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环保机构及专家已经日益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并开始付诸行动。
在此间召开的东南亚地区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会议上，与会代表达成的“荔波共识”这样表述道：“没有一种文化不依赖于滋养她的土地。尊重不同文化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土地权属和历史。”
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存在已久，但将其纳入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中，却是一件崭新而艰巨的工作。此次会议上通过的“荔波共识”，将指引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更多地关注文化多样性，建立起自下而上、“自组织”“本土化”的生态保护机制，一步步推进人类与地球的和谐相处。
在会上，来自中国云南省怒江州兰屏县西坡乡玉狮场村普米族姑娘固利·茸咪和小伙子阿寡·又要子与其他普米族姑娘、小伙共同演绎了从父辈手中、口中传承下来的技艺，受到国内外专家一致好评。固利·茸咪和阿寡·又要子是“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成员。
中国词作家陈哲2000年就在玉狮场村实施以“留住民族文化表情，传承在活化中进行”为目的的“土风计划”。他对记者说：“这个年轻群体不是舞台上的职业表演者，也不是脱离母体环境的学生，更不是民族园里的服务生。他们是本土的、赖以生存环境中的艺能群体，来自村寨的本土子弟。他们是一群本土的民族文化使者。”
陈哲说：“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在大树下，让孙子和爷爷的手拉起来，把血脉传递下去。让年轻后人成为这一部族、这一地区、这一种类文化的‘活’的接续者和承载者！”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说：“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只是自然科学的事情，还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内容。但是，我们的管理在这方面存在盲区或缺失。”
长期以来，中国整齐划一、片面追求物质的现代发展，如修路、开矿、筑坝、开发景区等，其代价一方面使得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一方面又导致了许多本来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状态的文化多样性也随之衰落。
韩念勇说，“从古至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态问题说到底就是文化问题。”
中国广西山口红树林生物圈保护区利用“族头”在全家族的威信，与“族头”合作构建起了保护红树林管理体系，一旦出现有人破坏红树林，“族头”会主动将破坏者送到保护区管理局接受惩罚。
联合国家科文组织德黑兰代表处主任韩群力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忽略人文和民族的成分。谁是土地的主人？谁是土地的拥有者？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村寨的原住民才是当地土地的主人。”
湖南省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杨庭硕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由特定的民族在世代积累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体系。民族文化一旦被定型下来，它就能够长期的规约该民族的生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