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200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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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版次： 1页数： 23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085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于2003年庆祝成立十周年之际发起举办，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汇集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探讨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精彩所在，实现与更多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士分享他们看到的美好前景；网络、平面媒体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特色创新，从而为更多热心中国改革事业的认识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再次得到新浪网、中信出版社的支持，同时还有搜狐网、金融界、前沿讲座加盟，并继续得到联合技术公司的热情赞助。论坛于2007年12月13日至2007年12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其间共邀请了33位嘉宾，不仅包括国内知名学者，同时还有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企业界著名人士等。专家们就中国转型、资本市场变革、金融改革、能源战略、东亚经济一体化、开放和贸易、宏观经济、医疗卫生、财税政策、房地产、企业创新、社会保障、汇率改革等十三个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展开了坦诚、自由、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回顾2007年经济热点，展望2008年经济和政策走势，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展望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于1994年，是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目的在于聚集一批杰出经济管理学者，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CCER秉承北大优良学术传统，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致力于科研发展、教学革新、人才培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实力排名第一的研究机构，2004年当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基地”。
目录
民生篇
第一场：财税体制和公共品提供
2007年，建设“五有”和谐社会的提出，
让中国大地焕发出公平和正义的光芒。
改革开放三十年，公共财政渐行渐近，
继分税制之后，财税改革再次走向深水区。
怎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每一个中国人？
走向现代的财税制度，将怎样成为现代国家制度的擎天栋梁？
第二场：“劳有所得”和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还是已经接近了拐点？
破解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的钥匙在哪里？
人口迁移和通货膨胀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劳有所得”的社会理想，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去实现？
第三场：“老有所养”和养老保障战略
作为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
中国的人口政策举足轻重。
农村养老保障历经反复争论，尘埃落定，
计划生育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面对农民工和留守老人，怎样维护他们的权益？
如何制定可持续的人口战略，实现人人“老有所养”？
第四场：“住有所居”和房地产发展
2007年，房地产持续火热，房价涨幅大大超过预期
这背后的推动力量，究竟在哪里？
房价背后的金融风险，需要怎样的应对手段？
怎样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第五场：“学有所教”和人力资源战略
学有所教，一块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一个人人期盼的目标；
师范生免费教育，一个影响深远的起点。
在2007的日历上，教育发展留下了哪些清晰的足迹？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将怎样影响明天的中国？
第六场：“病有所医”和健康战略
三十年医改之路，经验教训令人感慨。
新医改方案一波三折，千呼万唤终出来。
医改方案的决策过程，如何成为公共决策的新模式？
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的底线在哪里？
“病有所医”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如何才能向我们走来？
书摘插图
第一场：财税体制和公共品提供
胡鞍钢：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如何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制度创新，必须建立现代的、规范的财税体制。经济增长和民生问题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除非采取的方针政策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才有可能使得经济增长和民生问题相一致，否则就可能是背离的。
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但这同时也为腐败、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扭曲提供了机会。所以，如何对财政收入超收部分进行监管，以及通过正式的预算来保障财政支出的效率，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
平新乔：
政府应该改善其公共服务，让人民能够公平、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让人民既感到自己应该纳税，同时也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东西部之间差距非常大，要维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有一个规范的、能够起作用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和谐？‘激励相容才和谐！如果一个社会把激励机制搞坏了，把动力搞坏了，是不可能和谐的。
王绍光：
一般认为好像只有交了税的人才是纳税人，其实不应该这么理解。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即使不交个人所得税，其实也间接地交了增值税、营业税，至少间接税是每个人都交了的。
很多人误以为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是来自于民间捐助，其实不是，这些组织大概95％以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的拨款。
我认为第一个要做大部委的就是财政部，要把全国的钱管到一本账上。不一定把“花钱”的权力都给统一的部门，但账要在一起。
主持人（钮文新）：这里是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本期的主题是“财税体制和公共品提供”。
2007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在这一年里，国际形势和中国经济地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与这几年我国国力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所以今天的话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
2007年中国财政：爆炸式增长下的结构调整
主持人：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喜欢从小的切入点入手，我也找一个小一点的切入点：请问三位教授，2007年在我国的财政制度改革和发展方面，哪一个事件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胡鞍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税合一”，也就是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并轨，统一的税率也从33％降到25％，这标志着中国的财税体制正在向统一税制、统一税率的方向前进。当然，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以后还将涉及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的“两税合一”等。
1992年，我国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我和王绍光教授合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我们在这本书中主要讨论了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我们主要有五个观点：
第一，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小农式的或非现代的市场经济，例如分税制、个人所得税制，就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要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地区分割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在。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税制统一，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市场的统一，使要素自由流动。
第三，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非公平的市场经济。当时我们就已经挑战了所谓的“优惠政策”，因为所谓的优惠政策本身就会造成新的扭曲。
第四，要建立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闭关自守或半开放的市场经济，既要对内开放，也要对外开放，中国市场经济应该成为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第五，要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非规范、非法治的市场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要实现这五大目标，困难比当时想象的多得多，所需的时间也比较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50条”，其中就涉及了逐步取消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等方面的问题，就已经体现出这五个方面的想法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最后花了十四五年才实现这一目标。这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难度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的大，要改变既得利益的分配格局，是比较难的。所以，2007年在“两税合一”方面的进展，是往前迈了一大步，这将有助于今后不断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于1993年，而1994年中国财政税收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可以说，这本书为这次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
王绍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7年9月国务院决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要向国家分红，这具有象征性意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国有企业还是普遍亏损的，但现在不是了。2006年国企的税后利润已经达到6 000多亿元，2007年中央企业的税后利润可能有上万亿元。现在规定央企按税后利润的5％－10％上缴财政，估计能够上缴给中央财政500亿－700亿元。此外，地方的国有企业现在也开始盈利了，有报道说广东的国有企业按税后利润的20％上缴，这将会成为地方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这样算起来，全国财政总计可能增加上千亿元的收入。现在这一规定刚一出台，就有1000多亿元，再过5年、10年，就可能变成一笔很可观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很多问题。2006年我国的卫生事业费大约是1 300亿元，如果能增加1 000忆元的财政收入，政府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平新乔：2007年我关注比较多的是新出台的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规定。2007年实施个人收入如实申报，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尤其在北京等城市里，很多白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而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应当是对称的，既然他们交了个人所得税，就应该平等地拥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比如子女上学问题，北京有很多中小学在招生时对没有北京户口的职工子女是歧视的。如果学生家长没有北京户口，学生要去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这样的很好的小学上学，赞助费是以万元为单位的，高达每年3万元、5万元甚至10万元。这些人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他们向北京市人民政府交了地方所得税，也向中央交了所得税。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在尽义务的同时也应当平等地享受权利。
关于个人所得税，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当设置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现在的起征点是1 600元，是不是太低了？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申报了个人所得、交了个人所得税以后，政府能不能公平地给公民提供公共品？比如医疗、教育服务等？
这是最根本的两个问题，也是现行户籍制度改革中最让人头疼的两个问题。我国现在许多公共服务是跟户口制度挂钩的，父母没有工作所在地城市的户口，子女就不能公平地享受这些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自己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公共的医疗卫生服务。按道理，交了税之后就应该有权利平等地享受公共品。搞户籍制度改革，也有难度，难度不见得有那么大。
对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是应该实行的。美国19世纪的时候没有个人所得税，当美国要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很多公民说这是“强盗税”，因此20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推行个人所得税时受到的抵制也很大，但后来还是推行了。美国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水平）比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略低一点，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推广个人所得税，把税基拓宽，是应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把缴纳个人所得税慢慢变成广大公民的一个基本义务的阶段。
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改善其公共服务，让人民能够公平、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让人民既感到自己应该纳税，同时也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在2007年凸显，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法治落实的问题。
主持人：2007年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提高，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争议：刚才每位教授说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接下来能否请三位教授比较快速地把2007年财政方面发生的重要事情为我们梳理一下？
王绍光：财政收入的量是很重要的，只有收了才能支。2007年预算内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元，我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
胡鞍钢：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过热，或者说有向过热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及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因此，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货币政策已经从原来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相应提高了基础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同时，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当然，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基于投资，而是为了刺激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消费。在这一个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对农村、社保、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公共消费支出除了用于政府本身的行政支出以外，现在已经带动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这两三年，尤其是2007年，城乡居民个人消费在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增长幅度都在10％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不平衡发挥了调节作用。
另外，最近一年政府对进出口关税税率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增加出口税率和减少进口税率。这说明我国国内的财税政策已经开始考虑缓解国内和国际不平衡的问题了。当然，这也和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
2007年，我国还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力度，例如逐步提高资源税，以及为节能减排的企业安排了一些财政基金等。此外，我国还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科技的研发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公共品。
总的来说，我国2007年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同时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当然，还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超收部分支出的监管。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中，我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但这同时也为腐败、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扭曲提供了机会。所以，如何对财政收入超收部分进行监管，以及通过正式的预算来保障财政支出的效率，解决民生问题，对我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应该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主持人：讨论财政问题时可以分解成两条线，一条是收入线，另一条是支出线。钱向谁收、收多少，为谁花、花多少，都是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刚才胡教授认为2007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变化。请平教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平新乔：2007年上半年，在规范行政开支与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对于“政府怎么花钱”出台了很多新规则。
比如清查中央部门的隐性收入。首先中纪委、监察部清查了中央部门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后来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以后，也对中央部门公务员的隐性收入进行了清查，要求中央部门公务员上报自己有多少收入，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多少“小金库”。这项工作从2007年4月开始，到6月份基本结束，结果虽然没有公布，但《21世纪经济报道》也透露了一下，中央部委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平均下来是每年一个人6万元左右，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现在国家发展了，财政的钱多了，政府好多钱花都花不出去（当然这与推行分税制有关系），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我国到了另外一个关头，需要思考国家财力应该有多大，政府规模应该有多大，财政的这么多钱到底是怎么花的。清查中央部委公务员的隐性收入，表示这方面正在从严。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事件是，从2007年4月份开始，法院的民事诉讼费降低了50％，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降低了。但这也使法院的收入降低了，法院有难处了。本来，法院的收入，包括用于法官的工资和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各地法院修建高级办公楼的支出，有一半是靠老百姓打官司的诉讼费来维持的。各地法院在财务上是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的，法院收入降低了，地方政府是不是要补贴呢？如果地方政府给法院补贴，那法院在审理官司时不就要听地方政府的吗？地方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就更厉害了吗？这样，怎么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呢？所以法学界就建议，地方公检法系统能不能和工商部门一样，由中央垂直财政拨款，不要依靠地方政府。这些都是4月份提出来的。
到了6月份，我国重新清理出口退税，主要是为了调整出口动力过大的问题。因为我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困难比较大，所以想通过税收调整来抑制出口过热的势头。这一调整涉及1 000多种产品的进出口。7月份取消了一部分出口退税，这引起了5、6月份的排队报关，很多贸易公司就赶在6月30日前报关，把商品都出口出去。所以，2007年上半年出口的平衡表上，5、6月份顺差很大，这也跟该政策有很大关系。
2007年10月以后，主要讨论的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以后的实施细则，这个细则也非常关键。因为39份全国人大通过的是两税合并总的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具体实施的解释权在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税政司。这里面涉及很多具体问题，比如税前怎么抵扣，企业的广告支出能不能抵扣，企业在商务活动中的营销费用包括请客吃饭的钱能抵扣到什么程度等。以前，内外资企业在税收抵扣方面是很不公平的，比如广告支出的抵扣，外资企业的广告支出是可以全额抵扣的，内资企业在2000年以前也可以全额抵扣，但2000年以后，内资企业的广告支出如果超过了营业额的2％，超出部分就不能抵扣，这部分要交33％的企业所得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