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如果你想参加登山，你必须背会下面几句话：“登山是一项探险活动，它存在受伤和死亡的可能，参与者必须清楚这些危险并对自己的受伤和死亡负责任。如果你对受伤和死亡没有心理准备，最好不要参加这项运动。”
1998的统计，登山和赛车运动死亡率世界排名前两位。从1955年中国登山协会成立至1991年梅里雪山，为登山事业献身的勇士24位。随着民间登山探险运动的兴起，民间不少勇士也为这项运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7年秋天我在珠穆朗玛峰当联络官，一天来了一个加拿大登山队共4人。队员1人马歇尔，夏尔巴厨师2人，一人大本营做饭，一人ABC做饭，另一位是马歇尔的女朋友。马歇尔登山在加拿大有些名气，这次准备创一个登山记录，单人从珠穆朗玛峰北壁登顶，马歇尔在大本营适应了几天后，就带着一个厨师走了，大本营留下了他的女朋友和另一个厨师。3个星期过后的一天下午，雷声和大雪交替的出现，山上的夏尔巴回到大本营，告诉我们马歇尔从北壁的8200米失踪了，他的女朋友眼泪汪汪的在大本营哭了几天回加拿大去了，大本营的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后来美国登山队在6000米处发现马歇尔的遗体，告诉我们已经被摔成不象样了。第一次认识到登山的残酷。
1991年队长给一个强大的美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当联络官。美国队获得巨大成功。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个两人日本登山队，其中一个在日本登山界有些名气，自己有个探险公司。另一位是有5个小孩的父亲，职业中学教师，大约40多岁。他们和美国队协商，要用美国队的营地和一些装备。也不知他们付了美国人多少钱，反正双方都满意。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两个日本人在大本营附近高山适应。这位满脸和睦的中学教师拿着日本小礼品去各个队访问并请多多关照，每次都要拿出他的全家福照片让大家看。通讯设备也用的是美国人的。登顶的那一天（不管哪个队登顶，大本营的人员都要在当天等待消息），约中午1点钟，顶峰传来报话，两位日本人已登顶，并准备下撤。2点多钟，8200米以上天气突变，白茫茫一片，大本营的人们开始对他们担心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哪个有5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回来。给人的感觉怎么象天方夜谈似的。
那年的美国队里还有一个澳大利亚50多岁的老头，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他一生的梦想。他从年青的时候就开始试尝攀登珠穆朗玛峰，91那次是他第七次试尝珠穆朗玛峰，很有希望，可惜在准备登顶的那段时间，牙疼犯了，不得不提前返回尼伯尔。92年第八次再次攀登，登顶后，由于体力严重透支，永远留在珠穆朗玛峰上面。
登山是一项有生命成分在里面的运动（2）
1994年带的一个美国队里也有一个叫大卫的澳大利亚小伙子。出生富贵，喜欢登山，家里人没办法，就出资让他去登山。
那次我带进山里面的英语书《走遍美国》和《新概念》。他对我说：“MR. WANG，走遍美国还行，那本新概念连我们澳大利亚人都觉得难。”好象从那以后队长再也不看《新概念》了。
登山结束撤营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两人，大多数人必须坐在外面，除队长外，其中一人轮换。只有大卫一人对队长坐在里面不轮换强烈抗议。还很少有人向中方联络官提抗议的。当然队长给他解释——到边境后，要去和海关、边检等单位打交道，总不能浑身是土的去吧。解释完后他再没提抗议。他回国后，我们还通过几次信。后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大卫97年去尼伯尔的攀登一座山峰，不幸遇难。
1992年在攀登北美洲麦金利时，由于赶上10年不遇的暴风雪，在那场暴风雨中有许多人遇难。暴风雪后，看到忙忙碌碌的直升机吊着大包进进出出（那都是遗体）。
我和李致新的感觉是恐怖。尤其是3个韩国队员刚从我们要走的西壁路线摔下来。可我们还得走他们同样的路线，害怕和压力可想而知。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安全返回。
1995年1月在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的时候，突击的时候也赶上暴风雪。记得在突击营地我和李主席顶着狂风搭帐篷，我们那顶帐篷是NORTH FACE顶级帐篷，1000多美元，那也被狂风吹的东摇西晃。帐篷搭好后，我们在帐篷里休息。傍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旁边搭了一个旧帐篷，上面除了石头看不见其他东西。我们觉的危险，进去一看，是一个50多岁的德国大夫很艰难地躺在里面，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帐篷，并请他吃了晚饭。我们也担心他的帐篷，邀请他晚上住在我们帐篷。老头感谢完我们后，还是回到他的帐篷。好在晚上风不大，省去了我和主席的担心。
第二天突击顶峰，等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老头已经不见踪影。在突击顶峰的过程中，我们在途中超过他的时候，见他很艰难的攀登。撤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暴风雨来了，天气已经很糟糕，我们确实为德国老头担心。后来在报道中看到一个德国医生在那场暴风雪中遇难。不知是否是他。
登山是一项有生命成份在里面的运动（3）
2000年可算一个悲壮年，队长和马哥带着山友浩浩荡荡去登章子峰。章子峰是珠穆朗玛峰北峰（7543米）。她和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及在6000米2号营地以下是同一地方。6000米以上才分道。当然我们也遇到比我们先到的孤身登峰的阎庚华。刚开始还看他信心百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脸上的愁容越来越多，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压力，也为他担心。记得在6000米的营地，王石和他谈了一次话，给他指出3个选择：
1、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实在不行，就撤下来回家，只是面子上的问题。
2、退出来加入章子峰登山队，可以结识许多山友。
3、退下来加入即将来到的北大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安全有保障。阎庚华只有苦笑，并没有接受王石的意见。章子峰成功撤回大本营，阎庚华也回到大本营休整准备突击。我们队广东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正好过生日，阎庚华当然是我们的嘉宾，他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唱送战友的时候，那种苍凉、那种悲壮，给人的感觉是在生死告别。玉珠峰救援的时候，听到阎庚华遇难的消息后，在悲痛的同时，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阎庚华黑龙江哈尔滨人，他和他哥是很早的户外活动爱好者。记得在1986年他们哥俩就开始参加铁人三项赛，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无与伦比的体力给中国登山协会许多人留下深刻的记忆。阎庚华还与中国登山协会许多人非常熟悉。我的印象是隔几年见一面。1998年再见到阎庚华的时候，话语多了起来，原因是他在那年去了一趟卓奥友峰，并登到一定高度，对登山开始感兴趣。他在登完卓奥友峰回来的途中，碰到一个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大家聊的投机，这位企业家被阎庚华的精神感动，给了他几万元。阎庚华想拿这钱去登珠穆朗玛峰。1999年阎庚华真的自己个人去登珠穆朗玛峰。他从珠穆朗玛峰回来后又一次见面，他对我说登到8300米，难受劲别提了，以后打死他也不去登山了。
99年12月份队长和李主席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休息的那天在哈尔滨街区转，很冷，天上飘着雪花。正在逛着，突见一个人全身红色登山装备武装，背着红色背包，拿着雪杖快步流星走在大街上的人群中，景色非常特别和壮观，象电影里面的情节。队长和李主席纳闷，追上去一看，竟是老阎。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明年黑龙江电视台将赞助他孤人去登珠穆朗玛峰，他开始训练。队长和李主席深知登珠穆朗玛峰的艰难，何况个人。劝阎庚华注意安全，能上则上，不能上再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阎庚华给队长最深的印象是他那谦虚的笑和沧桑的脸。
登山是一项有生命成份在里面的运动（4）
1988年珠穆朗玛峰横跨活动中，队长和罗教练在尼泊尔南侧队。尼泊尔侧的日本队大夫，大约50多岁，稍微有点胖，戴着眼睛，非常慈祥。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大本营。给他举行的葬礼是按当地风俗，请了一些喇嘛念经，把他的遗体坐立在大本营两天。队长当时想不明白生命为什么这么的脆弱，几天前还乐呵呵的给大家检查身体，给每个人的身体提一些建议，发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营养药，就这么突然没了。
1994年春天珠穆朗玛峰有一个台湾登山队，一名非常有登山能力的队员石方方，穿着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防寒装备，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后，体力极度疲劳，无法在当天撤回突击营地。报话机里他向大本营的队友说已经走不动了，天黑了，他才走到8700米的高度。大本营的队友告诉他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不要睡觉，等到天明就好了。大本营所有的人都为他担心，都寄希望于他那精良的装备帮他熬过那危险的一晚。第二天早晨，报话机机里传来石方方微弱的声音，说他腿已经伸不直，站不起来了，那是他和大本营的最后通话。当时台湾队的联络官中国登山协会开发部部长杨世涛每说起这件事，眼里都含着泪。
1993年海峡两岸珠穆朗玛峰登山中，4月份的气候不是太好，在北侧的海峡两岸队辛苦的攀登着，南侧尼泊尔组织了一个第一支尼泊尔女子国家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也在辛苦的攀登着，这在尼泊尔是一件大事。北侧其他登山队的夏尔巴在一起常谈此事，他们也为此自豪，毕竟这个登山的民族也开始有女子登世界第一高峰。其中一个夏尔巴特别骄傲，因为那支登山队里他的妹妹是队员之一。大约是在4月底的时候，传来消息，尼泊女子登山队6人登顶，2人失踪，可能是在希拉里台阶附近出的事。
唉，登山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消息。那天我正在从7790米5号营地往7028米4号营地走的途中，遇到一个夏尔巴正在往上走，一打招呼才知道，失踪的其中一个女队员是他妹妹。他一个人要从北侧跨过去找他妹妹，现实的残酷。当然这个夏尔巴最后也没能跨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