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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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奎松 著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75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230963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全面系统论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各派系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剿共”决策过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态度；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
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论述严密，多有创见。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国民党史的角度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从而将国共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利用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包括档案馆档案）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多方查证重大史实，全面论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书中对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各派系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剿”共决策过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态度；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在这些问题上，作者吸收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有新意和开拓性。
作者简介
杨奎松（Yang Kuisong），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共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一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皈社1991年）、《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圈书公司1997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近代通史（8）：内战与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书，并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若干。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马林路线”的失败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国共两党的困惑与尴尬
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第二章“容共”，还是“分共”?
党内分化之缘起
党内反对派的首次抗争
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
西山会议派的结合及影响-
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之路
主张“师法”苏俄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
从联俄到“联”共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三二○”事件的发生
第四章 从“三二○”到“四一二”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
迎汪、拒汪之较量
“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
第五章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武汉国民党政策的左倾
工农运动与军队的反动
国民党的右倾与中共内部分歧
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
第六章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清党”发起之反复
从非法到合法的经过
第二期“清党”及其争论
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
“白色恐怖”和中共城市组织的瓦解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
蒋介石策略的调整与成功
红军长征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第八章 以政治方式解决“共党问题”
“莫斯科路线”中途搁浅
蒋介石的左右摇摆
两党谈判条件之趋近
战争形势的意外影响
西安事变与停止“剿共”
国民党谈判策略的变化
改编与收编之争
取消中共军权的尝试
抗战爆发下的国共妥协
第九章抗战开始后的妥协与磨擦
军事合作与政治防范
国共磨擦升温与防共办法出台
局部“剿共”与危机初起
第十章皖南事变及其善后
苏北冲突与军事解决方案的出笼
皖南事变与国共全面对抗
从政治攻防战到再度妥协
第十一章 国共两党攻防态势的转换
蒋、毛会见计划的流产
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
从西安到重庆的激变
国民党的内敛与应对
第十二章 抗战结束前后的和战选择
赫尔利调处的失败
国共两党针锋相对
内战危险一触即发
重庆和谈和平无望
诉诸军事的必然选择
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
“一二一”惨案经过
军政当局的过激反应
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教育当局的居间调和
国民党教授的严重分化
第十四章 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
马歇尔调停与停战协定
政协决议与国共妥协
较场口事件及其幕后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第十五章 四平战役与内战爆发
四平之战的导火索
四平开战经过
四平之战的尾声
内战方针下的危机
第十六章 从“戡乱”走向崩溃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从戡乱动员到总体战
变局来临前的混乱
军事瓦解的种种原因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桂系和共倒蒋密谋
李、白发动和平攻势
四老达成和平使命
国共谈判南辕北辙
中共条件遭到拒绝
国共斗争大局底定
参考文献暨征引书目
媒体评论
1《新京报》：
“中国国民党史”首部出版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推出
史学著作以时间为线索的惯例，在近代史专家杨天石这里被打破，由他主编的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国民党史”采取了搭积木的方式，第一部专著，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杨天石：分开是专门史，合起来是总体史
杨天石称，已经问世的有关国民党史的著作，一般写法是以时间顺序，陆续叙述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至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过程，这种写法比较单纯，但是，作为研究国民党的专门史书又似乎不够。最终，大家决定尝试新的写法，即条块结合，经纬相承，分门别类，深入考察国民党史上的若干问题，例如思想理论、党务组织、内外政策、国共关系、执政工具等，每一方面写一本书。分开是国民党的若干专门史，合在一起就成了国民党的总体史。
“中国国民党史”首批确定的六本书分别是《国民党的思想理论》（贺渊著）、《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王奇生著）、《国民党政权的内政》（汪朝光等著）、《国民党政权的外交》（牛大勇等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的执政工具》。杨天石表示，其余五本书将陆续推出，在2009年全部出齐。
杨奎松：把过去一些说法推翻了
杨天石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利用的资料没有任何其他的学者能够达到。像杨奎松这样，运用那么多高层甚至是不能公开阅览的资料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本书举世无双。”
对于自己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学者杨奎松表示，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同样的历时背景和平台上进行研究，并理清了过去一些过往事件的纠葛。杨奎松说，早期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曾经是同志，他们的信仰、追求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为了救中国。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在共产党里，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在国民党里，他们在不同的时期进行合作。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所处的组织不一样，因此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即便如此，在理念上，双方也有相通的地方，而不是截然对立。“两党之间过去相互都有误解，我在书中把过去对一些事情的说法推翻了，然后进行了更贴近史实的重新解读。也就是说，它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
2 搜狐网：
真相背后——《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
由著名学者杨奎松撰写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系杨天石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系列之一。作者杨逵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民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是国内第一部从国民党史的角度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它将国共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将国共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材料上的使用上，本书采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包括档案馆档案）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重大史实都经过多方查证，不取孤证。
国共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杨奎松对此采取了十分严谨的治学立场，客观公正的通过史实说话，对国共关系进行梳理。本书全面论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书中对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各派系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剿”共决策过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态度；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在这些问题上，作者吸收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有新意和开拓性。
《中国国民党史》系列首批确定的6本书分别是《国民党的思想理论》(贺渊著)、《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王奇生著)、《国民党政权的内政》(汪朝光等著)、《国民党政权的外交》(牛大勇等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的执政工具》。其余5本书将陆续推出，在2009年全部出齐。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书摘插图
第一章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问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问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淡，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人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