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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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哈雷特阿班著，杨植峰译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33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546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自由主义的报道理念，为新闻而生的记者狂人，遭遇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闪转腾挪于现实的夹缝，采访学中的孙子兵法。
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阿班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国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阿班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
本书卖点:
1．作者阿班是在华十二载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也是美国政府的编外情报员，他巧妙周旋于中、日、美、苏等国高层之间，挖掘独家新闻与内幕，情节如间谍电影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2. 抗战胜利后的日俘审判真相、孙中山晚年抛弃苏联拉拢欧美的意图，等等历史谜团皆在本书中曝光。
3. 本书堪称采访学中的孙子兵法。书中各个精彩故事，教会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是采访学的最佳教科书。
4．温故书坊已出五十多部书稿，近期作品销量稳定在一万以上。本书是温故书坊的最新一册。
内容简介
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
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作者简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884—1955），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生未婚，无子嗣。他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当起了实习记者。去国前，已在报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来华，一待就是十五年，后十二年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著述颇丰，作品包括《苦难中国》、《华尔传》、《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等。
杨植峰，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目前是澳大利亚Cellbikes公司董事。著有长篇小说《梨香记》，并有中短篇小说散件各文学刊物。
目录
译者序
卷一中国苏醒了
一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二沙面的白人成了惊弓之鸟
三孙中山晚年秘密曝光
四从上海转往北京
五执掌《英文导报》的日子
六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七京津美军备战国民革命军
八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九混乱的国民政府
十遭国民政府驱逐未果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掀舆论营救被捕的胡适
卷二日本推进中国
一日本将占满洲无人信
二夺满洲只是日本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四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五目睹日本蚕食华北
六卖国谣言甚嚣尘上
七1936年的中国时局
八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九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十向蒋介石面陈对形势意见
十一南京路遇误炸死里逃生
十二美舰“帕奈号”被袭真相
十三日本人在上海撒野
十四欲学日语反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进入战争
一日方要员纷纷登门警告
二东京为承认汪精卫闹分歧
三深陷战争泥潭寻求喘息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时报》捅出日本加入轴心国
六日本便衣狠下毒手
七宪兵队刺杀计划流产
八日美战争一触即发
九中国人民终将当家作主
十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结语一个驻外记者的感慨
译名对照表
书摘插图
译者序
卷一中国苏醒了
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者，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要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冯妇再做，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日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紧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为塔尔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诺尔玛（Norma）及康斯坦丝（Constance）写故事及字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高德温（Sam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
其时，好莱坞正处于有声电影到来的前夜。但对那个时代，我已烦透了。于是我再次对案头工作反叛，动身去中国。我的经济来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报业联盟签了一个协议，通过邮寄方式，向联盟下面的许多报社供稿。若获采用，稿酬是每一栏五至二十美元。记者朋友们管我这种收人叫“奴隶稿费”。
1926年年初，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公众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东京和北京的美国记者很少。在上海，全职的美国记者只有一人——合众社记者。其他美英报纸的记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是为当地的英文报纸工作，偶尔才寄几篇稿子给纽约或伦敦的报纸，只能算是副业。他们或拿可怜的低稿酬，或领极少的津贴，但平时不必写稿，偶尔才根据来电要求写点东西。
后来，一直被西方忽视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日益蓬勃，我开始摸索着了解这场运动重要的世界意义。让我震惊的是，即便在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对这场运动的报道也极不充分。当时，我发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闻，由于我的协议对象都不接受新闻电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转投给合众社。这家重要的新闻采写机构在一栋楼房的四楼，大楼很脏，没有电梯。门楣悬一块律师招牌，律师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进得房间，见里头只有一个中葡混血的青年，约莫十六岁。我问这是不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回答是，又补充道，他父亲是合众社的记者。
“你父亲呢？”
“噢，他病了，在家里。”
“他什么时候回办公室？”
“不知道。”
“他病了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星期了。”
“那谁在替他采写新闻呢？”
“没人。”
律师抱病在家，儿子又懵懵懂懂。那年轻人倒是允许我查看合众社的文件。我发现，最近的一宗开支记录，离现在已经快七个星期了。
我前来远东时，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时，我主要关心能挣点稿酬的专题报道，对突发新闻想得少，对于抵埠后目击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也不足。
再说进入日本的那晚，我的船穿过了灯光熠熠、排成半圆形的日本渔船队，次日凌晨便首次抵达日本。日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横滨几年前刚被地震摧毁，正在缓慢重建，处处是令人沮丧的废墟。东京总算活了过来，看上去蔓延无度，虽然丑陋，却隐藏着许多魅力无限的美丽景点。德梅瑞佩斯（Demaree Bess）领着我在东京到处参观。几年前，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同事。他带我看寺庙、酒吧、风景如画的公园，还有他自己的家。他的家有玲珑精巧的花园、拱桥和石头灯柱。时节尚早，樱花未开，无缘欣赏。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同日本人打交道。
镰仓地区的美丽是名副其实的，山峦起伏，林木森森，处处有佛寺，更兼清溪纵横，湖泊密布，有着传说已久的内陆海。不过，作为新闻从业者，倒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能勾起我的兴趣。初次造访后，留下的印象，与一般的观光客无异，无非觉得神户北部Tor酒店高尔夫球场的风景至臻完美，神户东方饭店大堂的苏格兰威士忌妙不可言，某家小旅馆评价过高，房间污秽，等等。
日本的传统房屋往往精心维护，整洁程度堪称典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学不会维护西式楼房的窍门。不久之后，我在满洲及中国内地见过许多13本人建造的高级酒店、办公楼和领事馆，都因管理欠善，变得肮脏破败。这些建筑一旦启用，不出一年，就弥漫着令人欲呕的尿臊味——不是一般人的尿臊味，而是每日吃两三次腌萝卜的人特有的尿臊味。在这方面，腌萝卜的后果远比一大盘的芦笋严重。
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也颇具欺骗性，好比日本渔船队给我造成的错觉。离开神户后的第二天，夜幕刚降临，船已经到了混浊的水域。黎明时，引擎的震动突然停了，我顿时醒来，从铺位跳了起来，急不可待地想看一眼新大陆。从圆窗里望出去，是泥浆般的混水，令人难以置信；再一眼，看到平坦的泥岸，还有一个高耸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某个闻名遐迩的美国口香糖。视线里没有亭台楼阁，耳朵听不到寺庙的钟声，鼻子也嗅不到微风送来的香辣美味。我恹恹地重新爬回铺位，蒙头再睡，直到船在上海码头系缆。
我的目的地是南方，在上海只勾留了一日。这天适逢春雨来顾，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闷热也过早地来了。我觉得，在我到过的城市里，上海是最脏的。我在街头巷尾目睹的贫穷，真可谓触目惊心。即便在上流场所如理查饭店及汇中饭店里泡酒吧，气氛也阴郁不堪。要是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要连续十一年以此地为家，我非厥倒不可。
原本是想在中国撰写一些背景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却渐渐觉得渺茫起来。好在这时去拜访了索克思（George Sokolsky）-，捎去了一封介绍信。信是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写的。
索克思建议说：“还是别待在这儿，现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也别去北京，那儿简直是个停尸房。最好是去广东。我在那儿待了六个星期，刚回来。我先不告诉你那里的情况，免得你产生偏见。但你一定得去，先去找李才（LiChoy译音），他是《广州英文日报》主编。我会写信告诉他，说你要去。”
上海天色晦冥，更兼阴雨连绵，彻底勾销了我游玩度假的兴致。好在我先前订的船票还要一路前往香港、马尼拉，再返回香港，于是我便按原计划行事。
没想香港比上海还要糟。雨更多，雾更浓，闷热也更甚。至于首度马尼拉之行，则觉得这地方不秀美，也无趣，倒是让我见识了连续两天不休不止的热带豪雨。
于是原路驶回了香港。上午抵达时，大雨如注，使我对东方的幻灭感达到顶点。我把箱子存放在香港饭店，搭上一艘旧式的平底船佛山号，逆流前往广州。珠江被蒙蒙细雾锁困着，船便一路鸣着笛，突突往前开。夜幕垂落后，我们在沙面岛外不远处停船下锚。沙面是广州的外国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一片红光，照亮了夜空。近处江面上，停着两艘小型军舰，亮着清冷的泛光灯。据说那是英国和美国的军舰。
晚上禁止上岸，必须等到次日天亮。正想着怎么挨过这无聊透顶的夜晚，一个乐呵呵的苏格兰人撞了上来，邀我到餐厅共饮几杯，不禁一喜。
我们拣张桌子坐了，斟满杯子，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响起一阵枪声。随即，身后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加苏打炸了开来。我们两个都愣愣地盯着他的右手，只见鲜血正从他手里涌出来，滴在雪白的桌布上。
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我抓起块餐巾，刚想替他包扎止血，佛山号却陷入漆黑之中。不远处，那艘英国军舰甲板上的机枪开始喷射，一串串的曳光弹钻进雾霭沉沉的夜空。
我在中国的十五年正式启幕了。这十五年里，我再也没尝过无聊和沉闷的滋味。
二帝国主义的前哨
夜间，江面上发生的射击事件，似乎把空气也洗涤了一遍。次日上午，空气变清澄了，风也止住不动。那天适逢星期日，船上的一小群旅客，包括那位少了一截食指的苏格兰人，都登上一艘小艇，被送到沙面岛。两艘军舰各派出一艘汽艇护送我们，故意耀武扬威。我倒觉得这么做似乎大可不必。当然，据我所知，广州正被强烈的仇外情绪笼罩，白种人危险重重，英国人尤甚。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小艇靠上沙面岛一个带篷的码头，大家一拥而上，然后步行前往饭店。苦力是不可能找到的，人力车和汽车也被禁止上岛。
去饭店途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拦住了我。他的形象，是那几天里在华白人的缩影。看上去，他在头一晚玩得太疯了，外套不见了，一脸的茫然，手里举着一个三文鱼罐头，对我说：“劳驾了，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什么劳什子可以打开这鬼东西？我饿死了，又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当早饭吃。”
我后来才知道，沙面这时候已经被紧紧包围了。在苏联的组织者和顾问的领导下，广大中国人已经宣布抵制英国和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东西。由于沙面岛是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地盘，绝大多数的仆人、职员以及办公室文员都撤离了。外界的食品无法进入沙面岛，只有用轮船从香港运来。若非有外国军舰压阵，救援的轮船就会被大炮击沉。
沙面与广州市及珠江北岸隔着一条狭窄的水道，靠两座桥连接。桥下的水是从珠江倒灌进来的。桥这一边的岛上，矗立着一座座混凝土大厦，竖着铁丝网，堆着沙包，上面架着机关枪，英国和法国哨兵荷枪实弹站岗。自上一年的6月以来，沙面日夜担惊受怕，唯恐发生新的突袭。
桥的另一头是大陆，沙包堆得更多，武装卫兵也多，当然都是中国人。岛上的人过桥出去，都要搜身。任何人进沙面岛都必须空手，不许带东西——报纸也好，橙子也好，香烟也好，信也好，一概被禁，甚至一张白纸也不许带。有时，中国哨兵还搜走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好在这不经常发生。
令我惊奇的是，沙面岛上的沙包、铁丝网并非一处两处，朝向广州市的整条岸线都围上了铁丝，堆满了沙包。隔开一段，便有钢筋水泥的碉堡，里头架着机关枪，封住通往小桥的所有方向。面向珠江的岸线也架上了铁丝网，卫兵绕着岛日夜巡逻。常有冷枪从市区那边的屋顶上射过来。混浊的江面上，在远处游弋的中国小船，也时不时朝岛上放枪。我的鼻子一下嗅到了新闻的气息。
情形着实令人震颤。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部分上溯到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渗案。当时，中国示威者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一个英国捕头下令朝示威者开枪，造成惨重伤亡。东部沿海各省旋即宣布抵制英国，并迅速演化成普遍的仇洋排外情绪。
1925年初夏，广东先已存在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形。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博士过世前，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莫斯科也向他派出许多苏联顾问。那时期，苏联还在尝试孕育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因此，在广东的苏联人聪明地抓住机会，趁着中国人对五卅惨案的仇恨，将它扇成熊熊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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