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幻想谷冰峰，我们到达了乱石丛生的如圆形剧场舞台的答底。……在这里(冰布)像库巴冰河一样，突然向南流去。我们将大本营扎在海拔17，800英尺处的侧面冰渍上。冰磕构成了冰布转弯处的外边缘。巨石为环境平添了一份坚固的感觉，而脚下滚动的碎石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人们所能看到、感觉到和听到的只有冰布、冰砖、雪崩和寒冷。这是人类无法生存的世界。没有流水，没有生命--只有毁灭和腐烂…-．而在征服山峰之前的几个月中，这里将是我们的家。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
《珠穆朗玛峰：西坡》
4月8日，当天色刚刚暗下来时，安迪的手提式无线电在洛布杰木屋外吱吱咯咯地响了起来。罗布从大本营发来了好消息。35名来自几个不同探险队的夏尔巴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将丹增送下山去。他们将丹增捆在一个铝制梯子上，通过放绳索、拉绳索和传送的方式将丹增送下冰川。现在丹增正在大本营休息。如果天气允许，一架直升飞机将于日出时将他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电话里听出罗布松了一口气。他指示我们在清晨离开洛布杰，由我们自己赶往大本营。
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们这些顾客也感到十分欣慰。而更今我们感到解脱的是我们即将离开洛布杰。约翰和洛由于不洁的环境而患上了某种消化道疾病。海伦，我们的大本营主管，患上了一种高海拔引起的顽固的头痛病。而我的干咳由于在浓烟弥漫的小木屋度过了第二个夜晚后也大大地加重了。
由于浓烟的原因，在即将度过第3个夜晚时，我决定逃离这烟熏火燎的木屋而搬到露天搭起的帐篷里。这个帐篷是由于罗布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而腾出的。安迪选择与我同住。在半夜两点钟时，睡在我身旁的安迪突然坐起来，发出阵阵的呻吟声。"嗨，赫罗德，"我躺在睡袋里问道："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过了一会儿，安迪拼命地拉开关着的帐篷门，费力地将头和身体伸到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当呕吐停止后，他一动不动地蹲了几分钟，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而后他突然跳起，急速跑出几米远，猛拉下裤子，发出一阵响亮的腹泻声。接下来的整个夜晚，他都呆在寒冷的露天里，尽情地倾泻着肠胃系统里的杂质。
清晨，虚弱的安迪处于脱水状态。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海伦建议安迪在体力恢复之前，先留在洛布杰。安迪对此建议不予考虑。"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粪堆里过夜了， "他将脑袋放在两腿之间，一脸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我也要爬过去。"
上午9点钟以前，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当其他队员轻快地走在路上时，我和海伦陪安迪走在后面。安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迈开脚步。他一次次地停下来，弓着背，将全身支撑在滑雪杖上喘气，然后又鼓足劲儿挣扎着前行。前进的路线沿库巴冰河侧面冰渍上的石块跌落了几英里后落在冰河上。灰烬、粗糙的碎石和花岗石覆盖着大部分冰面，但时常有一块块半透明的、泛着绢素玛淄光泽的冰面裸露出来。融化的雪水沿无数条地表和地下的河道奔泻下来，在冰河上发出幽灵般的隆隆回响。
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排各自独立的雪峰面前。最高的幻想谷高达100英尺。在强烈的太阳光线的照射下，这些闪耀着花纹的雪峰犹如茫茫碎石中伸出的鲨鱼牙齿。曾多次到过这里的海伦告诉我们，我们已接近了目的地。又过了两英里之后，冰河突然向东转去。当我们沉重而缓慢地走上一个长长的山坡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由尼龙圆顶组成的色彩斑澜的城市。300多个容纳了来自14个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帐篷点缀在乱石丛中的冰雪中。我们用了20分钟才在杂乱的聚居地中找到我们的营地。当我们爬上最后一段起伏的小路，罗布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欢迎到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他咧嘴笑着。此时，我手腕上的高度计显示出17，600 英尺。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们的"家"就在这个特殊的村子里，而村子坐落在由群山环绕而成的天然圆形剧场中。营地上面的悬崖被悬挂着的冰河覆盖着；那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断裂的冰雪轰鸣而下。向东15英里的地方，夹在纳布泽和珠穆朗玛峰西侧山肩之间的库巴冰布在一条由冰冻的碎石形成的狭窄缝隙中流淌下来。圆形剧场向南敞开着，所以村子里面洋溢着阳光。在晴朗、无风的下午，天气暖和得可以在室外穿着T恤。而当太阳坠落到帕默里圆锥形山顶后面的时候，气温直落到十几度。帕默里是紧靠大本营西侧的一座海拔23，507英尺的山峰。夜晚当我躺在帐篷里的时候，轻微的咯吱声和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像小夜曲一样随时提醒着我正躺在一条运动着的冰河上。
与恶劣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堆积在探险咨询公司营地旁的充足的衣食给养。这里是 14个被夏尔巴人统称为"队员"或"大人"的西方人和14名夏尔巴人的家。我们的如巨穴般用帆布搭成的大帐篷里摆着一张巨大的石桌，一台立体声设备，一个图书馆和几盏太阳能灯。淋浴是由一条胶皮管和一桶在厨房烧热的水拼凑而成的。每隔几天，牦牛送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依照往日登山队遗留下来的传统，每天早晨，车巴和一个帮厨的小男孩都要进到帐篷里为躺在睡袋里的我们准备好热气腾腾的夏尔巴茶。我曾许多次听说珠穆朗玛峰已被日益增多的人群随便扔拉圾而变为垃圾场。虽然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里确实是个大垃圾堆，但在最近几年中，这里已成为一个较干净的地方--是继我们离开纳姆城后所看到的最干净的人类聚居区，而这一变化应归功于商业探险队。
年复一年将顾客带上珠穆朗玛峰的向导们与环境有着一次性观光客所不具备的紧密联系。在1990年，作为罗布．霍尔和格里．鲍尔探险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发起了一次将 5吨垃圾从大本营清除的活动。霍尔和他手下的几名向导与加德满都的政府部门合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登山者保持珠穆朗玛峰清洁的政策。到1996年，各探险队除交纳通行费以外，还要交纳4，000美元的保证金。只有当探险队将一定数量的垃圾运回纳姆城和加德满都以后，保证金才能退回给探险队。甚至我们用来从厕所掏粪便的木桶也要被运回。大本营喧闹得如同蚁丘。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所在的院子是整个大本营的政府所在地，因为在山上没有人比霍尔更受人们尊重了。每当有问题发生时，诸如与夏尔巴人的劳资冲突、紧急医务救护或有关攀登策略的重要决定，人们都赶到我们的大帐篷里听取霍尔的建议，而霍尔也总是慷慨地为那些与他争夺顾客的对手献出多年积累的经验。
在1995年，费希尔成功地向导攀登了一座海拔8，000 米以上的山峰，即位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地区的海拔26，400英尺的布罗德峰。他曾四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并于1994 年登上山顶，但不是以向导身份。1996年春天，费希尔将首次作为高山向导攀登珠峰。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的探险队有8名成员。他的营地由于一块垂下来的像房子般大小的花岗岩上面写着"星座咖啡屋"的招牌而显得十分醒目。从我们的营地顺冰河向下走5分钟便可到达费希尔的营地。
各式各样的以攀登世界屋脊为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们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业内人士俱乐部。费希尔和霍尔虽是生意上的对手，但又是在高空狭路相逢的弟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为彼此是朋友。费希尔和霍尔于80年代在俄罗斯的帕米尔相识。而后在1989年和1994年他们在珠峰上的彼此的公司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曾计划在1996年向导各自的顾客登珠穆朗玛峰后合力征服位于尼泊尔中部的攀登难度很高的海拔26，781英尺的马纳斯卢峰
费希尔和霍尔的关系早在1992年当他们邂逅在世界第2高峰乔戈里峰的时候就得到了巩固。当时霍尔正同他的朋友、生意伙伴格里．鲍尔攀登乔戈里峰，而费希尔正同另一名出色的美国登山者埃德．维尔斯特尔斯共同攀登。当他们顶着咆哮的暴风雪从峰顶下来的时候，费希尔、维尔斯特尔斯和另一名美国人查理．梅兹，遇到了正在面对失去知觉的鲍尔和不知所措的霍尔。当时鲍尔正在发作一种危及生命的高山病而不能行动。费希尔、维尔斯特尔斯和梅兹帮助霍尔在暴风雪中将鲍尔拖下雪浪翻滚碰撞的山坡，挽救了鲍尔的生命。(一年后，鲍尔在杜拉吉里的山坡上死于同样的疾病。)
费希尔是一个魁伟、外向、扎着一条金色马尾辫，有着过盛精力的人。当他还是新泽西州巴斯亭山脊中学的一名 14岁学生时，费希尔偶然地收看了一个有关登山的电视节目，并着了迷。第二年的夏天，他专程赶到怀俄明，报名参加了全国户外指导学校(N015)主办的野外训练课程。等到高中毕业以后，费希尔永久性地搬到了西部，在N015找了一份做季节性教员的工作，从此义无反顾地选择攀登作为他的职业。
在18岁的费希尔为N015工作期间，他爱上了一名叫珍妮．普赖斯的女学生。他们7年后结婚，在西雅图安家，并有了两个孩子--安迪和凯蒂．罗斯(当斯科特在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5岁)。普赖斯后来获得商业驾驶员的执照，成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一份受人尊敬而且收入颇丰的可供费希尔进行职业登山的工作。她的收入还使费希尔能够在1984年成立了"疯狂山峰"公司。
如果说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反映了他系统而谨慎的攀登作风，疯狂山峰公司则是费希尔个人风格的准确写照。费希尔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形成了一种孤注一掷的登山风格。在他整个登山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早年的登山岁月中，费希尔逃脱了一系列在正常情况下足以使他丧命的意外事故。
至少在怀俄明约基米蒂国家公园攀岩时发生的两次意外中，费希尔是从80英尺的高处坠落到地面的。
当他以中级教员身份在风河岭进行的一次N015课程工作时，他在没系安全绳索的情况下坠落70英尺，跌入了冰河的裂缝底部。然而他的最可怕的一次失足发生在当他还是攀冰初学者的时候：尽管缺乏经验，费希尔还是决定首次攀登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峡谷的"婚纱瀑布"这个难度很大的结冰瀑布。当费希尔与另两名攀登老手在冰面上展开较量时，他在100英尺高的冰层失手，坠落到地面。
让那些目睹这一意外事故的围观者感到惊奇的是，费希尔竞自己站了起来，带着不很严重的外伤走开了。然而在他漫长的坠落过程中，一个管状的冰凿刺穿了他的小腿。当他在空中将冰凿拉出来的时候，冰凿带出了一串肌肉组织，并在他的左腿上留下了一个铅笔粗细的洞。费希尔认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小外伤而浪费他有限的资金，所以在以后的6个月中他就带着这个未包扎的、化脓的伤口继续攀登。15年以后，费希尔骄傲地向我展示了那次坠落留下的永久伤痕：一对闪亮的、硬币大小的疤痕像括号一样将他的根腿括在中间。
"斯科特可以让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极限，"唐．被得森回忆道。这位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在费希尔从“婚纱瀑布”失手坠落后不久遇到了他。被得森后来成为费希尔的良师益友。在尔后的20年中，他断断续续地同费希尔共同攀登。"他的意志惊人。他不在乎吃了多少苦--他总是无视痛苦而勇往直前。他不是那种因为脚痛就打退堂鼓的人。
"斯科特想成为伟大的登山者，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中的一员。我记得在N015总部有一个简陋的健身房。斯科特定期到健身房锻炼身体。他练得如此刻苦，以至于常常呕吐起来。人们很少能遇到具有这种毅力的人。" 人们被费希尔的精力和慷慨，单纯和近乎孩子般的热情吸引着。虽然他鲁莽而不好自省，但费希尔善于社交和具有吸引力的个性还是很快为他赢得了许多挚友；成百的人们，包括那些与他只有一二次交往的人们，都把他当作知己。健身器造就的体形和影星般轮廓清晰的面容使他看上去与众不同的英俊。在被他吸引的人群当中也不乏异性，而他对这种关注也并非视而不见。
费希尔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他大量吸食大麻 (但工作时不用)，而且饮酒过度。疯狂山峰公司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是斯科特的秘密俱乐部：把孩子哄上床以后，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轮流吸着烟斗，边看记录了他们攀登山峰伟绩的幻灯片。
在80年代，费希尔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攀登并为他在当地赢得了一些声望，但世界攀登界的名人都始终对他嗤之以鼻。尽管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样得到相当多的商业赞助。一些顶级登山者也是看不起他的。
当费希尔在1996年春天前往尼泊尔的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他认为早该属于他的认可。这一认可源于他在不使用氧气的状态下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费希尔的这支起名为 "萨加玛塔环境探险队"的队伍从珠峰上移走了重5吨的垃圾。这一举动不但使风景大为改观，也为他带来了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1996年1月，费希尔领导了一次为集资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活动。这次攀登为慈善组织筹得5万美元。由于1994年的珠穆朗玛峰清洁探险队和后来的攀登活动，费希尔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时，已经是著名人物了，经常出现在西雅图的新闻媒体上。他的攀登事业也蒸蒸日上。
记者们不间断地询问费希尔是如何将攀登所冒的危险与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相协调的。费希尔回答说，他现在遇险的机会与不计后果的青年时代比起来已大大降低了。他现在已成长为一名谨慎而保守的登山者。就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前不久，他对西雅图作家布鲁斯．巴科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会回来。我做向导时，我的妻子一点儿也不为我担心，因为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意外的事故都是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引起的。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在年青时代有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可能能找出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误。
" 尽管费希尔如此肯定，但他遥远的高山事业还是使他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西雅图时，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但是攀登经常使他离家数月。在儿子度过的9个生日中，他只参加了两个。实际上，他的朋友说，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他的婚姻关系已十分紧张。而紧张的关系又由于他对妻子的经济依赖而更加恶化了。
像所有的同行一样，疯狂山峰公司从创业之初财政就面临困境：在1995年，费希尔只赚得12，000美元。但最终费希尔日益增加的名望和他的生意伙伴兼办公室经理卡伦．迪金森的组织才能和冷静的头脑弥补了费希尔凭直觉和不计后果的运作方式。受到罗布.霍尔成功向导珠穆朗玛峰的启示以及他所收取的巨额费用的刺激，费希尔认为他进入珠穆朗玛峰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他能赶上霍尔的话，他很快就能将"疯狂山峰"射向赢利的靶心。
金钱本身对费希尔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物质方面的东西漠不关心，但是他渴望来自家庭、同行乃至社会的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
1994年，在费希尔从珠穆朗玛峰凯旋而归后的几个星期，我在西雅图遇到了他。我与他并不太熟悉，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而且经常在峭壁危岩或登山者的聚会上碰面。这一次，他拉着我大谈他向导攀登珠峰的计划，他引诱我说，我应该一同去，为《户外》杂志写篇文章。当我回答说像我这样攀登经验如此有限的人攀登珠峰是异想天开时，他说："嗨，经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海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兄弟。你能行。你已经做过一些艰难的攀登了。这些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难。我们已经把珠峰解决掉了。我们把它都捆起来了。我跟你说，我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砖路。
" 斯科特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是冷酷的。他每次见到我都大谈珠穆朗玛峰。更有甚者，他反复地与《户外》杂志的主编布拉德．韦茨勒夸耀他的想法。到1996年1月，由于费希尔的游说，《户外》杂志已决定送我去珠穆朗玛峰--根据费希尔的暗示，大概作为费希尔探险队的一员。在斯科特心里，这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距我计划的行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韦茨勒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计划有些变动：罗布．霍尔为杂志社提供了更优惠的条件，所以韦茨勒计划让我退费希尔的公司而加入探险咨询公司的探险队。我认识费希尔，并且喜欢他。当时我还不了解霍尔，所以我起初不太情愿。但当一名登山挚友向我证实了霍尔的良好信誉后，我热情地同意与探险咨询公司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营的一天下午，我问霍尔为什么他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他的登山队时，他坦率地解释说，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感兴趣。吸引他的是由于与《户外》杂志达成这桩买卖而给他带来的慷慨的广告回报。
霍尔告诉我说，按照协议，他只收取一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登山费用，而剩下的费用则由昂贵的广告版面来抵付 --因为这本杂志面向构成霍尔顾客群的核心，也就是那些高档次、富有冒险精神而身强力壮的读者。而更重要的是，霍尔说："他们是美国读者。大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向导攀登珠峰和另7座山峰的潜在顾客在美国。过了这个季节，当我的伙伴斯科特成为珠峰向导后，他就会比探险咨询公司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在美国本土。要与他竞争，我们就必须将广告大刀阔斧地推进到那里。
" 在1月份，当费希尔发现霍尔将我从他的队伍抢走之后，他怒火中烧。他从科罗拉多大峡谷给我打电话，用我从未听过的愤怒语气坚持说他决不向霍尔让步。(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直言不讳，他不是对我，而是对随之而来的公众效应和广告效益感兴趣。)然而最终他还是不愿为杂志社提供可与霍尔相媲美的优惠条件。
当我以探险咨询公司而不是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队员的身份到达大本营时，斯科特并末流露出丝毫的不高兴。当我下行到他的帐篷时，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看上去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虽然大本营显得那么平静，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我们身处在距海平面3英里多的地方。当我在午饭时走回大帐篷后，我足足喘了几分钟。如果我坐起速度太快，就会感到头晕目眩。睡眠变得不安稳，这是轻度高山反应的一个常见症状。在许多夜晚，我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感到窒息。伤口和擦痕很难愈合。我的食欲减迟，而需要充足氧气来代谢，食物的消化系统也拒绝加工我强迫自己咽下的东西；相反，我的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我的胳膊和腿渐渐干瘪得如麻秆粗细了。我的一些队友在这种缺氧和不卫生的环境中身体的情况比我还糟糕。安迪、麦克、卡罗琳、洛、斯徒尔特和约翰都患上了消化系统紊乱症，频繁地如厕。海伦和道格被剧烈的头痛困扰着。道格曾这样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这是道格第二次与布攀登珠穆朗玛峰。前年，道格、霍尔和另3名顾客在距山顶仅330 英尺的地方返回，因为当时山顶被一层厚厚的并且不结实的积雪覆盖着。"山顶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道格带着遗憾的笑容回忆道。"你信不信，从那儿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它。"霍尔对汉森没能如愿登顶感到惋惜。他说服汉森今年再试一次，并在费用上给了他很大的优惠
在我的队友当中，道格是惟一一位不依靠职业向导而进行过多次攀登的人。虽然他不是出色的登山家，但他15 年积累的经验足以使他在高空照顾好自己的安危。如果我们探险队中能有人登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道格：他强壮，干劲十足，此外他在珠峰上已到达过很高的地方。
就在距道格47岁生日还差不到2个月时，也是在他离婚17年后，道格向我承认他曾与一大群女人有染，而每个女人都是在厌倦了与山峰争夺他的注意力后而离开他的。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前几个星期，道格在访友时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他们双双坠人爱河。他们曾一度依靠传真互诉衷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道格没有收到她的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叹息道，看上去垂头丧气。"她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以为这一个会很长久。
" 一天傍晚时分，他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传真走进我的帐篷。"卡伦．玛丽说她要搬到西雅图了!"他满脸陶醉地脱口而出。"哩!这回可要认真对待了。我最好在她改变主意之前爬上山顶，然后将珠穆朗玛峰赶出我的世界。
" 除了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女人鸿雁传书之外，道格还把在大本营的这段时间花在向一所名为日出小学的学生们寄明信片上。这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肯特的公立机构。这所学校曾以出售T恤衫的方式为道格的攀登活动集资。他给我看了许多明信片："有些人拥有大梦想，有些人有着小梦想，"这是他写给一名叫作瓦尼萨的女孩子的。"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不要停止梦想。"
然而道格还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传真给他的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19岁的安吉和17岁的杰米。道格以单亲父亲的身份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总是跑进我隔壁的帐篷，而每当有杰米发来传真时，他总要兴高采烈地念给我听。"天呀，"他说："你怎么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总是把事情搞糟的人竟能养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则很少发传真或寄明信片。相反，我把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我在山的更高处，特别是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应如何行动上。虽然我在岩石和冰面上比其他顾客和许多向导花费的时间都多，但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我在高海拔所停留的时间是现在这群顾客中最少的。实际上，大本营--珠穆朗玛峰的脚趾，已是我一生中曾到过的最高处。
霍尔对这一切并不担心。他解释说，在7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后，他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使我们适应缺氧环境的方案。(大本营处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而峰顶则只有三分之一)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将做出调整，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变，以及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在数目上的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尔坚持说，自大本营开始，每次攀登2，000英尺的高度，攀登3次后，我们的身体会充分适应环境并为我们登临29，028英尺的峰顶提供安全保障。"这方法已成功过39 次，老兄，“当我表示置疑时，霍尔面带被扭曲的微笑宽慰着我。"有几个与我攀登过山顶的家伙也曾像你一样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