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家张俊岩平淡的退休生活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澜，这起因于我在5月2日的那次登门拜访。他当时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希望能对我了解40年前中国登山队“征服”希夏邦马有所帮助。写信者是意大利探险家西蒙·摩尔（Simone Moro），张俊岩的一个朋友。
他是在3个月前收到这封来自希夏邦马峰大本营的信件的。那是2004年的1月18日，西蒙和4个波兰同伴经过50多天艰苦而又寸功未建的攀登，十分沮丧地给包括张俊岩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朋友报告这次登山的最新进展：“嗨，伙计们，现在我们回到了海拔5300米的大本营，看来今天又是一个异常难熬的日子！” 西蒙·摩尔率领的登山队是第一个在冬天从南面攀登希夏邦马峰的队伍。1995年西班牙登山队在南坡成功开创了“菲哥瑞斯路线”（Figueras Route），西蒙·摩尔是第一个效仿者，却遭遇失败。“我们在海拔7700米的地方最终放弃。我们的脚已经开始失去知觉。假如我们继续爬，我确信我们能够达到顶峰，但代价可能是送命或者冻掉手脚。这真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顶峰近在咫尺，仿佛唾手可得，然而我们必须下撤！”
如果时光倒流40年，也是在5月2日，张俊岩要比西蒙·摩尔幸运得多。他和队长许竞、副政委王富洲等10个队友，集体登上希夏邦马峰顶，创造了一次集体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虽然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每当回忆起那个动人场面心中总是感到快慰异常。”我坐在张俊岩对面的椅子上，眼见着这位中国登山界的前辈慢慢滑入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在此之前，我从散落在各处的资料中试图领略希夏邦马峰的大概。“希夏邦马”藏语的含义就是“气候严寒、天气恶劣多变”。这座山峰巍然耸立于喜马拉雅群峰之中，终年覆盖白雪的峰顶直插云天，袅袅白云如同轻纱在它周围飘游。希夏邦马峰的山势险峻，气候恶劣。山下有数不清的冰雪裂缝和陡峭的岩坡，强劲的高空风一吹，刮的天昏地暗，时而还有惊天动地的雪崩发生，这一切曾使不少企图探测它的奥秘的人望而却步。
1964年3月间中国登山队到达希夏邦马峰峰脚下。这时节，拉萨河谷已是枝头泛绿的初春，而这里却是一派寒冬景象：天空是阴沉沉的，强烈的高空风发怒似地横扫地面，翻腾飞舞的雪粒和石粒扑打在登山者的身上和脸上麻麻发痛。他们在海拔5000米的一片宽阔的高山草原上，刨土搬石，开始建设登山大本营。
在攀登希峰之前，由于人们对它一无所知，若想从资料或地图上去寻找通向峰顶的路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先进行寻找攀登路线的侦察活动。“我是侦察者之一。经过三次侦察，从希峰北坡登顶的路线已经确定。从海拔5000米的山下到海拔8012米的峰顶，弯弯曲曲的攀登路线竟长达36公里以上，比过去中国登山队任何一次登山路线部要长。”张俊岩从一个泛黄的牛皮纸带子里拿出当年侦察路线时拍摄的黑白照片，感慨万千地说道。如今，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有十几支国际登山队来到希夏邦马峰脚下张俊岩和队友当年修建的大本营，从北坡纷纷登顶。这条相对安全的路线沿用了40年，被国际登山界称为“传统路线’”。
1995年，一支西班牙登山队打破传统路线的唯一性，从南坡登顶成功，并命名为“菲哥瑞斯路线”。也许此后还有人要开创更新、更加艰难的路线，但是1964年中国人开辟的北坡路线让许许多多的登山探险家圆了登上海拔8000米的梦想。至今，在尼泊尔注册的许多登山公司，其广告词中都有这么一句：“假如您想活着登上海拔8000米的高峰而不是体验一种艰苦的自杀方法，您的选择是希夏邦马峰。北坡的传统路线可以保证您安全登顶。”
王富洲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只听他喊了声“保护”，话音未落，身子早像箭一般地向下滑去。
中国有个成语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40年前攀登时为地球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张俊岩和队友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打算，而我这个70年代后期才出生的年轻人似乎不太容易体会他们那代人的豪情壮志。
1964年5月2日临晨4点钟，希夏邦马峰凛冽的阵风，把雪吹得沙沙作响。帐篷里面，登山队员已经起床，张俊岩守在报话机旁，等待与大本营联系，焦急地期望着天气预报消息。突然，一阵大风吹过，发出呼呼的吼声，煤汽炉上的火光摇晃了几下，队员们不约而同地说，“天气又要变坏了吧？”又有人说，“只要给我们几个小时就行了，即使是二等天气也没关系”。大家做着早饭，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一会儿风停了，帐篷恢复了平静，张俊岩拨开帐篷门向天空看了看，高兴地叫道：“同志们，好天气”。这时，风雪已经过去，天空里淡淡地飘着一块块灰白色的云，风吹云动，一弯明月悬挂夜空，时隐时现，露出它那皎洁的玉面来。月光照射在寂静的坚硬粒雪面上，闪烁着光彩，好像整个冰雪世界都在微微颤动。
为了争取时间，行军的速度比较快，一鼓作气到达了7800米附近，然后开始向左上方斜切上升。队伍斜切宽20米的冰瀑区的冰陡坡，冰面光滑，异常坚硬，冰瀑区的下面是直泻千丈的冰雪陡坡。走在最前面的邬宗岳举镐刨冰台阶，冰质坚硬，破冰四溅。当时许竞队长从背包中取出冰锥打入冰层中，利用结组主绳进行保护前两个结组顺利地通过冰瀑区后，继续前进。这时，轮到第三结组过冰陡坡，眼看就要过去了。突然，王富洲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只听他喊了声“保护”，话音未落，身子早像箭一般地向下滑去。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用双手使劲压住冰镐，企图用冰镐尖插入冰里，可是由于冰坡太陡，冰面光滑而坚硬，冰镐尖只是在冰面上画了一道痕迹，身体仍然飞快地向下滑坠。”1960年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王富洲很少向我这样的晚辈提起这次意外，但是在5月2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有幸片刻分享了原本只属于他和当年生死与共的老队友的一段记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觉得绳子猛然一震，滑坠停止了，原来云登同志听到喊声后立即将冰镐插入冰雪里，用双手和胸膛紧紧压住让我化险为夷。”然而王富洲已滑坠十几米远。他站起身来，拍打掉了全身的冰雪，又迈着艰难的脚步向上走来，这时他已是精疲力尽。但为了不影响整个突击队伍的宝贵时间，他克服一切身体上的困难，咬紧牙关追上了队伍。
通过冰瀑区后，接着就是一个屋檐式的较平缓的台阶，上面是比较厚的粒雪层，其表面是一层不太厚的松雪。突击队伍翻过一个粒雪坡之后，就向右拐进一个山拗，这时浮雪加深，队伍走得愈来愈慢，强烈的阳光和冰雪交相辉映。即使带着墨镜，也感到晶光耀眼。头晕目眩。极度缺氧和体力的消耗，迫使他们大口喘着气，不时坐下来休息一会，使呼吸平稳后再走。
他们又走了50米才到达一个缓坡上。抬头望去，顶峰近在咫尺了。队员们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同伴间互相勉励，相互支持着，绕过一个蘑菇状的雪檐，来到了一个呈三角状的冰雪坡顶部，面积大约５平方米，这时眼前豁然开朗，呼啸的山风，不断向他们扑来，大家忘却了疲劳和严寒，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喜悦。
“我们在峰顶逗留了40分钟，完成了预定的各项工作。队员们兴致勃勃地饱览了高峰之巅的壮丽风光：太阳斜挂在东南方的晴空，好像离我们很近，彩霞正在脚下掠过。”虽然40年的时间足可以让整整一代人忘记这段历史，但是在张俊岩的内心中登顶刹那的激动伴随了他大半生。
由于超豪华的队员阵容和考察后取得的丰硕业绩，1964年的登山考察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甚至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
当年随登山队一道来到希夏邦马峰的还有一支由中科院派遣的考察队，由施雅风和刘东生联袂主持。所以，5月2日对于这两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与登山队员并肩战斗的那些年里，科学家们从登山队员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事隔40年，刘东生的眼前仍然晃动着登山健儿向雪峰之巅一步步迈进的身影。他们的组织工作，他们的适应性行军，战胜困难，直达目标，突击登顶的单纯意志，尤其是“一根绳子、几条人命”的结组行动方式，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科学事业当然就像是在登山，一样的群体精神，一样的必胜信念，一样的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冠军争夺赛？！”。
施雅风和崔之久、郑本兴、季子修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及阳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30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形态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只见冰路通幽，幽处皆冰；冰塔崖壁间，错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曲折的冰沟和幽深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上架设着雪桥，雪桥下悬挂着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花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置身于仙境般的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5、6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希夏邦马峰各种宏伟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胜的。这是属于热爱冰雪世界的人们的骄傲。
恰好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开通之中，劈山开道，沿途封存了亿万年的岩石第一次暴露在天光下。刘东生专心致志地与石头打交道，贪婪地去观察，去抚摸，去寻找。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天赐良机。但新近劈开的山崖属于危险地段，塌方时有发生。忽然，随着不远处同伴们的一声惊呼，一块巨石轰隆隆从天而降，砸向专心观察的刘东生。此时左右闪避已来不及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砸垮了半边公路，滚下万丈深渊……这一惊险场面的目击者们呆傻半晌，才冲向他们的队长。还好还好，正在拍打浑身泥土的那位当事人，只不过擦伤一点皮肉而已。
常规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整个希夏邦马峰科考也以常规为基本特征。但是突然，一个发现打破了这一常规，引发了青藏研究一个新课题的诞生，一次飞跃性进展。
那是夏季里寻常的一天。当太阳在雪山背后隐去，出了一天野外的考察队员们就像小鸟归巢，从四面八方陆续返回驻地。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向刘东生出示了一块石头，说捡到了一块植物化石。说这话的时候，张康富有些不经意的样子。刘东生端详着这块化石，轮廓和叶脉清晰，是一片阔叶。忙问在哪里捡到的，回答是它就呆在海拔5900米冰川旁的岩石里。
“我不禁心有所动。这样的阔叶林在藏东南海拔3000米处已是上限，它的同类化石却出现在高于这个上限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坐在我对面沙发里，耄耋之年的刘东生仿佛再次陷入当初预感这块化石价值巨大那一刻的兴奋当中。刘东生当时推测，如果这是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时间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但如果这块化石出现在较为晚近的年代里呢？”老先生微笑着看着我，眼中闪烁着智者的光芒。
一回到北京，刘东生就找到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做鉴定——结果是激动人心的，这块化石是高山栎，年龄仅有200万年！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200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3000米！这一枚高山栎化石引发了此后10多年关于“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问题的大规模科学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