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趣文丛（第五辑全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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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费孝通 著
出 版 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8-3-1字数：版次： 1页数： 全十册印刷时间： 1998/03/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825012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 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围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 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 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 更易为人接受。 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 我辈大可就此退隐， 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 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 必然有所孑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 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 以中国之大， “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 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论著有《内地农村》（1946）、《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生育制度》（1947）、《小城镇四记》（1985）、《费孝通社会学论文集》（1985）、《行行重行行》（1989）及论文多篇。
目录
往事重重
一封未拆的信
忆《少年》祝商务寿
忆小学乡土教育
一代良师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在人生的天平上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人不知而不愠
《江村经济》前言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美国与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旧话相应
日译《生育制度》序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重刊潘译注《性心理学》书后
《社会学文选》自序
《山水、人物》自序
《云南三村》序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自序
《人文类型》译者的话
《外访杂写》前言
《行行重行行》前言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
《逝者如斯》后记
《走出江村》序
我看人看我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孔林片思
猴年辞岁
寻根絮语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讲课插话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青春作伴好还乡
附录：一九五七年的两篇老文章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早春”前后
文化之旅
品评录
听雨楼随笔
谦逊的真理
观景楼杂著
无树有巢
大书小识
十二楼集
面对历史的苍茫
书摘插图
往事重重：
五十年代后期的政治风云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吴先生在民博事业上的工作不可能是例外。吴先生个人的遭遇在同行中更可以说特别严重。他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但是在暴风雨中，不仅一样在劫难逃，而且不近情理地蒙受到家破人亡的打击。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来说，他是因为西南民院右派定额不足规定比例，而在一九五八年补划的，这种处理实在是错得离奇。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到八十年代调离到中南民院后才得到部分的更正，而主要的损失，包括他的家庭的受害和岁月的丢失，是无可补偿的。即使在错划右派改正之后，他还是以七十高寿独身寄宿而被安置在四层高楼的单身宿舍里。我每见到他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心里总是不得平静。但他却反而安慰我说：这给了他很好的锻炼机会。也许他是对的。他身心康泰，一直坚持到九十二岁，平时很少病痛，岂非实事？
现代的年轻人也许不大能体悉到像吴先生这样的为人，而他这种精神在我的前辈中却并不是稀有的。这种人是怎样想的呢？让吴先生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下面是他在答谢同人们庆贺他九十大寿时说的话：
“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作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仍然欠了人民一笔债。欠了债，必须还。还债是好事，做好事不怕晚。……只要一息尚存……还能……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吴先生在这个人生的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说的还没有压平，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断。我想说的很可能就是他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吴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能否早日开花结果那是有赖于历史的条件，到现在不可讳言，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一点吴先生是有高度自觉的，他只求耕耘，不求及身收获。我完全同意他有一天同我说的话：“中国总有一天会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民族博物馆的。”他的信心带动了我。而使他有这个信心的却正是他那种高度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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