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先毫无征兆，她突然打来电话，期期艾艾好半天，才问：“闺女，陈可是不是很忙?你可得留意他的行踪啊。”
她还是叫我闺女，而我只不过叫过她一声“妈”。
认识陈可的同时，也知道了她。陈可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她来陈家做保姆。她年轻时便守寡，好容易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谁料想，女儿花一般的年纪便死于白血病。懦弱的儿子成家后，屈从于媳妇，对她不管不顾。
让陈可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要和她结婚。陈可坚决反对，说只要不登记，怎么着都可以。但具有戏剧性的结局是，陈可偶然在父亲的抽屉里看到了红色的结婚证，办证时间竟然早在父亲告诉他要结婚之前。
陈可和父亲有了隔阂，且固执地以为这矛盾都拜她所赐。所以，当我第一次登门认亲，陈可便提醒我：“不管她多热情，都只是个保姆而已。”
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第一眼，便有种回到家里的妥帖感觉，她目光里的慈爱让我觉得像母亲在细细打量远归的儿女。我情不自禁喊了声“妈”。这声“妈”，让她泪流满面，也让陈可大为恼火。
中间隔着陈可的阻拦，我再也没有喊她“妈”。但她毫不在意，依旧对我好。做我爱吃的饭菜，倒三趟公交送到单位的传达室。我亦会在她的生日和节日悄悄送给她一份惊喜。这种“地下活动”持续了三年，随着陈可父亲的突然病逝戛然而止。
因为经济财产的纠纷，陈可与她在法庭上有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对簿。那场官司最终以陈可的失败而告终，连同官司一起输掉的还有我和她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和情分。
后来，我生了儿子鹏程。产假期间，有一天门铃响过之后却不见人，门口的篮子里放着小孩的棉衣棉裤，还有一些滋补品。一定是她。在窗口，我看到她频频回望，步伐蹒跚。
一晃几年过去，我和她再无往来。而她的重新出现，竟是伴随着这种最有杀伤力的电话。她的好心提醒一定是经过某种认证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惶恐让我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