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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届毕业生们为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而终日奔波的时候，有的人却要把他们在学校里的兴趣变成走出校门的第一次事业尝试。无论这个尝试的结果如何，能把自己喜欢的事作为事业都是一个人的幸福。
这是位于同济大学饮食广场左侧的一座平房，火红色的墙壁在一片灰暗的墙体中显得很瞩目，墙壁上写着“同济极限运动工厂”几个大字。
酷热的夏天，炎炎的烈日让学生们躲进浓密的法国梧桐的树阴里。两名身穿白色T恤的男生把他们小巧的“迷你自行车”停在高大的自行车队列中，溜进红色墙壁中那扇铁门。他们身材修长，皮肤黝黑，一看就是日光的恩赐。
“彭辉、王焕，快来帮忙。”同济大学攀岩队队长王文灏正在满头大汗地给准备出游的同学分发设备和挂横幅。极限运动工厂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热浪袭人，十几个学生正围在一大堆登山包、防潮垫和帐篷旁，彭辉和王焕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晚上7点，他们将带领150多名同济大学生去徽杭古道野营。这样的徒步或野营训练他们几乎每个月都做。
王文灏、彭辉、王焕、王少辉是同济大学2001级本科生，也是2001年成立的同济极限协会的核心成员。今年6月10日，他们把有两年半历史的同济极限协会改组为“M.A.D俱乐部”，取意是“MaintainADream”（坚持一个梦想），中文名字是“马道俱乐部”。这4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是想把“M.A.D俱乐部”建成中国大学生户外运动第一品牌。
偶然的火花成就极限协会
极限运动工厂是“M.A.D俱乐部”的运动场所。这里拥有一座10米高的人工岩壁，还有一些简单的滑板设备。由于是借用学校的场地，所以收费很便宜，同济的学生在下午3点到晚上9点，可以10元不限时练习，暑期的攀岩培训课是10次220元。
“这次去徽杭古道，我们就摆了一个摊，原本只招60个人，没想到一个下午就招满了，看来大家很喜欢户外运动。”王文灏说。不仅如此，这个在同济引导运动时尚的俱乐部印制的100件以登山图案为LOGO的短袖T恤，虽然售价为28元一件，但很快被抢购一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测绘专业2001级学生彭辉说，“两年半前，一次偶然获胜的攀岩比赛促成了同济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户外运动协会———极限协会的成立。”
21岁的彭辉，平头，大眼睛，很喜欢笑。这个看起来有点腼腆的小伙子是同济大学极限协会的创始人。
2001年10月，刚刚从福建考到同济的彭辉看见了一个上海大学生攀岩比赛的广告，“我还没有接触过攀岩，但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彭辉是土木学院篮球队的教练兼主力后卫，在他看来，“攀岩”仅仅是与体能相关的一项运动。彭辉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招人来参加比赛，他在同济校园里摆了个摊，打出一个招募攀岩队员的宣传牌。当时攀岩在整个上海的高校正在兴起，“我们都是第一次玩，大家都没有经验，只是觉得新奇和好玩。我招的都是有运动基础的同学，要么是打篮球的，要么是踢足球的，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不一定灵活。”彭辉承认他考虑更多的是体能因素。
短短几天时间，彭辉就招募了20名队员。比赛的结果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这个临时组成的攀岩队刚开始不被看好，最后却意外地获得了女子第二，男子第二的成绩。“我们自己训练，目标就是登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攀岩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灵活和技巧。当然，我们也在攀岩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天生蛮力’的天才。”彭辉口中的“天才”就是被他招进攀岩队的金融系2001级学生王文灏和电气工程系2001级学生王焕，王文灏后来成为同济大学攀岩队队长，带领同济大学攀岩队参加全国大学生攀岩比赛。
比赛的结果在同济大学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济大学体育部开始重视学生自发组织的极限活动，牵头成立了攀岩队。原来负责篮球和排球的体育老师王培善专门负责攀岩队。
“没有攀过岩的人不会理解，攀岩，对我们的那种致命吸引力，那种完全依靠一个人的努力去攀爬16米高的岩壁的过程，好比一个人在坚持攀登他的人生之山，你所有的注意力就是为了登顶。攀岩，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锤炼和改变了我们的人格。”38岁的王培善从1999年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名攀岩国家教练那里学习攀岩，他认为在这种由国外引进的新兴运动面前，自己是在和学生王文灏、王焕一起切磋和进步，练得最辛苦的时候他们的右手连筷子都拿不住。
“土拨鼠”引起创业冲动
1971年4月16日凌晨4点，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著名的红狗沙龙，两名来自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学院的学生———埃里克·雷诺兹和大卫·亨特利在兴奋的交谈中决定成立一个名叫“土拨鼠”（MARMOT）的新型户外俱乐部，到后来，这两名爱好环保及冰川生物研究的学生把制作羽绒服装作为俱乐部的工作内容，在他们的宿舍制作了许多羽绒产品的样品。MARMOT这个憨态可鞠的土拨鼠品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最著名的运动品牌。
彭辉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光芒。“土拨鼠”给彭辉心灵带来的震撼让他开始反思极限协会的生存状态。“学生社团的发展有优点，我们年轻，有热情，大家做事情也很纯粹，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的学生社团都会遇到的：如果我们中间这些拥有户外运动技术的人毕业了，很难维持这个协会活动的连续性。”在同济大学的100多个学生社团里，很多社团都是最初交了5元到10元不等的报名费，在举办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了了之。
大三寒假，王焕到一个台湾企业里负责一个培训项目的行政、企划和对外联系工作。这次工作经历对王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为什么我们的协会没有做到如日中天的地步？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社团当作一个企业来做，也缺乏企业文化。”这个22岁的男孩想通过一个有效沟通的团队来保障极限协会户外和极限运动的连续性。
王焕和王文灏都曾经在同济影视协会等其他校园社团工作过，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学生社团的种种不足：联系松散、很容易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
“很多大学生都想涉足户外，但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买攀岩鞋和登山背包。‘土拨鼠’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提供专业设备、专业培训的机构，最终目标是为上海甚至中国的大学生，为上海高校量身定做各种特色服务，给他们提供一个完备的户外运动方案，包括他们的装备以及出行方案，并给他们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彭辉认为只有改革才能充分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开派对拉赞助签协议
2004年6月，在同济大学饮食广场举办了一个“M.A.D俱乐部极限派对”，这个以介绍户外运动经验和攀岩心得为主题的派对当天吸引了400多名同济大学学生的注意。
王文灏、彭辉、王焕、王少辉4人组成的理事会凑了3000元钱做启动资金，4个人的分工情况是，王少辉负责俱乐部的行政、人事、福利、内务，彭辉负责对外活动，王焕负责媒体和团队沟通，王文灏负责跟攀岩、户外等同类社会资源的联系。
他们发了120张传单，彭辉在3天时间跑遍了同济大学附近的商家，最后拉到了迪奥咖啡等商家的2000元现金和4000多元食物的赞助。为了保证工作和学习两不误，他们每个星期甚至只睡十几个小时。
“那次活动很成功，但也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我们只是想把派对做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同学知道极限运动和我们的俱乐部。”王焕说。王焕把这次改组看成检验理事会工作方式的“试金石”。他们从协会中挑出二十几名大二的优秀会员，为他们提供专业训练和俱乐部工作的理念。他们计划在上海理工大学开设一家“M.A.D俱乐部”的分部，并给中国最大的户外拓展运动设备供应商原天户外用品公司发了一封邮件，介绍自己的想法。原天的老总从奉贤赶过来，跟他们谈到晚上11点多，4天以后，原天和“M.A.D俱乐部”达成协议，给俱乐部提供150套户外装备。
“企业区别于学生社团在于分工的专门化和工作的高效率。我们兼具协会和公司的优势；我们拥有社团的热情和公司的金钱回报。热情是会消退的，因此需要不断的刺激。”
王焕认为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在刚刚发展的初期，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发工资，只能给他们补贴一点手机费。而他们的理想是能致力于将贵族化的极限运动推向平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