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历史,历史知识读物,历史随笔,
作者： 伍立杨 著
出 版 社： 海南
出版时间： 2007-10-1字数： 350000版次： 1页数： 274印刷时间： 2007/10/01开本：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432261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作者以厚重别致之笔墨叙写读史心得，聚焦人生的真谛，打捞历史的碎片，并以独到的打侧翼的方法来落实追寻的过程。他对史事的参证，角度新颖，讲究幅度与层次，以期更深度地把握历史真相，体现一种枝繁叶茂的宏观、微观随机融汇的史观。他敏感地去发现，或者一叶知秋，即小见大；或者运筹帷幄，纵观全貌。时而长风振林，时而微雨湿花。
初读之下，读者或许会被这本书的精彩掌故，古雅文字所吸引，书中充满令人兴味盎然的野史逸闻。伍立杨旁涉中外古今，随意点染，显示了令人赞叹的博学，而他平易古朴的文字也隐约透露出一位“古文家”的家底，在这个时代能见到这样醇厚的文字，颇让人惊异。 但是，如果你慢慢读下去，就会收起这份闲适的欣赏态度，不禁肃衣敛容，随着他的文字心潮涌动，不由时而血脉贲张，时而扼腕感叹。 小掌故背后有着大历史！在阅读中，我们会不由生出深深敬意，对历史，更对于一个个在文字中站立起来的人物，他们既有传统的担当，又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二者的融合造就了民族的脊梁。
作者简介
伍立杨，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长期为人民日报社记者，现供职于南方某报。耽读文史并力求二者的融通。近年于民国史用功尤勤，他穷搜旁索，触角广远，视角新奇，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厚度，灰烬中的温度，时间的深度，文字雅俊，议论周匝。著有《霜风与酒红》《梦中说梦录》等近二十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协副主席。
目录
第一辑铁血黄花
辛亥革命的一个侧面
题记
缘起
白刃可蹈自由不可戕
生与死的社会生理
暗杀的展开
精密布设炸毙凤山
报界奇才黄远庸冤死异国
旧制度与大革命
清朝廷之倒行逆施
《暗杀时代》一不朽的奇文
一龙一猪一凤一鸦集于一身
择善固执杀机深潜
“民主政治是天下公理”
非常年代的运作
狙击先声的回溯
散点与聚焦：同盟会的辐射式构架
革命者的惨重牺牲
孙中山先生的暗杀理念及政治理念
拼着颈血头颅：民主政治与人权诉求
伤逝与悲怀
空想，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的暴烈
帮会与革命的生死契阔
中国革命与近代俄国暗杀风潮
后期国民党暗杀之质变
恐怖集团与强权政体
比较特殊的个案：刺杀孙传芳
狙击袁世凯
改良与革命冲突的一幕
南北人情一瞥
狙击功效之显例
陶成章生前身后
哀感顽艳的革命者情史
狙击理念的再现：文化、政治的一统关系
喋血以争的革命精神
入木三分骂亦佳
同为斯民致太平
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
第二辑读史的侧翼
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
也是文坛外高手
大宇星如万点尘
民国以来的离奇失踪案
抗战时的汽车传奇
相貌化妆人生
突兀歧出的史论
让大位、按手印及其他
仙鹤其形野雉其实
苦涩的辩护
针砭明代特务政治
赤军及其他
《李秀成供状》眉批
可怜的《李秀成供状》
由着性子来
变脸与换装
与生俱来的艺术土壤
华丽缘？华丽冤！
惊险百出的柔性艳情
两张照片
小姑娘打扮大历史
极细微处见不堪
南京保卫战的正面和侧面
空战的一个侧面
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古代的特种小分队
何必冒死以谏
“降龙伏虎”
通电的杂文味
为人间吐气
大哉《盐铁论》
民初国会的蜕变
书摘插图
四川旧时猛人杨森，我们在回忆录或文史评论文字中落实定位了他的形象，行事过分而颟顸好货。及至观其本人著述，却不免有错愕之感。
《传记文学》1960年代中期刊出其回忆文字多篇，但见文笔极佳，文字训练有素，概括力强，表情达意一如意中所欲出。词汇采择似随意而实雅峻经心，而不乏幽默的活力机趣。各单篇回忆，俱有内在联系，个人生活，军戎交涉，开掘很深，其文总体更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能持久的戏谑风味，得四川民间冷幽默之真髓，以极有内在传统芬芳的文字组织出之，尺度恰当，不枝不蔓，真所谓个性化写作，见之于“文坛外高手”。
刘绍唐先生主持的《传记文学》，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其“以一人而敌一国”，即其功德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数百册相埒。他这杂志几十年来，本来意在为历史立此存照，不料文史毕竟不分家，大有意外收获，涌现很多名篇。诸多当年的大佬写得一手好文章，竟不是我们今日“全国知名作家”所可望其项背的。
一般左翼说杨森有多个老婆，比之张宗昌，实拟于不伦。张氏，莽夫也，头脑“拎勿清”，杨氏，雅人也，文字感应似可称天才。张氏，文采黯然，胸无点墨“球莫名堂”，杨氏，静水深流，文化修养决不“拉稀摆怠”。
至于其有多个太太一事，批评家谓之阴险。因为多则羁控难周，乃有青年学生勾引之，年轻人血肉气息浓重，一触即发。杨氏知之，阳示慷慨相许，并备盘缠礼送其远走高飞，而阴遣卫士于半途设伏，予以击杀。人谓之冷血，此或为事实，然其说也不甚通。盖以“你动了我的奶酪”，大抵没有拱手相送，还要馨香祷祝的可能。
即以今之社会而言，亲见所谓“企业家”之当代猛人，即商界“杨森”也，公开携八太太同行同游同玩乐同应世之盛况，其人皆国色天香，风姿绝秀，君试勾而引之乎？则其不至半途，事机败矣，一样吃不了兜着走的。甚至如今一个乡镇长的这方面的名堂也为杨氏望尘莫及，好歹也是封疆大吏的杨先生想得到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能耐，只是说历史会重演，夫复何言！较之杨森如何？进步乎？退步乎？我不知矣。只晓得这和时代先后甚至人性浑浊都无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却与制度文明息息相关。君不见现代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大帅，年轻时喜欢一个太太，就是某大将军西点军校老校长的情人，他却公开示爱，干柴烈火，动人耳目。怎么样呢？“屁事没有”。当时麦帅还是“愣头青”，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啷个回事呢”？制度文明保障个人权利，也形成俗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那里，情投意合就是天理，而专制控制人的“东东”才反而是朱熹说的“人欲”，吊诡吧？！没有制度文明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行为方式的“哲学上的自觉”。
话说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退台以后闲来无事，乃著回忆录《银河忆往》，刊于〈传记文学〉，搬弄旧时人物。他介绍法西斯起源和组织还有一套，关于川黔滇（酉、秀、黔、彭）一帶的旧事，那就还“差一篾片”。
他说贵州军阀周西成一次以满清的废旧大炮在长江沿岸做伪装，兵不血刃缴了四川“一个驻在重庆的失败将领（姓名忘记了）”的军火，有“几千条新式快枪”云云。退台的军政人员，都是《传记文学》的热心拥趸，热情不下于今之娱乐“粉丝”，当然就窃窃私语了。然而杨森并没有七窍生烟：“啥子姓名忘记了哟”？“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
《传记文学》的刘绍唐自然不放过约稿机会，他说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这会有辩诬的效应。杨森摩挲旧事，终觉难安，能无骨鲠在喉？于是欣然应之。他首先来个总的定性：“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该文见《传记文学》总第55号(1966年) 。
他透露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他说：“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阔，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着名的涪州。”
杨森承认周西成没有干过“棒老二”，肯定他是地方的正规军人。他在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逐个阐明大小西南军阀的源流、及当时交错的矛盾。这些人时而怨憎反目，时而把臂入林，他们之间充满多得异乎寻常的“偶然”，他们之间的“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我实在懒得列举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个王大人就反水了：“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可是他就变卦了，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
混水好摸鱼，他说一批势利眼就团结起来整他。要他下野：“……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 “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一句话，他被他们耍了，陷入重围，进退维谷。
因为云南是他的旧游之地，其后杨森有云南之图，可是“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再说，“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吃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指1960年代的台湾省）公务员好得多。”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整得社会鸡飞狗跳，儿戏稀松的合纵连横，相互的“唱衰”，亦是必然之事。所以向云南的退却，这个考虑也流产了，他的“功业”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云南不能去，只有下野向外省周旋转圜，遂有失败出川之事——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迭迭，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吊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祇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么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为何轻易逸脱？乃因他大肆摆出入滇的姿势，对方不知他走水路。他断定，周某是个怪人，“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
后来，周西成死了。抗战时期，杨森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参与主持湘桂会战，那时日军进占独山，大局危殆。杨森在军务繁剧之时，特意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西化得不伦不类。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既非盥洗室，也无他用，“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他最后下的结论：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周西成，有虚名而实秕糠，只是“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贵州怪军人”罢了。
杨氏不特线装古书读得多，看来也很能消化，而其对文字之感觉，亦情有独钟，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这篇作品，不免一些鸵鸟心态，些许部分略装一点胡涂，但确也详尽辩诬，大大方方毫不支吾其词，把一、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它揭发个盆底朝天的。有的地方，他三言两语，言其大略。有的细部，他又藉微观以窥全豹，整合为一种活灵活现的档案资料，颇有见微知着之效。他笔下的贵州怪军人，也并不坏，只是有点“土”，私底下更是亦步亦趋地向成渝方面学习。他虽意在贬抑，到底也还温柔敦厚。再返观刘氏健群的文章，那就真个儿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打个比方说，就象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刘健群啥也没挑到，还粘连一手腥液，而杨森杨老头，还真有本事挑出骨头，且言之成理，判断无谬。他们这批人，在那岛上呆到老朽，慢慢地，个个都不免“闲坐说玄宗”的心态，在文字的驱谴方面，一些人就从“为人生的艺术”异变成“为艺术的艺术”了。当然，刘氏谈周西成的文章，文笔也很不错，气势连贯，只是内容空疏一些，杨森也赞他“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他毕竟听来的多，亲历的少嘛。刘氏的文字也难得一见，此处再引一段吧：“谷正伦回黔任了主席。这个时候的周西成，仅仅是在驻扎黔湘边境靠近洪江的一个游击司令王小山的部下，充当一名营长……周西成同我毫无关系，不相识也无恩怨。说起了他的好处，根本于我不相干；说到了他的坏处，骂的人也牵连不到我。但他是以前贵州省主席，对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我也是贵州老百姓之一，不能说我们没有关系……天地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所以我既不称之为怪杰，又不斥之为怪物。只说他是一个怪军人。军人是他的本行身份，怪是指他的事有些特别。只算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想加一点，也不想减一点。”（见《贵州怪军人周西成》）。
杨森的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回忆录，篇幅达一百万言，文气始终不稍衰！厉害吧。有的大佬忙不过来，偶有人代笔、记录；而杨森和刘峙等人，都是自己抓笔，操觚上阵。刘峙所写先秦文学的札记（徐蚌败北，退到印尼时写的），拿来做今之博导授课讲义，一点也不陈旧，甚至颇有新意呢。
不敢说他写的就是“信史”，但无疑可为写史之助，多年不解之难题，往往为其一语解纷。甚至繁琐之鸡零狗碎流水账描摹得兴味盎然，措辞妥帖，榫头卯眼大小天衣无缝，表出事物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其间又交织半调侃半论说的句子，乃至将历史经验美学化，致其叙述大有可观。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再生之现代版也。在。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俄的访问，也没有象罗曼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的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以往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