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珠穆朗玛27日电：新华社记者从珠穆朗玛峰下海拔5120米的中国登山队大本营报：27日北京时间零时30分，记者从登山队大本营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里，收到了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6400米的营地传来的喜讯：“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25日黎明北京时间4点20分安全登上了海拔8882米(后测定为8848米，作者注，后文均用 8848米之说)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26日，登山队都已经安全返抵7007米的营地，27日他们可回到6400米高处的营地。”翻开1960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人们就会在头版发现以上这条重要的新闻。
地球上的“第三极”
银灰色的山峰隐没在浓密的雾层里，峻峭的山岩上铺盖着一望无边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像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岩“飞泻”而下。纵深的峡谷曲曲弯弯，好像永远无法走到它的尽头……珠穆朗玛——这座海拔8848米的地球上最高峰巅，巍峨而奇峭，耸立在祖国西南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珠穆朗玛峰的冰雪、冰岩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阻碍着人们探测它的秘密。在世界有些国家，人们把它同“南极”和“北极”并提，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特别是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极度的严寒，特大的高空风，巨大的冰崩、雪崩和峥嵘的岩壁，对登山家们存在着极大的威胁。外国的登山队从1921年到1938年的18年中，曾经从珠峰北坡攀登了7次，每次都遭到了失败。1924年，曾经在英国登山界煊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鼓足勇气，从北坡发起对珠峰的第 3次冲击。他们虽然比过去的同行们到达了更高的高度——海拔8500米左右，但他们就此再没有回来。但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打破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被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麓攀上顶峰的壮举。
“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
1950年6月3日，法国运动员埃尔佐路和拉申乃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踏破万年积雪，登上世界第十高峰——尼泊尔境内的安纳普尔那峰(8091米)，再一次掀起了向8000米以上高峰冲击的热浪。攀登高峰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1958年，苏联 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于1959年向珠峰挑战，并与当时中国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登山集训队，首先在香山开始了训练。1958年 8月，中国登山队赴苏训练。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苏联列宁峰(7134米)。
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联合组成侦察组，对珠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一切顺利。按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则调集大量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万事俱备，只待发兵。如果一切照此发展下去，世界登山史的书写将会出现另一种格局了。
1959年3月18日夜，西藏自治区发生叛乱。中方只好提出把登山活动推迟到1960年进行。
1959年底，西藏叛乱平息后，中方主动函请苏方派员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派了两人来华，并去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但在他们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后，终于透露出：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已无意再与中国合作登山了。协议撕毁。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人家不干了! 这项登山活动也像当时中苏合作的许许多多其它项目一样，陷于瘫痪。
1959年严冬，在北京一间热腾腾的平房里，贺龙叼着那只不离嘴的大烟斗问前面的登山队长史占春：“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行不行?”“能行!”史占春当时30岁出头，血气方刚。心里只想就要争口气。很快，报告打到刘少奇主席桌上。史占春拿到70万美金，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也在向登山队汇集，1960年向珠峰艰苦卓绝的大进军，被这些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勇士拉开了帷幕!
建起“冲击”大本营
1960年 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像浓雾一样迷漫在山峦的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翻滚，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们，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在海拔5120米的一块谷地上停下来，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脊
部，中国登山队决定把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的大本营设在这里。中国登山队队长和副队长是中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他们参加登山活动都不过5年的时间，几年来南征北战，不止一次地领导和组织中国登山队，胜利地征服了中国境内许多座著名的高峰，在中国登山史上树建了功勋。这一天，他们又率领登山健儿来到珠穆朗玛峰，要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中国各地的各行各业。他们当中有东北厂矿的职员，有西南原始森林里的林业工人，有驻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有西藏高原农村的农民，有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者，还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学生。寒风发狂地呼啸，巨大的冰崩发出雷鸣般轰响，雪粒飞扬着，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藏到白茫茫的风雪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峻和高不可攀。但是，大自然的暴力并没有吓倒中国登山运动员，他们的欢笑声盖住了一切。他们在这人迹罕见的珠穆朗玛峰下，树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他们搬走石堆，在峡谷里搭起一座座毡毛帐篷。他们挖开冻土，在山坡下砌起一眼眼炉灶……
在这不久前还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正式“安家落户”了。登山队员们的生活是多彩的。尽管这里偏僻而荒凉，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生气。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竿，缠上几条红布，搭起一座象征性的“彩门”。
珠穆朗玛山区瞬息万变的气候，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了无穷的困难。暴风常常把登山队员们的帐篷刮得东倒西歪，队员们往往不得不从睡梦中起来与摄氏零下20度左右的寒风搏斗。大雪纷飞，连炉灶也无法点燃，队员们有时连开水也很难喝上。严酷的寒潮袭来，迫使人们整天不能走出帐篷一步。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到达山下，就立即迅速布开了战线，从各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气象工作人员在珠穆朗玛峰荒漠的山坡上，第一次建立了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刻把珠穆朗玛峰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
准确的气象情况预报。无线电报务员们在崎岖陡峭的山岩间架起了高大的无线网，开始与北京和有关地区联络。
医生和护士们更显得忙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反应”，使登山队员们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后勤人员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来高质量的高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与此同时，登山队队部负责人和登山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资料，制定了征服珠峰顶峰的总体计划。根据中国四、五年来进行高山探险的经验，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上，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攀登，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
“战役”进行。
第一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海拔7600米的地方，然后再返回大本营。
第三战役——再上升到海拔8300米。
在这三次适应性攀登中，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登顶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随着高度逐步上升，队员又能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此后的第四战役，就要求队员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突出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海拔8848米的顶峰。
迈出攀登的第一步
3月25日，连绵的风雪停息了。
中午12时，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登山背包，拿着冰镐，集合在珠穆朗玛山下的广场上。在庄严的国歌中，登山队员们亲手把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上灿烂的晴空。队长史占春向整装待发的队员发布命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登山队员们沿着珠峰的东绒布冰川中脊路线前进。
奇异的冰雪世界
第二天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数不清的冰塔有些尖削而峥嵘，像林立的春笋；有些巍峨而高耸，像一座座宝塔。它们像水晶一样透明而洁白，像宝石一样绚丽夺目，彼此毗连起伏，形成了冰雪“森林”。面对眼前这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镜头。但是，当队员们继续向前行进时，路途却变得越来越难走了。人们常常只能从冰塔间的狭窄隙裂中间穿过。在强烈的高山阳光下，冰面冒着气泡，裂缝中不时传出冰块爆裂的声音。接着，冰塔的尖端或侧角倏地崩塌下来，巨大的冰雪碎块纷纷四散，稍不小心，就会遇到危险。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地段，几座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座座墙一样，把窄峭的山坡整个堵住了。看来，人们只有从冰缝中间钻过去，但是，历历在目的冰崩痕迹表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队伍停下来，寻找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
“危险!冰崩地区。
攀右侧山坡绕行。
切勿停留!
速去!速去!”
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刨出了一级级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小路向前走一会，登山队员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中途二号营地——海拔5900米处。
一具“前仆”者的尸体
登山队员们从二号营地出发，已是第三天上午了。他们穿过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开始进入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冰面坎坷而又异常陡滑，巨阔而深邃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滑溜溜的，不容易踩稳。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下午，天气突然变坏了。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人们的皮扶，浓密的雪粒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温度计上，汞柱降到摄氏零下20度以下。登山队员们互相用绳索连结在一起，结成“结组”，彼此保护，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雪地，顶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在经过一段山坡时，队伍突然停下来。登山队员们在路边的雪堆上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上去一看，呵，原来是一具尸体。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看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登山的牺牲者。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未完全腐坏。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来看，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英国“探险家”。
登山队员用冰镐挖开雪堆，把这具外国前仆者的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继续前进。3 月27日，登山队员按期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三号营地，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攀登，遂后返回大本营。
闯开北坳大门
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拼搏在继续。
珠峰北面，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峰的孪生姐妹——海拔7538米的珠穆朗玛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冰雪峭壁。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像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要上顶峰，必须通过北坳。登山队员们称它是通往珠峰的“大门”。在北坳陡险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上最危险地带，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公里以外都能听到它的轰鸣声。
20多年前，试图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一次雪崩中，就有 7名英国队员被埋在冰雪底层。
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回忆道：“这里坡度极大，积雪太深，深陷的冰裂缝更加可怕。巨大的块状雪崩经常发生，对探险队有致命的威胁。”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带领一个由6名优秀队员组成的小组，顶风冒雪先行向北坳进发了。这天，北坳上空浓雾弥漫 ，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小组队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一个紧跟一个，他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寻找到安全的路线；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一次冰瀑，也可能把他们埋葬。但为了给全队开辟道路，小组的队员毫不畏缩地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小组队员上升到海拔6800米。现在，一道陡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70度以上。队员们笑称它是“珠穆朗玛冰胡同”。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短暂的休息之后，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去。运动健将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他们大胆地使用了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着“冰胡同”的
另一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惫不堪，汗水从额上不停地淌下。
运动健将王大义这天患感冒，体力虚弱，在攀登时连续三次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了“胡同”的上端。天快黑时，小组才到达北坳顶端，成功地打开了珠峰的“大门”。紧随着副队长许竞又率领一支修路队伍直上北坳。他们在坡度陡峭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座“难关”——北坳的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大路，以保证大队通过。
第二次适应性攀登
4 月11日，全体登山队员从海拔6400米的营地出发，开始了攀登北坳的险峻而艰苦的旅程。
上午11时，珠峰上空云雾缭绕，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岩壁，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嘶吼着，翻滚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冰爪，沿着北坳冰坡前进。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陡，登山队员们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人们张大了嘴拼命地吸气，仍然感到胸脯闭塞，喘不过气来。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
风雪更大了，队员们的脚步也更慢了。这时，走在最前面的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队员们疲惫的神情，笑了笑，热情鼓励大家说：“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北坳决阻挡不了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几句激励的话就像在队员心中加了把柴，脚下的步子更加有力而稳健。
运动健将刘连满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他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顶部。累了一天，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啊。但他看到自己的同伴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他便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向上攀。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但他仍不休息，直到队友们上完为止。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上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带。但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两次适应性攀登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危险信号：登山队员汪基，这个兰州大学的毕业生在6400米高山反应严重，经抢救无效牺牲，在他的腰里，还缠着一面准备插上顶峰的五星红旗。
攀向第三个高度
高度是登山队员们征服的目标。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而告失败。因此，在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征服高度的能力有不言而喻的极限。直至本世纪60年代初叶，中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海拔7590米。是由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 6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以后几年来，中国还没有人突破过这个高度。
在海拔 7590米的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势会是怎样?人体肌能的反应又会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登山队员的新课题，只有在新的攀登实践中来回答了。4 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出发，跨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的攀登。
珠峰气候瞬息万变。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霎时间却刮起暴风，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37℃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雪，深厚而松软。一脚下去，踩进一尺多深。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有时，不得不全身匍匐到雪地上爬行。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傍晚，高空风更加狂暴，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登山队员们尽管有鸭绒帽、衣裤和坚厚保暖的高山靴全副武装，但仍一个个冻得全身战栗，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冻封盖住，连吸气都很困难。
第二个牺牲者
弥漫的风雪，骤降的气温，使大批队员被冻伤，教练员陈荣昌的鼻子被冻掉了一截。但这都没能阻止登山队员的步履，他们迈着坚韧的步伐，继续前进，跨上了乱石垒垒的岩石坡。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空气中含氧量更加稀少。人们在这里变得异常虚弱，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队通过一段距离不到20米的岩坡时，队员们不得不休息了 4次才登了上去。在这段攀登历程中，又一位登山队员永远地倒在了皑皑白雪中。他就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邵子庆。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步一滑，不时跌跤。刘连满背着30多公斤重的背包，仍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最前面，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跟，然后再用冰镐一下下在冰上刨出台阶。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使出全身力气，但刘连满一直坚持着，当这样的开路先锋。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眼睛里不时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几乎晕倒，但他一想到自己身后的队友，正亟待沿着他开的路前行，于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责任感支撑着他一镐一镐地刨，一步一步地攀，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
经过两天艰苦的跋涉，大队终于安全到达了海拔7600米的地方——中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但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所剩无几了。
征服“死亡地带”
在过去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因为随着海拔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缺乏。据科学家们测算，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150毫米水银柱，而上至海拔8000米时，氧气分压就降到46个毫米水银柱。这种严重缺氧状况，给人类身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海拔8000米以上，几乎被看作人类登山活动的禁区，如不使用人类自制的氧气设备，要攀登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时间，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中国登山队员却在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中，多次尝试了不用氧气装置行走的纪录。
5月2日北京时间19时，由登山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米马组成的先行小组，开始向海拔8100米进发。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他们争取当夜赶到，先把营地建起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严重风化的石灰岩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脚踩下去，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用力蹬踏，石块就像冰雹一样向岩下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登山队员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震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深夜，他们终于来到了预定地点，支好了帐篷。在奋力攀登中，是不可能携带大量食品的，经过几天的行军，队员们的干粮袋已空空如也。由于特大的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没有跟上。大家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
但此时此刻，连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也维持不住了。10多个小时的疲惫攀登，体力消耗极大，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叫饿。运送物资的人员最快也要到次日中午才能赶到，而队员们如果再饿一夜，明天就无论如何也爬不动了。史占春等人坐在帐篷里愁绪满肠，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两位藏族队员站起来，主动请求连夜返回7600米的营地去想办法。史占春虽说不忍让他们忍着饥饿连夜奔波，但目前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这两名藏族队员整整一天没休息，此刻又为了
同伴和集体，再次走向零下40度的低温下的险途。
当返回7600米营地时，米马已是精疲力竭，一头倒在帐篷里不能动弹了，但运输队仍未赶到，守在营地的几个队员把自己携带的炒面凑在一起，赶在 3日黎明前送上了先行小组扎营的地方。
顶峰已近在咫尺
第二天上午先行小组又开始向更高处前进。
一路上，队员仍很少使用人工氧气，虽然心跳剧烈，身体绵绵无力，但他们仍坚持着，不相信“死亡地带”不可战胜。
登山队员踏过皑皑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峰下著名的“第一台阶”。过了不久，登山队员又走了一层铺盖着重重叠叠黄色风化石的陡坡。这个陡坡像一根腰带一样围绕在珠峰下面，人们叫它“黄色的带子”，这里也曾经是英国“探险队”大伤脑筋的地方，现在，中国登山队员们又顺利地通过了。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还不满意仅仅在这个高度上观察，他们又决定继续前进。由此出发不远，就有英国探险家称为的“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拦在眼前。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英国的王牌登山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的攀登中，就葬身在这里。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30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能攀登上去。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匐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北京时间21点到达了海拔8600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
这时，天已经渐黑，昏暗中什么也看不清楚。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再进行侦察。他们在“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夜风高啸，雪洞里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他们就这样忍受着寒冷与饥饿，守候到天明，而且为了保存人工氧气，以备万一，他们一整夜都不曾使用它，宁愿不断喘出沉重的粗气。在8600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过夜，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尚属首次。
第二天清晨，珠穆朗玛万里无云，连绵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呵，珠穆朗玛“高不可攀”的顶峰就在离他们不过200米处，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文，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顶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队员开始返回山下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这是他们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攀登之后的返回。
“不惜任何代价”
三次适应性攀登完成了，但参加过这三次攀登的主力队员却大都垮了下来，病的病，伤的伤。到达过8600米高度的只有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可他们在完成第三次适应性攀登后，一个到日喀则去疗养，一个则去了拉萨，队干部也仅剩副队长许竞一人。
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5120米大本营，逐渐开始弥漫起失败、沮丧、绝望的气氛，人们此刻仿佛才感觉到，被藏族人民称为“第三圣母”，在晴朗日子里看上去似披着轻柔白纱的婷婷玉女的珠穆朗玛峰，还有那极为冷峻严酷的一面。虽说珠穆朗玛顶峰近在咫尺。虽说已经到达的高度与珠峰只差绝对高度 200米左右。但胜利似乎还相当遥远，而中国登山队已经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于是，有的人提出：只要上到8600米的高度，就是胜利，就可以鸣金收兵了。
光阴荏苒，转眼已进入 5月中旬。珠穆朗玛峰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声音；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苗；矫健的喜马拉雅飞鹰突然增多了，三三两两旋飞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
天气正在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再迟疑等待，中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大概要往后推移，中国的攀登史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记载。正在这个时刻，传来了北京的声音，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电报、电话指出：
“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600米的高度。”
大本营里负责指挥的体委二司司长韩复东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他一一找剩下的队员谈话，矮子里边拔将军，从运输队员里找了几个人，王富洲就在这时进了突击队，受伤了脚的贡布也一跛一拐地进了突击队。当然还少不了每次开路的老黄牛刘连满，突击顶峰的敢死队就这样组成了。
新的部署选拔停当后，珠穆朗玛峰下登山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张繁忙。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动。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以便开始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这个好天气的周期终于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