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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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明士 编
出 版 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33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175731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丛书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
——黄骏杰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13篇论文，主要从儒学角度研究“东亚”概念、韩国问题、日本问题、其中杜维明的《多元现代性：“儒家”东亚兴起的涵义》一文认为，“儒家”东亚的兴起，表明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强而有力的影响。
《儒家思想篇》共收十三篇论文，其中直接触及“东亚”概念的思考有四篇，相关于韩国问题者有两篇，关系到日本问题者有六篇，另一篇为儒学问题。四篇东亚概念问题中，杜维明《多元现代性：“儒家”东亚兴起的涵义》一文，是大会的专题演讲题目。杜氏指出多元现代性的概念，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论断，此即：以传统作为界定现代化过程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持续存在的；非西方文明涉及现代西方的自我认识；地区的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儒家”东亚的兴起，表明尽管全球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但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强而有力的影响，这是引人深思的课题。《政治法制篇》共收十六篇论文，其中涉及政治文化者有十一篇，法律文化者有五篇。从这些论文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学者们或重视文化的普遍现象，或重视文化的特殊现象；在研究方法上，不论文化的普遍现象或特殊现象，都需要有人关怀，这样才能得到接近全貌的理解。再者，文化的摄取，由于各地区需求不尽相同，基于主体性考量而呈现选择性。凡此问题，这两册所收诸论文，提供了对话的平台，相信有助于了解东亚地区历史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作者简介
高明士，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十，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玄奘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隋唐贡举制度》、《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主编：《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历史篇》全十册、《中国史研究指南》全五册、《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全八册等。
目录
序言
Multiple Modernities：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Confucian” East Asia
“东亚”概念与儒学
Astronomy in the Shaping of the East：Asian Cultural Sphere
Nationalism in Western Guise：Non-Church Movement in Modern East Asian Religiotls 17hoLaght
以韩国三国时代儒学诠释东亚文化圈
中韩儒学的“情”——以朱子与李退溪为例
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东亚政治秩序与儒家经典诠释之研究
从十七世纪中日交流情势看朱舜水与日本古学派
吉田松阴与孟子思想
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兼论“明伦馆”与“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Why Is Confucius Historical?The Role of History in Early Confucianism
“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诠释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书摘插图
五、帝国日本与“东亚”概念
正如同我们在Fenollosa和滨田耕作这两位先驱性的案例上可以看到的，所谓“东亚”这样的文化地域概念，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成立的。也就是说：虽然各种文化在“东亚”各地区里展开的多样化，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体认到他们和起源于中国的一套文明有着地域的一体性，然后再来把握这些文化。这一个文化史上的、文明论上一体的“东亚”，当然是一个拥有和欧洲世界不同的独自文化价值的世界。从欧洲的学术观点所完成的对“东亚”、日本的发现，就促成了各自范围内文化认同团体的形成。在Fenollosa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实例。
在所谓“东亚”这个独立的世界的论述当中，形成了和欧洲对抗的性格。这件事和另外一件事桴鼓相应。也就是1930年代，帝国日本站在要求“旧有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应该加以重组”这样的立场上，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论述中的“东亚”概念。我想我们应该说：文化上的地域“东亚”概念成立的同时，他的背后是有着帝国日本的地政学概念的“东亚”的存在。特别是，从昭和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这段期间（1935—1945）所成立的“东亚”，就这个概念，学界提出了为数甚多的学术的、文化的著述。这些著述带有强烈的论述性格。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对帝国日本向全亚洲所投注的帝国主义思想的回应。
有关昭和时代日本地政学的“东亚”概念的问题，我已在别的场合有所论述。在此，我只是想就有关帝国主义日本地政学概念下的“东亚”的哲学表现加以论述。这个哲学表现是京都帝大内所谓西田学派的历史哲学者们和所提出的广域圈“东亚”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他们把那一套在近代欧洲所形成的“普遍的世界史”贬损成为“毋宁说是欧洲人的特殊的世界史”。而且认为：唯有把和欧洲人的特殊世界史鼎足而三的“西亚史”及“东亚史”相提并论，才能够构成真实的历史理念下的世界史。可以说，普遍的世界史是靠着这个特殊的世界史才被导引出来。帝国日本广域圈“东亚”的主张，在这里获得了所谓“世界史哲学”的历史哲学表现。
帝国日本对欧洲人主宰的世界秩序提出重新编组的这种要求，由于日本哲学家们想要辩证性地超越欧洲式的近代性层次，而得到桴鼓相应。“东亚”概念就这样被解构，重组成为另外一个“刻画出世界史和世界秩序崭新阶段的”地域圈概念。关于这一个作为帝国日本论述主张而被重组出来的广域圈“东亚”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也是一个负面评价的历史经验——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严肃而认真地检讨它。这是因为它将来可能会被重新地提倡起来，未来的“东亚”，绝不允许它成为过去帝国日本的幻想的再生。
“为了要建设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而孜孜不息的现代世界当中，形成了一个以‘东亚’为中心的新亚细亚；而把欧洲形成另一个新的欧洲。这种倾向，也逐渐变成一种潮流。”这是《世界史的哲学》这一书的看法。这本书对“广域圈东亚”的构成原理是这样定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