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有关大卫·夏普事件的国内媒体报道和网上评论，多是集中于批评和谴责他人的“见死不救”。而我以为还不应忽略这一事件的真正主人公、也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大卫·夏普的精神个性。比起批评和谴责来，我也更愿注意那人性的光辉而非人性的晦暗。而夏普的精神个性也许正是一种我们国人比较陌生，甚至是相对薄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更强调独立行动、独力支持、独自负责的精神，甚者乃至习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总是保持某种距离，不仅不轻易要求别人的帮助，甚至常常不轻易向他人敞开心扉。
这种个性在英国人那里也许表现得尤其典型。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友谊宾馆坐电梯时，曾遇到一位英国老人，他带着许多行李，我不禁问道：“我可以帮你吗？”他马上说：“不，不！”你或可说这种态度有点生硬甚至冷冰冰，但它却有一种涉及个人尊严和自立的感人之处。从同情的旁观者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遗憾夏普的独立个性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也许过于极端，痛惜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却不能否定这种精神的一般意义，以及这种个性与其生命的紧密联系。
夏普本来是个工程师，后来为了更方便登山而改行做数学教师，他性格有点“害羞、不擅交际、孤僻”，像“一个谜”，“与日常生活脱离，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很有毅力，喜欢独自行动，坚信自己的判断力。他热爱登山，热爱冒险和挑战。他这次已是第三次攀登珠峰，头两次都未能登顶，2004年的第二次还把自己的一个大脚趾和半个小脚趾冻掉了，但“他一点儿也没有呻吟，”且无私地督促同伴不要管他而独自前进。他当时发誓再也不来了，但却还是来了，山对他还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吸引力。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的顶峰，但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夏普死后，在营地里发现了他这次全部花费的结算单，只有七千多美元。他并不富有，不能不精打细算。他知道他这次再不登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就有可能以后来不了了，所以说几乎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没有参加一个协作登山队，而是独自行动。这虽然意味着他不必有牵挂他人的直接义务，而也使自己置于一种别人不必从队友义务的角度关心他的境地。他带的东西很少，但带了两本书到营地，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最后的冲顶时，他没有携带可以用来联系和呼救的无线电通话器，甚至没有带可以记录自己登顶的照相机。他孤独地去了，他不在乎外在的荣誉和证明，但他下了登顶的决心，要向自己证明自己。
登顶一般需要带五罐氧气，为了节省和轻装，他只带了两罐。一般头天晚上开始冲击峰顶，要在第二天上午八九点之前登上峰顶才能给自己留出足够下山的时间和余地，而目击者是迟至第二天下午才看到夏普登上峰顶的，他一定在登顶的途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还是决不放弃。他不是不清楚他如此做将要遇到的巨大危险，但是，比起这种生命的危险来说，他可能更看重他一定要达到的目标。他有一种骄傲的矜持和坚毅的隐忍。人们注意到一点：他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呼救，当人们第一次发现他坐在那个以前登山死去、穿绿靴子的印度登山者旁而询问他时，他只是挥了挥手，让他们走开。后来他就渐渐失去清醒的意识了，他当然还在为求生搏斗，但的确主要是自己在搏斗。而一直到最后一息，他都没有说出请求帮助的话，而只是告诉人们：“我叫大卫·夏普。”
勇敢的大卫·夏普死在那同样勇敢的印度人旁边了，他们的遗体留在了冰雪之巅，就像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的那只豹子—--它死也要死在雪线之上。那是登山事业中真正的大勇者才能达到和享有的墓地。夏普是今年攀登珠峰的第11位死者，也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葬身珠峰的第200多个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还是死得其所，得其所哉。我深信他并不是怀着对他人怨恨的感情死去的，而是在悲壮中也含有欣慰。如果说每个人都终归要死，有人甚至会羡慕这种灿烂的死。后来的登山者不妨带一片花瓣或洒一点酒祭奠这些勇敢的死者。他们失败了，但又成功了；他们死去了，但又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