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一毛聚焦美国福利改革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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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埃伦理奇著，石建海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版次： 1页数： 18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104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时代周刊》倾情推荐震撼之作。
《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时代周刊》倾情推荐震撼之作。作者用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将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
内容简介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及作家将目光聚集在华尔街的亿万富翁，和硅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时，“贫困”在这个富庶的国度里似乎无迹可寻。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美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将140万家庭妇女和更多的依靠福利保障的民众推往就业市场之后，他们能否，又是如何靠低得可怜的薪水维持生存？
本书作者芭芭拉埃伦赖克带着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一部汽车、一台用于记录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她作为记者的锐利眼光，开始了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她隐瞒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学博士的学历，化身为一位离婚无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妇，辗转于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在从记者到餐厅女招待、宾馆女工、清洁工、疗养院护理和超市服务员的角色转换之间，毫不客气地撕裂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让全世界的人看到隐藏在繁华都市和摩天大楼之间的美国真相。
作者简介
芭芭拉埃伦赖克，职业作家与专职撰稿人，为《时代周刊》、《哈泼杂志》、《新共和》、《国家》、《纽约时代周刊》等全球最富影响力刊物撰写文章；其创作的《堕落的恐惧》曾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恶劣的年代》获当年“《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她的著作还包括《血祭》等九部作品。现定居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
目录
引言 这不是一场秘密探险
第一章 试水之旅
第二章 “女超人”再入困境
第三章 倾斜的游戏规则
结语 “卧底”报告：工作真的是跨入美好生活的入场券吗？
媒体评论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批评著作之一。”
——《国家》杂志
对福利改革之后的美国敲响了警钟。
——《新闻周刊》
洞见尖锐，极具阅读价值。我们要感谢作者以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和毫无掩饰的生动笔触，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纽约时报》
埃伦里奇将她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
——《时代周刊》
作者用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
——亚马逊网站
书摘插图
第一章 试水之旅
出于人的惰性，我决定在离现居住地最近的小城——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开始我低薪生活的体验工作。基韦斯特约有2.5万人口，正在努力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很快我就意识到，熟悉也有熟悉的坏处。以前自己总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杂货店、电影院或煤气站，花钱的时候总是大手大脚、不假思索，而现在我极有可能就成为某一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了。我非常恐慌，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害怕被一些友好的店主或是以前的邻居认出来，更害怕自己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别人道出事情的原委。但是，令人惊喜的是，我有点杞人忧天了，我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月贫穷、劳累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人认出我本人或叫出我的名字，有的人根本没注意，大多数人则是没吭声而已。在这个低收入阶层的世界中，我的父亲挖了一辈子煤，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叫我“宝贝儿”、“甜心”、“美女”，最常叫的是“姑娘”。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个地方安身。我算了一下，根据招聘广告给出的薪水标准，如果我每小时能赚7美元，这似乎也能过得下去。我可以支付得起500美元的房租，如果房租较高，600美元也行，这样我就可以有400或500美元的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在基韦斯特地区，我这样的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住得起廉价旅馆或活动房了。有一处倒是挺不错，离城里也只有15分钟的车程，但是没有空调，没有纱窗，没有电扇，没有电视，唯一有的只是躲避房东的德国猎犬时的惊险和刺激。条件如何暂且不提，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房租有点儿高，每月675美元，已经大大超而无不及，如纽约城、湾区、杰克逊、怀俄明州、特柳赖德以及波士顿等地。这些地方旅游者云集，有钱人在和一群为他们刷马桶、做家务的穷人争夺着生存空间，房租也是居高不下。我猛然发现，破旧不堪的“拖车活动房”已经成了我所希望拥有的住处了。
为此，我决定在支付能力和交通便利这两方面做一个权衡。我选择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两车道公路到基韦斯特的工作地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道路施工，如果没有被堵在一群被太阳晒得发晕的加拿大游客后面，我去上班也就只有45分钟的车程。其实我讨厌开车，公路边总是布满了白色的线条，纪念着一次次让人触目惊心的正面冲撞。但是我倒是蛮喜欢那个甜蜜的小屋，矗立在潮湿的庭院之中，房子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我的房东是一个和蔼的电视机修理工，他的女朋友在酒吧里卖饮料，两个人就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活动房的环境应该是非常宜人的。但是我这儿原本白色的地板已经不能称之为白色了，床垫硬得像石块，还被我消灭了几只臭虫。
下一项任务是从一大堆招聘广告中搜索适合自己的工作。出于某些因素考虑，有一些工作被我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如宾馆前台工作人员，这类工作被看做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而且每小时只有6到7美元的薪水。我之所以不考虑它是因为干这一行每天要在同一地点连续站立8个小时。做服务员也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因为18岁那年我曾做过服务员，上一天班下来骨头都快散架了，那种感觉我仍然记忆犹新。从那时开始，我受静脉曲张和背痛的折磨已经长达几十年了。电话促销是生活突然跌入低谷时首选的避难方式之一，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性格还是不做为好。剩下的就只有超市的工作了，如熟食店店员，或者做宾馆、客房的清洁工作，这类工作每小时能赚7美元。我想这和我平时在自己家里干的活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不是已经千了将近半辈子了吗？
于是，我穿了一身自认为看上去比较体面的衣服——一条熨得笔直的百慕大短裤和一件圆领T恤，开始到当地的宾馆和超市应聘适合自己的工作。最佳西方酒店管理集团、经济旅馆和汽车旅馆都让我填写了工作申请表。这些地方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是否是美国的合法公民”以及“是否有重大的犯罪前科”，这让我如释重负。我找工作的下一站是温迪克斯超市，这儿的应聘流程非常复杂，比较有特色的是由电脑进行的20分钟面试，因为，很显然，这个面试的前提是没有人能代表公司的观点。我被带到一间大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海报，主要讲述的是如何让你看起来更加“职业”（它对白人比较有用，如果是女士的话，对烫发的女士有帮助），以及告诫大家如何防范华而不实的允诺，工会负责人很有可能会利用上面的问题考验我。面试采取的是多项选择的形式，问题如下：会不会有些问题让你难以按时上班，比如照顾孩子？你认为工作安全是管理者的责任吗？然后突然冒出来一个狡猾的问题：你去年偷的东西值多少钱？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同事盗窃单位的财产，你会告发他吗？最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显然，我在面试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人告诉我，明天我只要到医务室做尿检就可以了。这似乎是一条非常普遍的规律：如果你想在化学法西斯盛行的美国堆叠切里奥斯纸箱或打扫宾馆客房，你就必须得心甘情愿地蹲下来，在一个健康的员工面前小便（这个员工之前一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温迪克斯超市给的薪水是每小时6美元，开始时只有几毛钱，这连自己受辱的补偿都不够。
我的午餐是在温迪斯快餐店吃的，这儿的墨西哥餐厅只需花4.99美元就可以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在那儿饱餐了一顿。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见我在看招聘启事，很善解人意地给我送来了一张工作应聘表一虽然这儿的薪水只有每小时6美元，但我还是把它填完了。随后我转遍了基韦斯特老城所有的本地客栈和旅馆，这儿既有真正的游客，也有酒鬼，随之发展的还有兴盛的餐饮住宿业。在离该岛尾部几英里处云集了众多消费较低的廉价宾馆。在帕姆，姑且就这么称呼它吧，一位很有精神的经理甚至还带我参观了那儿的客房，见了几位客房清洁员。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他们的装束打扮看上去和我非常之像——褪色的前嬉皮士风格短裤，长长的头发扎在脑后，梳成辫子。但是，除了提交工作应聘表，几乎没有一个人和我攀谈或者看我一眼。我的最后一站是富丽堂皇的B&B旅馆。为了见一位叫马克斯的人，我在那儿足足等了20分钟，最后却被他告知那儿目前没有空缺，但是很快就会有的，因为“没人能在这儿工作超过两周”。
3天就这样过去了，让我懊恼的是，我大约应聘了二十多家，竟然没有一家打电话通知我面试。我本来还担心找工作时自己的教育程度太高，但现在发现所有的担忧都是徒劳，甚至没人有兴趣发现我是大材小用的。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根据招聘广告可靠地判断是否真的有可申请职位。正像我从马克斯的言语中悟出的道理一样——招聘广告是雇主用来防范无情的廉价劳动力流失的保险单。大多数大型宾馆几乎常年不断地刊登招聘广告来贮备劳动力，以防现有员工的流失。因此，找工作其实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灵活地选择应聘那天所能提供的工作。这一说法终于在我的身上应验了。和往常一样，那天我去了一家大型的折扣连锁宾馆应聘客房清洁员，结果我被介绍到该宾馆附属的家庭餐厅去应聘服务员。这个餐馆面朝停车场，较为阴暗，在这样95华氏度高温的天气里卖本店的特色菜——波兰香肠和烧烤调味汁。菲利普，一位自称是经理的风度翩翩的西印度小伙非常热情地对我进行了面试，认真得好像在为我做医疗检查一样。他问的主要问题是我能够值哪个时段的班？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我还在那儿难过地嘀咕着自己不想做服务员，他却已经准备给我拿工作服了。如果真的答应他的话，那我明天就得穿着黑色的宽裤子和黑色鞋子上班了。他还提供了一件铁锈色的球衣，上面绣有餐馆的名字——家庭餐馆，尽管我还是想穿着自己的衬衣上班。当说到“明天”两个字时，一种掺杂着恐惧和愤慨的感情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说：“谢谢您的时间，先生，但这只是一个实验，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地点：基韦斯特家庭餐馆
职务：服务员
薪金：2.43美元/小时+小费
工作时间：2：00 P.m.～10：00 P.m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家庭餐馆的工作生涯，前两周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每小时2.43美元，外加小费。 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走前门的，所以我的第一天是在厨房开始的。一个金发齐肩的红脸大汉在不停地朝墙上扔着结冰的牛排，一边扔还一边满嘴脏话地骂骂咧咧。“那是比利，”盖尔解释道，“他又开始发了。”让他生气的原因是，今天早晨上早班的厨师忘了解冻牛排了。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我跟着身手敏捷的盖尔忙里忙外，零零星星地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悲剧。所有的食物必须得装盘。她今天显得有点疲惫，她说她昨晚梦到了前几个月刚刚在本州北部监狱中死于混战的男朋友，于是在一身冷汗中惊醒了。没有柠檬水了。其实他之所以进监狱是因为几次醉酒驾驶，仅此而已，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情。把冰激凌送到餐桌上去，把它放在猴形碗里，千万不要用手拿……他走了之后，她在她的车里生活了好几个月，小便只能用塑料的便瓶，晚上看书只能点着蜡烛。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气太热，不得不把车窗打开，但是这样一来蚊子什么的就全都可以进来了。
至少盖尔不再让我担心侍者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大材小用了。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抛在了脑后，什么家庭、身份全都不管了，我最想要的是“称职”。即使在写作领域，我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称职的，因为一天的成功并不能表明今后会如何。但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至少还了解一些写作的程序：做相关研究或探索、列出提纲、打草稿等等。然而作为一名服务员，我却有点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要求：给这儿加点冰镇茶，给那儿拿点番茄酱，给14桌拿个餐盒，婴儿椅在哪儿等等。餐馆里一共有27张餐桌，通常我得负责6张以上。下午客人较少或盖尔不在的时候，我得照看所有的客人。餐馆里有一个触摸屏电脑点菜系统，我原以为这个系统可以减少服务员和厨师之间联系的工作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得不断地做人工调整，如：“土豆泥上浇的是肉汁吗？”“肉馅糕上面什么都不加！”如此等等。此外，自从我18岁那年不再做服务员之后，有件事情我忘了：服务员的工作中大约1/3属于顾客看不到的“额外工作”——清扫、擦洗、切菜、加茶饮以及进货。如果其中哪只有一丁点儿的工作没有做完，下午6点的就餐高峰时你将会手足无措。刚开始，有十几次我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羞愧中一直支持我的是盖尔——“挺好的，宝贝儿，大家有时也会这么做。”——因为我的确在乎，这全然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一直设法保持自己的超然态度。
如果我能够像滑稽剧中莉莉汤姆林饰演的侍者那样应付自如，所有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荒谬的布克T华盛顿箴言：要做就做好。事实上，“做好”没有一定的标准，做得再好都不够好。因此，只要比前人做得好就达到了目的，我父亲如是说。他一定早已深刻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道理，因为在被大吃大喝消磨了雄心之前，他就是以此为目标鞭策着自己和家人不断向前：从比尤特深不见底的铜矿走到树木繁盛的东北市郊，从制造锅炉的工匠发展为马提尼酒酿酒师。但从我一生所付出的努力来看，“比别人做得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目标。当我凌晨4点在一身冷汗中突然醒来时，我惦记的不是已经渐渐淡忘的截稿日期，而是我弄错了点菜单的那张桌子：直到那家人都该吃酸橙饼了，其中一个孩子才拿到他的儿童餐。顾客或“病人”是我的另一个强大动力，因为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会由于莫名其妙的脆弱竟一时无法吃饭了。在家庭餐馆工作了几天之后，我感到自己脑中的服务道德就像注射了荷尔蒙一样不断膨胀。我的顾客大多数是辛勤工作的当地居民，有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甚至还有附属宾馆的客房清洁员。我只想让他们在这个邋遢的就餐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在小隔间中有一次享用“精致晚餐”的经历。对我来说，这儿没有“伙计们”，只要年龄在12岁以上就都是“先生”或“女士”。我不辞辛劳地为他们添加冰镇茶或咖啡；用餐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特意询问大家是否还有什么需求，我还一边为他们精心准备着沙拉：剁碎的生蘑菇、倭瓜片，只要能在冷藏室找得到的都是我的原料。
有位客人叫本尼，长得矮小而结实，是个下水道修理工。这个人只有在空调下吹半个小时，喝了一肚子冰水之后才能吃得下饭。于是我们总是先聊一阵子气温或者电解液的话题，直到他准备点菜为止。他点菜有点挑剔，总是要吃什么当天的汤、菜园沙拉，还有一份粗米。餐厅来德国游客的时候，我会用蹩脚的德语招呼他们，如“欢迎光临”、“一切都顺利吗”，这让他们非常感动，总会给我小费。（那些欧洲人，很明显是被他们的工会和高工资福利的国家给宠坏了，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是应该给服务员付小费的。一些餐馆，包括我所在的家庭餐馆，都允许服务员向外国客人“索要”小费，或者把应该付的小费加到他们的账单中去。既然这笔小费在顾客选择付或不付之前就已经加进去了，这种做法自然也成了对那些不懂英语之人的惩戒。）一天，餐厅来了一对女同性恋，她们身上污迹斑斑，看上去是刚剐下班。她们在冰镇果汁朗姆酒中发现了苍蝇，于是我便非常温和地为她们解决了此事。没想到，我和蔼的态度打动了她们，两位甚至不惜花费时间找到我们的经理助理斯图，在他面前对我大加赞赏了一番。还有萨姆，善良的退休警官，他总是用一根手指堵住气管切孔，强迫香烟烟雾被吸入肺中。
有时候，我会幻想自己是一个为一些小小的过错而忏悔的公主，承担起亲手喂养自己臣民的重任。但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不是公主的人也是同样的宽容，即使这意味着要违背管理规则。“你想要多少，赶紧要呀，”盖尔低声说，“只要斯图没有盯着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