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万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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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履生 编著
出 版 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版次： 1页数： 481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074303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万荷堂内有荷塘一片，春日“鱼戏新荷动”，夏日“芙蓉散其华”，秋日“园中观采莲”，冬日“阿阁望雪飞”。自此万荷堂主人感受芙蓉，是不出户，与荷同枕共眠。
——陈履生《荷万荷堂万荷堂主人》
乙卯年夏，圆明园旧址见新开荷塘百十亩，多植白莲，茎高七八尺，余尝于荷荫中写记其神气，异未得也。
——黄永玉题《香荷图》（1975年）
敝同乡道州人周郭颐先生有爱莲之说，其名句“出淤泥而染”为千百年士人传颂。画人骚客并以之作诗为画以表郁苍之气，视为同道。夫淤泥者，渗水之土地也；土地者，万物赖以生存之根源也。希腊哲人称其为地母，极得其深义焉。周夫子以一角之趣捕童稚之见，置哺育关系于不，何其迂朽著是耶！
——黄永玉题《爱莲说辩》（2003年）
本书分为“从大雅宝到万荷堂”“万荷堂的建造与发展”“黄永玉的平常生活”“万荷堂的创作”“万荷堂的活动”等十部分。以生动流畅的文字，大量纪实图片以及黄先生的书画作品，再现了这位“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为艺术的人生。 本书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内容简介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中小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学美术、文学。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出版多种画册及《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阿诗玛》为其版画代表作，设计的生肖邮票《猴》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还画过毛主席纪念堂正厅后的背景山水画等一些重要的作品。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中国美术金彩奖”、“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1997年春节后，移居香港的黄永玉先生和好友几经选址，看中北京通州徐辛庄的几亩地。园子于当年兴建，次年五月主体建筑竣工。八亩万荷堂。分东西两院。东院是以凤凰古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群及一方三亩荷塘；西院是生活、工作区。万荷堂圆满了黄先生的通州记忆，也圆满了他有一个大画室的梦想。
本书分为“从大雅宝到万荷堂”“万荷堂的建造与发展”“黄永玉的平常生活”“万荷堂的创作”“万荷堂的活动”等十部分。以生动流畅的文字，大量纪实图片以及黄先生的书画作品，再现了这位“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为艺术的人生。
作者简介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市。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同时考入该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两次获得刘海粟奖学金。1985年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2004年调至中国美术馆。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学术一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月刊常务副主编、《当代中国画》月刊主编。兼任南京艺术学院、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吉首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美术》杂志编委，中国艺术视窗网总监。
目录
前言 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
从大雅宝到万荷堂
万荷堂的建造与发展
缘起一筹划一准备—万荷堂的建造一大殿一老子居一荷塘
黄永玉的平常生活
万荷堂的创作
万荷堂的生日酒会
万荷堂的活动
万荷堂的荷花之作
万荷堂的零碎
万荷堂的收藏
万荷堂的是非
书摘插图
从大雅宝到万荷堂
从大雅宝甲二号到万荷堂乘车最多不过两小时，黄永玉却花了半辈子。这一路上有风光旖旎的地方，有过数不清的坎坷，发生过数不清的事情，有些事直至今天还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有些事却已痛苦得不愿再提。那些无聊的事把他们最宝贵的时光给浪费了，真是可惜，让人痛心疾首。
1948年，黄永玉经由台湾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作自由撰稿人，任电影编剧、报社编辑，并且先后三次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在艺术界已经小有名气。黄永玉之所以回到祖国，来到北京，一方面是他自己想回到大陆，另一方面是遵从他的表叔沈从文的意思。沈从文曾经多次给当时还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把他看到的解放后的新气象说给表侄听，他在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好的共产党，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共产党里面就会多一个很好的随军记者。你应该赶快回来，值得为之献身。”沈从文的这些话不仅影响了黄永玉，而且也与黄永玉的作为正好联系在一起。1949年，他参加了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了木刻《劳军图》。
1953年，黄永玉满怀——腔报国热情，携妻子带着才七个月大的黑蛮由香港来到北京，在当时徐悲鸿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到北京之后，黄永玉先住在表叔沈从文的家里，随后搬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宿舍。于是，大雅宝甲二号的同人们又多了一位艺术上的同路人，而小孩子们则迎来了他们敬重的孩子王。
当时，大雅宝甲二号里面住的大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他们都是艺术界的精英，像李苦禅、李可染、张仃等，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艺术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这段往事，黄永玉把他的记忆写在了他《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这篇散文里。虽然这是为了纪念李可染先生而写，不过里面却有许多李可染之外的人和事。文中这样记叙黄永玉刚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情景：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 我们生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罗。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才旨引和照顾。
李可染早年求学于林风眠先生的西湖艺专，后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拜齐白石为师，执弟子礼恭敬地侍奉老师生命的最后十年。黄永玉第一次拜见齐白石，就是跟着李可染一起去的。齐、黄二人都是湖南人，一个湘潭人，一个凤凰人，所，以，李可染在给老师介绍黄永玉的时候特别说了他们的同乡关系。然后就有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湖南人的狡黠从白石老人微微翘了翘的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黄永玉又跟着李可染两次拜见白石老人，并且为白石老人刻了一幅木刻像，并带着这幅木刻像去请教白石老人。齐白石看到黄永玉为他刻的画像之后，非常高兴，在上面题了字：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人加题，年九十四矣。据传闻，当时白石老人想写永玉兄刻，一个“兄”字就可以看出一位前辈对后辈的欣赏之情，不过这个“兄”字让年轻的黄永玉感到非常惶恐，不敢担待，最后在黄永玉等人的推辞劝说之下才没有加上“兄”字。但这件事对黄永玉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黄永玉曾说过：“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里，黄永玉是一个焦点人物，在大人们当中，他的热情、真诚，勤奋和一手好手艺赢得了比他老的老头们对他的喜爱和尊敬；在孩子们眼里，性情极好而又童心未泯的黄叔叔就是他们的孩子王，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拥戴。
在他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中，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里的每一个人都介绍了一遍，娓娓道来。热情的李苦禅先生，是白石老人门下的重要弟子之一，一位写意名家，当时却被分到中央美院的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真是可惜了他的一身好手艺。他喜欢喝酒，若是在喝酒的时候碰见黄永玉下班回来，必定打招呼，然后得意地告诉别人：“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热情得让黄永玉连说几句自谦的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故事讲得让人怀念、让人留恋、让人羡慕，让人感叹未能身处其中。李可染、张仃、李苦禅、董希文、彦涵、祝大年……这些在20世纪中国美术界有着很高地位的人怎么都集中在一起了呢？是巧合，还是缘分？也许是缘分吧。黄永玉曾说过他运气好，此话也不是他过谦之言，不然他怎么会跟这些好老头住在一个院子里，与他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情谊呢？
张朗朗的《大雅宝旧事》有这样一段记叙“黄先生搬来的时候，我们基本没什么反应。一来，看着面生，我们以为只不过就是来了个青年教员吧：第二。他们家没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只有一个黄黑蛮，还是个小不点儿呢。所以，感觉平淡。当沙贝跑来告诉我，这位黄叔叔是从香港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张光宇伯伯带着张临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木偶奇遇记》的原装画册就是他们从香港带回来的。可见那是一个洋地方。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家有没有我心爱的卡通画册？还有没有令我们大为兴奋的这类宝贝？后来事实证明，他果然有，还不是一件两件，一件又一件，件件都精彩。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那年也才三十八岁，我爸才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大雅宝的这个院儿。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种年龄的各路豪杰都被吸引到一起来了。”
在那个普通的院子里，黄永玉和比他老的老头们之间的友情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与院里的孩子们的交往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天真和对孩子们的关心、爱护。正是因为这些，他毫不费力就把他们全数收编。张朗朗回忆道：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开办大雅宝的少年墙报。怎么才能镇黄叔叔一把？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画漫画。因为这活儿干得最快，再说。我们过去就爱练习画些漫画小人儿。
“于是我们集中在沙贝家里，一起认认真真地创作漫画，跟真事似的。现在还记得，我画的是《人造地震》，画面上是两个小孩在房上，屋子里的电灯泡来回晃悠。这是我们院子常有的事儿，我们这个院儿比不上斗鸡坑那个院儿，就是没有自己的枣树。可是隔壁的二号，也有两棵枣树，它们的枝叶正好都覆盖在我们院儿的西房上。每当枣儿一熟。我们院儿的土匪就纷纷上房，于是接二连三、上蹿下跳，而各家的老太太们就不断地大呼小叫了，一来是屋里房梁不断掉土。二来是个白摔了孩子。
“她们都愿意给孩子们买枣儿吃，真怕他们上房。可是对我们来说似乎买的枣儿永远比不上偷来的枣儿好吃。大雅宝的孩子上房，成了各家头疼的问题，于是我就画了这么一张。沙贝画了一张《中院儿在庆祝什么？》，画面上是中院儿的晾衣服绳子横拉竖扯，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好像是彩旗飘飘，似乎在庆祝节日。
“其他的孩子也画了一些，主要是我和沙贝一手策划，最后终于凑满了一版，我们就仔细粘贴在用几张报纸拼起来的衬纸上。趁大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和沙贝、沙雷一起把这第一期墙报，悬挂在走廊的墙壁上。然后我们藏在沙贝家里，像侦察兵一样，仔细观察路过的大人如何反应。每当一个大人从这里经过，我们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趴在窗户上听他的脚步是否慢了下来，是否停下来看看，再听他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话讲。当然我们真正等待的就是黄叔叔一个人。我们院儿住的人这么多，当然不断有人匆匆而过，有的人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墙报，但那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停下来看看，嘴里还嘟囔着：哎，学生们自己办墙报了？谁组织的？没听说啊？大概都是这么一类反应。难怪，谁让他们是大人呢，谁让他们是教授呢。等黄叔叔路过的时候，我们自然格外紧张。我和沙贝哥儿俩都忍不住了，悄悄跑到院儿里，从墙角那里偷看黄叔叔的表情。他路过墙报的时候，一眼看见了我们的墙报，当时就停了下来，叼着烟斗仔细看我们的墙报。突然他哈哈大笑，声音特大，在中院儿走廊里来回共鸣，笑得地动山摇。别看他个子不高，笑声真是气冲云霄。”（《大雅宝旧事》）
这些孩子还不知道，这位从香港来的黄叔叔是漫画出身，因此，他的手艺一亮相，孩子们自然是俯首称臣。当然，回忆大雅宝甲二号的往事，给我们展现的黄永玉刚来北京的生活和居住的环境，不仅是了解这一代艺术家当时的生活和居住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反映到这一代中国人的身上，对他们事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之中，也潜藏着黄永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无疑，与他后来构建万荷堂也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
黄永玉先生从1953年居住在大雅宝甲二号开始，几经搬迁，每次搬迁都有许多故事。在搬出大雅宝胡同后，黄永玉一家曾搬到中央美院后面的学校宿舍，之后就搬进了在北京新火车站附近的罐儿胡同里的家。因为住在罐儿胡同，所以，他将其住所名为“罐斋”，顾名思义，一定是问狭小而又昏暗的房子。可是，罐斋离他的好友许麟庐的家”竹箫斋“很近，黄先生可以穿着拖鞋，端着壶茶走到竹箫斋看望好友。
在罐儿胡同时，黄先生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
1971年，黄永玉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北京，参加由周恩来总理提议的为北京饭店创
作作品的工作。一天，黄永玉又去竹箫斋闲坐，许麟庐拿出一本册页，说是南京宋文治的，希望黄永玉也在上面画一幅画。在许麟庐的建议下，他画了一只猫头鹰。题上“文治同志惠存”几个字。这本来是文人之间唱和之作，没有想到后来竟引发了一场令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风波。不久，黄永玉和吴冠中、祝大年、袁运甫四人奉命去长江一带写生，为创作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搜集素材。等他们到了重庆的时候，听说北京开了个”黑画展”，其中有一幅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当时黄永玉也没在意，想着画一只猫头鹰算什么，自己也曾画过。回到北京之后，他才知道“黑画展”中的猫头鹰就是他画的。
接下来的就是被隔离审查，其间不断有人找他谈话，要他交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的问题。在那段处境困难的日子里，他的妻子梅溪也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病倒了，就医也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又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一扇两米多宽的大帘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他的这个帘子，后来被装成画框，成为这一时期内的一件重要的作品。因为它的出现，使“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的罐斋充满了温馨，而梅溪的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在他被批斗的时候，他碰到一个熟人，也在被批斗，处境相同。他对黄永玉说：“我现在还不如死了好。”黄先生劝他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这种力量肯定要灭亡。就这样。对他的批斗持续了一两个月。有一天不开会了，第二天也不开了，第三天也不开了。然后，外面就传闻毛泽东主席为猫头鹰等所谓的“黑画”说了话了。
后来，香港的报纸对这件事有着精到的评述——子弹从黄永玉身上打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因为当时为北京饭店进行美术创作的一批画家是周总理安排的，在”四人帮”的眼里，为北京饭店画画的都是黑画家，都是画黑画。可是，有理说不清的事，黄永玉的猫头鹰并非为北京饭店而画，所以。在”黑画展”上，原画中所题的“文治同志惠存”几个字也被人用纸条遮住。每每谈到这里，黄先生都会用“无耻“来形容。
凤凰人天性中富有的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使得黄永玉从容去面对社会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谈到那些往事，他经常会引用塞林格尔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聪明的人为了真理屈辱地活着，蠢人才为真理牺牲了自己。”
“文革“之后，像身心的解放一样，黄永玉的居所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搬到了三里河南沙沟的”部长楼”，跟大学问家钱钟书做了邻居。在黄先生的眼中，钱钟书一家是一个忙碌的家庭，不是忙别的，而是忙着做学问。虽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相互也都认识，黄永玉却不像住在罐儿胡同那样，经常到许麟庐的竹箫斋去闲坐，他很少去钱钟书家串门，因为他不忍心去打扰那位深居简出的老人。
钱先生逝世后，他写了一边文章来纪念他。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黄先生对钱先生的学问、人品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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