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探源：三星伴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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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屈小强 著
出 版 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6-12-1字数： 140000版次： 1页数： 205印刷时间： 1996/12/01开本：印次：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083041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这部题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的书，便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而写的。它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调度、综合与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典籍记载、口碑传闻以及当代研究者的新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个方面进行系统介绍及合理解释。它将三星堆文明一古蜀文明置于当时的整个中华上古文明以至整个世界上古文明的体系中去予以比较与描述，尽力深入浅出地去说明以广汉一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乃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发源地；三星堆文明时期的许多治世、立国、发展社会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做借鉴。
本书的写作，是一种将三星堆考古与古蜀文明研究的成果予以普及化的尝试。作者在注重作品内涵的学术性、科学性、思想性的前提下，也注重表达方式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让广大读者都能了解与认识三星堆文明一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乃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和应有地位，同时亦使大家在感受到一场比较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余，能够经历一次较为丰富的文化薰陶及美的享受。
目录
前言
月亮湾发现
“风水宝地”上的意外发现
郭沫若日本飞鸿大侃“汉州遗址”
“阿里巴巴宝藏”洞开在川西平原
英国《独立报》发出惊呼
三星堆谜云
蚕丛氏与纵目人
鱼凫氏东南迁及三星堆立国
金杖、青铜器、古城墙与刻划符号
渔人东进和（弓鱼）国之谜
古王国神韵
太阳宝和铜公鸡
从竹崇拜到青铜神树
祭天璧与祀山璋
西北望岷山
古蜀乐坛之王及古蜀面具舞
布谷鸟精神
从磨制石锄到“子规啼血”
八鸟四牛尊和苏东坡自酿郫筒酒
青铜爬龙柱上的蚕桑文化
海贝、铜贝、桥形币及大石璧之谜
奴隶石雕与蜀布之路
蜀工艺风采
岷山采玉女和玉石器的鬼斧神工
竹编泥墙和竹木加工
粘合剂之谜和髹漆业
从陶纺轮到锦官城
青铜文化举起古蜀文明鲜亮的旗帜
后记
书摘插图
也就在1934年这年，戴谦和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石器”的研究文章，详细地考察了陶旅长和燕道诚所赠的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
这年，葛维汉经与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辽西锦西沙锅屯、李济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照，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出版）上。林名均也写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发表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上。1946年，华西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亦出版郑氏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集》，皆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当时的中国学者（以林名均为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以戴谦和、葛维汉为代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燕道诚为代表）、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为“广汉文化”（后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建立，为古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自觉地参与并奉献其中；其事迹与精神感人至深，至今使人怀念不已。而他们当初的发现与见识（包括那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见识），竟与90年代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见略同”，则不能不令人惊讶与感叹！
最为典型的是葛维汉的《汉州发掘简报》，在那里面，他写道：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和历文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玉珠。另外还有80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
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使时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即收到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林名均和葛维汉则一一照办，毫无保守。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大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是眉飞色舞、不无自豪之情一一对古蜀文化的灿烂和悠久的喜悦！
郭沫若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壁、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