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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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俄）爱伦堡著，冯江南，秦顺新译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 1440000版次： 2页数： 1143印刷时间： 2008/02/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645576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俄国版《光荣与梦想》，“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其译本在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国内列为高层阅读的内参资料，流入民间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本版本是首次全译并公开发行的唯一中译全本。
内容简介
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嘈杂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延续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诞生的少年，却在一天之内就从盲目地信仰被引导到批判地思考。
对于我在一部回忆录里为艺术提供了这么多篇幅，这不仅同我的职业有关，而且同我的人生观有关——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
作者简介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苏联文学大师级作家。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
1921年后以记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国。在国外十多年中，写了众多作品。
30年代回国后，在卫国战争中任军报《红星报》战地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九级浪》等。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用五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于1960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苏联及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议。此书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和“欧洲的文艺史诗”。
目录
第一部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难忘的1891年
童年和少年
童年时代的莫斯科
中学时代
15岁的地下工作者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
狱中生活
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初识巴黎
列宁要我去找他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
与诗结缘
巴黎就是一所学校
结识诗人巴尔蒙特
初进罗浮宫
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两位法国诗人
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
战争爆发了
应征入伍遭拒绝
战时的巴黎
画家莱热从前线归来
初次当记者的遭遇回对
神秘可怕的萨温科夫
梦游症患者——墨西哥画家迪埃戈
1916年记事
我认识的毕加索
沙皇垮了
重返俄国
第二部
1917年的莫斯科
启蒙者勃留索夫
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茨韦塔耶娃
1917年的旁观者
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
1917—1941帕斯捷尔纳克肖像
左翼艺术的“第一号命令”
无意中掉进作家的圈子
基辅，我的故乡！
受尽折磨的基辅
在基辅结识的艺术家
逃离基辅
在考特贝尔的艰难日子
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施塔姆
坐盐船逃难
第比利斯的“天蓝色之角”
让开，这是外交信使！
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间谍
梅耶霍德和戏剧
我非常需要一条裤子
这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
杜罗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联合起来！》
叶赛宁和他的诗
泰罗夫和室内剧院
1921年我心中的怀疑
重访巴黎遭驱逐出境
我的第一部长篇《胡利奥胡列尼托》
第三部
1921年柏林之秋
在柏林：俄国侨民的出版物
诗人杜维姆“冰冷的睡梦”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别雷
列米佐夫及“伟大和自由的猿猴院”
我是“现代虚无主义者”吗？
1924年的柏林：幕间休息
奈兹瓦尔的诗——它进人我的生活
又见莫斯科：《贪图私利者》被拒绝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关于列宁的回忆
1924年的意大利马泰奥蒂事件
《1925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观念
马尔基什：小笛子和干燥的嘴唇
时代的后门：《在活水胡同里》
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
庞马尔角——渔民、沙丁鱼和全世界
《冉娜涅伊的爱情》：对悲惨结局的恐惧
巴黎的作家群体
德斯诺斯与“死亡营”中的情诗
肥乳牛、瘦乳牛与西绪福斯的传说
梅尔：一只飞来飞去的白鸦
巴尔干的高尔基——伊斯特拉蒂
持《时代的签证》旅行欧洲
约瑟夫罗特和《拉德茨基进行曲》
画家帕斯金
从摄影镜头里看《我的巴黎》
1931年秋首访西班牙
从诗歌走向革命的托勒尔
两访柏林——怪诞不经的梦境
写了19本书的40岁
出任《消息报》驻巴黎记者
震动巴黎的戈尔古洛夫案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
《第二天》，大地和深渊分开了
第四部
好莱坞与革命的杂种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
1934年：报道巴黎工人总罢工
1934年，采访维也纳事件
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
莫斯科“民族”旅馆及奴隶心态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建设与摧毁《一气干到底》
斯大林想和我谈谈
收到带 字形的匿名信
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
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
画布上的巴黎——法尔克的油画
不能容忍法西斯主义
最英明的导师和牺牲品
1936年春，西班牙和巴黎
自任西班牙前线特派记者
在西班牙前线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
被射中的雄鹰——科利佐夫
马德里战时见闻
作家萨维奇当了记者
海明威，他虽死犹生
1937年的堂吉河德
作家将军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
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在炮火下召开
共和国军占领特鲁埃尔
莫斯科：斯大林对作家作战
西班牙：战争的结局
忧郁和孤独使我重握诗笔
《法国的悲哀》：慕尼黑挫伤了法国
伟大的西班牙诗人马查多
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周
我被迫放下记者的工作
奇怪的战争
画家马尔凯也死了
在巴黎：再次遭逮捕
法西斯占领下的巴黎
斯大林戏言《巴黎的陷落》
第五部
德军人侵与书刊检查员的剪刀
永远留在了前线的诗人拉宾
在屠杀面前学会憎恨
作家和人民一起
经受“战争的X光照射”
叛徒弗拉索夫
为军报《红星报》工作的作家
战士古德坚柯和他的诗
流血的卡德里尔舞
沉痛的1942年夏季
勒热夫的战士与勒热夫的痛苦
伟大的心灵和渺小的政治
解放的库尔斯克：
不屈的人们和苟且偷生者
博学多才的外交官乌曼斯基
1943年：深夜、深秋——深的战争
1943年：第一次出现的不祥乌云
20年代最聪明的作家之一——特尼扬诺夫
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趣事
明斯克包围圈：
德军指挥官、作家巴甫连科、幸存的人们
布洛克的笔与战争的口授
格罗斯曼头上的灾星：
命运不喜欢最高纲领派
《黑书》和它的编著者
发现人的心灵：伊娜和她的日记
进军德国：欢乐中羼杂的悲夏
战争的最后几周
我认识的法国总理赫里欧
胜利之夜，
我想着痛苦、勇气、爱情、忠诚
第六部
1945年6月：我开始了漫游
四个月访问七个国家
纽伦堡：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迹
《暴风雨》与反“卑躬屈膝”运动
美国之行：首次出击
美国之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之行：黑人的命运
美国之行：会见爱因斯坦
美国之行：人们很激动，但海洋很平静
美国之行：
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的命运
战后的法国：从痛苦中磨出面粉
马蒂斯为我画像
自白：“祖国只有一个”
关于波兰的抒情的说明
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巴黎：保卫和平代表大会
《人群》和斯洛伐克作家
法捷耶夫：不大为人所知的一面
意大利之旅
约里奥一居里：创伤和路标
斯德哥尔摩宣言
应邀与伊丽莎白王后谈话
在伦敦遭遇冷战气候
关于萨特蘑菇和柳条筐的争论
画家孔恰洛夫斯基和红方块王子派
《九级浪》和担任最高苏维埃代表
去智利为诗人聂鲁达颁奖
中国之行印象记
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
两位杰出的外交家：
李维诺夫和苏里茨
法国诗人艾吕雅
毫无生气的1952年。斯大林瘫了……
斯大林肖像：上帝？老板？
独往独来的伊夫法奇
《解冻》：春天的开始
结语：分娩总是艰难的
译后记
书摘插图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问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间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变迁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
这种记述的不一致，有时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时却与那习以为常的健忘有关。契诃夫死后才10年，那些熟悉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
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我厌恶把真实的往事和虚构搅和在一起；何况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回忆已成为各式各样臆测的素材。我将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年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所以这只是绘制肖像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想法来叙述。
我从不写日记。过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没能把朋友们的书柬保存下来——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候，我不得不焚烧了几百封信；后来毁掉的信也比保存下来的多。1936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成年人读的书》；它跟我的其他小说不同，其中有几章具有回忆录性质。我将从这本旧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节，我认为发表得过早了些，因为它们谈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还未成为历史财富的事件；我将尽力不做任何有意识的歪曲——忘却小说家的手艺。
石头总是冷的，按其本质来说，与人体是不同的，可是自远古时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岗岩甚至是金属——青铜——来表现人。只有在他们眼前浮现了美丽的构思时，他们才采用木头，虽然木头更接近于肉体。石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更难于雕琢，而且它能长期保存。在各种博物馆里，竖立着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许多精美绝伦，但却都是冰冷的。不过有的时候，雕像在参观博物馆的人们眼中变得温暖起来，充满生机了。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
难忘的1891年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29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旱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1943年从列宁格勒由“冰道”运到莫斯科一车厢1891年的老牌“圣爱米里昂”酒。酒业公司要求阿尼托尔斯泰和我检验一下抢救出来的酒的质地。结果发现瓶子里满盛着微微发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传说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过了四五十年也会消失）。
1891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当时统治俄国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高居大不列颠王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清楚地记得塞瓦斯托波尔的被围、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数度任首相）的演说以及对印度的镇压。那时在维也纳顺利执政的是弗兰茨一约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纪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纪的正剧和闹剧的主人公——俾斯麦、加利费将军、沙皇俄国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纳季耶夫、麦克一马洪元帅、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而知名于我们大学生中间的福格特尚在人间。当时恩格斯也还活着。巴斯德和谢切诺夫、莫泊桑和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威尔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诺贝尔和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女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写过一些诗歌和长篇小说）都还在工作。1891年兰波和冈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现在想象一下1891年的话，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几百年的时光。当时巴黎还没有灯光广告，也没有汽车。人们还把莫斯科叫做“大村庄”。在德国，迷恋菩提树和舒伯特的浪漫派，还在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而美洲却是那样的遥远。
当时约里奥-居里、费密（1901-1954，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艾吕雅都还没有诞生。希特勒才两岁，世界上一片升平气象：没有任何人挑动战争；意大利只不过在端详着埃塞俄比亚，法国在准备攫取马达加斯加。报刊议论着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显然，法俄同盟是针对三国同盟的；爱好议论深奥政治问题的人说，“欧洲的均势拯救了世界”。
俄国仍处于停滞状态。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有点放心了。不错，5月1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游行。不错，列宁在萨马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些琐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吗？当法国军舰来访，军乐队奏起《马赛曲》的时候，他毫不介意地举手行礼。他洋洋自得地说：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铺成，不久火车就能由伊尔库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鲜的。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工人区，警察开枪射击五一游行队伍。报上写道：“公社社员不祥的影子复活了。”
在德国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义联盟”。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生存空间、德国的使命、日后的远征，未来的党卫军分子的父辈们叫嚷着“万岁”。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写道，必将取得胜利的不是富尔米的刽子手，而是工人们、国际主义者和人权保卫者。
不，1891年并不是那么遥远：当年种下的祸殃，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每一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凡是诞生在最平静的1891年——是年俄国闹饥荒，而法国的美味葡萄酒则大丰收——的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许多革命、许多战争、十月革命、地球卫星、凡尔登、斯大林格勒、奥斯威辛、广岛、爱因斯坦、毕加索、卓别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我来到了人间，就在这一天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由彼得堡寄给他妹妹的信上写道：“我被一种极不明确、我不理解的浓重的恶意气氛所包围。他们飨我以午餐，对我唱一些俗气的颂歌，而同时却准备一口吞了我。为了什么？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举枪自杀的话，那将会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大为满意。他们是如何浅薄地表达着自己浅薄的感情啊！布列宁用小品文咒骂我，虽然无论什么报纸都不容许咒骂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宁正是这样来议论契诃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们忘记了正视他们周围的生活，一味随波逐流……”安东帕夫洛维奇是1891年1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决斗》的。我经常重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决斗》读了一遍。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为边远地区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着他回彼得堡时的情景：“火车里的乘客在谈着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处都能感到活跃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论是法俄亲善还是贸易发展，我不读《决斗》也都知道。我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