3个月徒刑。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功劳，深受李光耀器重。反贪局调查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而且还希望通过老领导李光耀出面帮忙。李光耀闻讯后怒气冲冲，令其停职，接受调查。郑章远最终畏罪自杀。
新加坡政府还加大透明度约束各级官员。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政府部门不能自行招聘公务员，要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还必须经过考试、审查、试用方可聘任。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每人发一册，新上任的公务员必须书写本人宣誓书。手册里面对政府各部门公务员不同的职务行为，小到穿着、言行，大到奖惩、津贴、晋级、休假、退休等都有严格的准则和规范，约几百条。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外，还在防止贪污受贿方面，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的规定。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发现问题送反贪局调查处理。公务员要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如本单位秘书长发现其财产来源有问题，即送交反贪局调查。如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则作为贪污受贿证据。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的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呈报本单位秘书长批准才行。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元就属违法。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务秘书报告，可按价付款，如不买则上交国库。政府官员不经批准不得接受宴请，更不许进入酒吧间、歌舞厅、红灯区，否则给予处罚。
新加坡政府以俸养廉定期培训。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以俸养廉。新加坡总理年薪比世界最富的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工资高五倍与七倍。新加坡为什么要采取此项措施?主要原因是，(1)新加坡经济比较发达，企业职工薪金高于政府官员，这就诱使一些学历高、能力强的政府官员退职转到企业工作，致使政府官员素质降低。提高工资可防止人才流失。(2)政府官员工资高、待遇好，一般不会贪污受贿，能够保持自身廉洁。(3)公务员既然为国家事业作出贡献，就应该获得应有的报酬。为了使官员倍加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职位，不会冒失去工作和养老金的危险去受贿，从而自觉自律洁身自好。除提高薪水外，政府还对公务员采取定期培训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公务员学院和培训中心，新招聘的公务员必须首先接受训练，在职的公务员每年也必须有一两周的轮流进修，学习政治、法律、知识和技术。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务员要进行考察和评价，每年底召开全国公务员评奖大会，表彰先进人员。
在公务员的福利方面，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使官员不敢因小而失大。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就是说每个职工享有工资40%的公积金，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1)购买政府组屋；(2)医疗治病；(3)为子女交学费；(4)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领取，政府和企业不另发养老金。可以想象，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是，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如商业部一位局长，以购买新汽车的理由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付款后他却不买汽车而挪于它用。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受监禁一天，政府开除其公职，而处罚最严重的则是取消他约50万新元的公积金。可以想见，在如此严厉的法律面前，又有几个人敢冒此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呢!
李光耀先生曾对新加坡这些年来廉政建设方面的经验作过总结：我们力图建立一个诚实廉洁的政府，一定要竭力把一切贪污、腐化的东西清除掉，不可超越法规，否则人民就会对法律的意义产生怀疑；高级领导更不可徇私情和干预对罪犯的惩处，他们逍遥法外就会使廉洁制度毁于一旦。李光耀说：“我们是否已经放弃理想主义，而采纳物质主义？不是的，我们只是在适应新环境。”正是立足于这种诚实的态度，新加坡才能“根据市场的做法，建立一个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的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
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氛围、政府透明、法治和严厉查处机构等，高薪是其中一种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根据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05年全球“廉政指数”，在被调查的159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排名亚洲第一、香港次之。国际“透明度机构”曾授予77岁的李光耀“环球廉洁奖”，以华人传统的话形容是“名至实归、受之无愧”。
新加坡的“中国市长班”
我曾到过新加坡三次，香港无数次。这两个华人聚居区有个共同特点：都处于地少人多、毫无资源的困境，都曾被老牌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一百多年。自十九世纪初起，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与香港一样一直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深受英国政治模式的影响。65年新加坡独立后，基本上完全继承了英殖民者建立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法律规定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国家体制由立法、行政、司法组成三权分立。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新加坡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直接选出，执政党是人民行动党。自从1965年独立到今，国会84个议席中反对党从来没有赢得超过4席，2006年人民党又稳占了82席，所以人民行动党自然成了一党执政的格局。有趣的是这次大选新任总理李显龙的儿子却为反对党捧场，父亲问儿子：“为什么不参加人民党集会？”儿子说：“你们的选讲枯燥乏味形式化，我更想多听听反对党人的演讲。”
在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的行程中，一路上我与一位姓金的商人、无锡老乡很谈得来。他有一个官员外甥，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学习班，因舅舅难得过来玩便来陪我们聊天。这是一个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直率、敢言的年轻局级干部，因为是无锡老乡，大家又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很快便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从交谈中我知道：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官员海外培训热潮。国家为了培养一批有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懂西方经济管理的实务年轻干部人才，最初都派往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国家学习培训。听说1999-2003年广东省就派出300多名官员，广西从2001年起也每年派出55名官员，当然沿海开放城市省级派出的官员也不会是少数。学期一般为十五个月左右的专业培训。后来发现由于英美在意识形态上的洗脑，于是中央改变了方向，中组部与新加坡外交部签订合作培训项目——“中国市长培训班”，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二个班（经济管理硕士班与公共管理硕士班）。该校在新加坡非常有名，曾被评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学之一，现在新加坡的总统纳贝就在该校担任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由于新加坡有着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教学内容又是中英两种语言同步，同时考虑到双方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都是一党执政，政治生态比较接近。另外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腾飞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它的成功经验和行政管理的高效无疑有中国各地区市长们学习的地方，听说自2001起到今已培养出370名中国市长班人员。
闲谈中大大咧咧的金老板关切地问外甥在新加坡学习什么课程，以及考试内容。他的外甥告诉我们：“基础教材与大学同级水平差不多，另外学院还邀请了不少专家教授结合中国国情讲解。例如，上星期期末考试题是‘开赌’。教授要我们结合了新加坡全国关心议论的‘开赌’过程，着重谈了政府是怎么决策的、怎样征求民意的、怎样在国会辩论的、最后又是怎样通过的一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还有一次，在学习新加坡廉政机制中，我们问讲课的首席法官，新加坡法律规定反贪局长直接向总理负责，别人不得对案件插手，但万一总理腐败怎么办？首席调查官马上回答‘向总统直接反映’。当时中国学员都惊讶于新加坡反贪局迅速果断的工作方式和保障独立性的体制，这两点在中国是比较难的。”
我也直率与“市长班”外甥讨教：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说，现在中国学的经济学完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如“资本市场、价格规律、招商引资、成本合算、能源危机、通货膨涨、金融体系、宏观调控”。学习目的是采取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照搬和运用。我感觉改革开放二十六年，在经济领域我们所走的路基本上是西方市场经济曾经走过的路。比如，我们搞的经济模式——所谓特区、来料加工区、工业园区、科技开发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质上都是亚洲四小龙早二十年走过的路，翻翻资料一清二楚。这是否说明马列主义的基础——“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彻底破产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名存实亡？
“市长班”外甥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们：“不能讲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也不能讲马列主义完全错误。我们现在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有错，那也是在过去毛泽东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功能巨大无比，造成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不搞经济建设，不顾及人民生活水平。而现在正确在以经济建设为纲，政府功能在缩小减弱，容易形成宽松和谐局面，走什么路应该由实践来检验它的好坏。”
我又问：为什么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一定要送国外？他说：“这是事实，今天中国搞的市场经济是别人早已走了多年的路。他们是老师、是前辈、是榜样，我们是学生，所以只能虚心学习，并总结、反省自己走过的错路、死路。例如我们在特区与沿海省份搞的改革开放措施政策，其实十几年前在台湾、新加坡与香港早就实施了。今天，学生必须到老师家去学习，这样更生动更能学好。另一方面，十年文革造成的恶果今天正在反映出来，包括我们这些搞特色社会主义的官员有时也一头雾水，分不清南北。但没有关系，我们在改、在试。文革结束后，共产党发觉自己好像生了一场病，不是小病，而是严重的大病，并有勇气接受治疗，甚至开膛破肚，换好的器官，我们不仅接受老宗祖的中医、还接受外国西医。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治疗，有了很大成果，我们在康复，并一定会健康领导人民走向世界。”
经济发展规律：越民主成本越低
那次在新加坡吃饭聊天的时候，金老板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们曾经搞了那么多的经济实验，诸如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几乎都失败了。可是，那些当初被我们认为是要进棺材的西方民主制，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充满生机。”
他的外甥若有所思地告诉我们：“其实，这与体制是息息相关的。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西方所说的民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了，或者只是传统意义上‘三权分立’、‘多党制’的代名词。今天，民主早已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甚至是小区和家庭等等。而民主的核心有两点：一个是相互监督；一个是交流、合作。如果你观察历史，你会发现：凡是一个社会趋向民主化，社会各个角落都有着各种监督力量，经济的效率就很高，解决问题的成本就相对比较低，资源的分配就比较合理，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兼顾；反之则相反。”
“我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记得当年抗洪救险时政府为了修堤坝投资了好几百亿，而事实上，这些工程大都给了那些大资本家去做。政府给他们的是每方土12元，他们又承包给一些低档工程单位，以每方土3.6元再承包出去。这样原本可以解决众多人就业问题的工程，就被几个大资本家的垄断给牺牲了。如果能够给广大的穷人分享到这种社会发展的好处，他们就有能力去消费，并进而有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今天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异常突出的特点——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没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富人和穷人也没有什么平等对话的管道，造成社会资本、资源都不断流向有钱有权的人并为他们服务。国家有许多工程原本都可以以极小的资金完成的，但结果常常是质量又差造价又高，问题出在哪里也就不言自明了。试想，在一个有着有效监督体制、社会各个阶级各个人群都可以不断相互交流的情况下，政府便无力依靠自己的行政命令去配置社会资源，大资本家或单位领导便无力运用手中的权或钱吞云吐雾，那么腐败出现的概率不就大为降低了吗？社会的交易成本——其中包括各种商业贿赂、政府的机构成本、贪污腐败的费用等——不就减少了吗？社会的资源保护、配置和利用率不就可以更加合理充分了吗？试问，这样的社会经济怎么会不上去呢？所以，民主的社会办事成本低、效率高，政府的权力也有限，经济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民主的社会官员只向那些选民负责，所以自然不敢乱花纳税人的钱；而极权的社会官员的升迁都得益于领导的赏识，所以往往不考虑国计民生，好大喜功以得到个人的飞黄腾达，却常常造成‘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这种浪费是惊人的，它的后遗症也是可怕的。前者必然趋向于人员的精简，开支节俭；后者则趋向于人员的庞杂，民众的负担沉重，严重制约了经济的高效发展。当社会有限的资源无法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经济就会受到巨大制约，人民生活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讲要搞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举措，但光靠市场还不能解决我们经济中的很多问题，因为市场毕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地方。只有不断培育社会的民主化、不断地向公民社会前进，才会使社会各方的利益得到兼顾，经济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只有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才会使社会趋向和谐、共处、团结和欣欣向荣。”
这或许就是新加坡，乃至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几次游历新加坡都给我不同的收获，我不禁陶醉于这里的风情、景色，也被新加坡人的涵养及他们的法制意识所深深折服。我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多派一些优秀的干部去新加坡学习，并委托当地来培养中国市长级人才，那必将会给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新加坡关于监督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总结。我还想：中国与新加坡同为一党执政，为什么廉政建设与效果差距这么大？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新加坡要好，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值得中国每个公民好好深思！特别是执政党的干部。一党制如何保证监督体系的正常运作？从新加坡一党制执政的实践我看到希望，关键是执政党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