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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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连生 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180000版次： 1页数： 223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14388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杀蒋与放蒋，内战与抗战，中国之命运系于蒋介石的生死。
半个月只是人生中的短暂瞬间，然而，从1936年12日起的西安半月，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蒋介石的生死及其态度，不仅影响了他本人，也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并进而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本书揭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辛、复杂过程。
内容简介
对于在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人们往往语焉不详。或其言不确。本书利用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历史档案，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翔实记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经历及其态度变化。剖析了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杀蒋”与“放蒋”的分歧与斗争，揭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辛、复杂过程。
作者简介
宋连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8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班，现任教于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近年主要著作有：《中美首脑外交实录》，《对峙五十年》，《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中国入世全景写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抗美援朝再回首》，《乾隆惩贪秘档》，《蒋介石的黄埔岁月》，《工业学大庆始末》，《农业学大寨始末》。
目录
第一章 西安：山雨未到风满楼
1.渐成气候的“三位一体”
2.“艳晚事件”：巨变前的预演
3.着手解决西北事态
4.亲临王曲军官训练团
5.寿庆中的不喜庆气氛
6.蒋、张关系越来越紧张
第二章 兵变华清池
1.亲临西安督“剿共”
2.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
3.学生请愿：催生巨变的导火索
4.张、杨秘密部署
5.华清池的枪声
6.所谓“正气亭”
第三章 被拘西安城
1.被押解进城
2.特殊的会面
3.在西京招待所
4.张、杨公布八项主张
5.邵力子出面
第四章 南京与保安，渐行渐近
1.南京的选择：动武还是和谈
2.重要使者：端纳
3.形势有了松动迹象
4.保安：沸腾中的冷静
5.周恩来率团赴西安
第五章 各方角逐，扑朔迷离
1.各方关注阎锡山
2.傅作义未能成行西安
3.李宗仁等人不冷不热
4.日本与英美各唱各调
5.出人意料的苏联表态
第六章 艰苦的谈判
1.周恩来为和平奔走
2.宋子文首度西安行
3.宋美龄来到西安
4.第一轮谈判
5.第二轮谈判
6.蒋、周面谈及蒋之承诺
第七章 重获自由
1.放还是不放
2.必须签字划押吗
3.张学良亲往护送
4.在洛阳短暂停留
5.西北并未沉默
6.终于回南京了
第八章 “善后”办法
1.扣押张学良
2.甲乙两个方案
3.西安的内部冲突
4.顾祝同率军进西安
5.逼杨虎城出国
6.国共合作大势已定
结束语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
书摘插图
第一章 西安：山雨未到风满楼
1．渐成气候的“三位一体”
日军自1931年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
后，独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此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忙于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一方面又要应付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割据，加上日军的外部压力，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还在1931年7月23日，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即通电全国，强调： “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再三强调，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年11月30日，他又说：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对外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势力。
由于国民党奉行对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随后在东北建立所谓“满洲国”。1935年开始，又蓄意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摒弃前嫌，团结抗战，并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成立抗日联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宣布： “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全力抗日。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全国迅速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这种形势，对于奉蒋介石之命，在陕甘一带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对于领导这两支军队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是奉系军事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后。他接掌了东北的领导权，任东
三省保安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此后，张学良寄希望于蒋介石，希望他能够领导全国军民，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失地。但现实却深深刺激了他。当看到蒋介石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剿共”的事实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曾痛切地对身边的人说： “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攻取。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这样下去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他还说：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去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1929年以后担任国民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上半年，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率部到陕南“堵剿”红二十五军，结果手下的三个旅被红军消灭，实力大为削弱。他从自身利害考虑，意识到跟着蒋介石“剿共”没有出路。他多次对部下说：“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中共中央及时分析了全国的新形势，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在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前，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下属官兵开展积极主动、耐心细致的宣传与争取的工作，力争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促使张学良早日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名红军领导人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公开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为东北军指明了出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
在此之前，中共党组织已通过一些地下党员。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刘澜波是早期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之一。他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兄弟，随东北军一起来到西北，后经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介绍，担任张学良总部政治处的科长，秘密从事共产党政策的宣传工作。刘澜波与黄显声秘密商定，成立一个军士连，由刘澜波任连长，与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聘请共产党员孙致远、康少逸、朱大光、刘景祐等任教官，用抗日救国的精神训练该师下级军官。
对于是否该与共产党合作．张学良当时还心存犹豫。因为没有“上峰”的支持。与“匪军”合作是要担风险的。但随后，从杜重远那里得到的一个消息，对他触动极大。杜重远， 《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和总发行人，积极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5年7月9日，因言论问题被南京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杜重远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年底，张学良在上海与杜重远会见。从杜的口中，他得知蒋介石正在秘密寻求与共产党接触。此前，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果夫奉蒋之命在国内寻找中共线索，由其亲信曾养甫出面，也通过谌小岑、翦伯赞等人，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从1935年11月起，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商谈，彼此间有了初步了解。1936年元旦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受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l3日，邓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晤，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学良打消了顾虑，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念。
东北军在进攻中共陕北根据地时，有数千官兵被红军俘获。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不打骂虐待，生活待遇同红军官兵一样，有时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他们。不少俘虏通过亲身体验，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释放后，他们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他们关于“神奇红军”、 “神圣抗战”的口头宣传，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认识到：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1936年春天，中共党员宋黎、傲明远、马绍周、苗勃然、刘鼎等陆续到达西安，中共在东北军的工作力量逐步加强起来。
同年2、3月间，李克农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洛川会见张学良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初步交换了看法，解决了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约一个团，已在陕北甘泉被红军包围了半年之久，弹尽援绝，吃用无着，处于不击自溃的境地。红军为了争取他们联合抗日，自动撤围，并用喊话、唱抗日歌曲等方式鼓动他们抗日复土。打回老家去。红军的行动，使这支部队的官兵深受感动。随后，红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路经甘泉城下时，城内东北军官兵纷纷登上城墙，用热烈的掌声为红军将士送行。红军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边行军边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我们的神圣领土!” “欢迎东北军兄弟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内官兵也随着高呼口号： “誓死不当亡国奴!” “我们
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我们一定要为爹娘报仇!”
通过较长时期的细致工作，4月9日，周恩来同李克农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面商抗日救国大计。红军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参加了会见。此时的张学良虽有抗日决心，但对联共仍有不少顾虑。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与他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并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络、通商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开展抗日教育等事宜。这次会谈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关键一步。
当时，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加紧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了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根据双方在延安达成的协议，红军决定主动撤离瓦窑堡。这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撤离瓦窑堡，于7月2日到达保安，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红色首都”。红军撤离瓦窑堡前，在城门楼上写了“山海关”三个大字．还在墙壁上写满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大字标语。东 北军官兵进城后，看到这一切。体会到红军真诚团结抗日的心意，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个个止不住泪流满面，抗击日寇，收复故土的愿望和要求也越发强烈了。
随着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36年6、7月间，中共中央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的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东北军进行部队改造，准备抗日。叶剑英住在金家巷孙铭九的家里。孙铭九是张学良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1927年，孙结交张
学良之弟张学铭．后人东北军，，928年被选派赴日本人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负责西安的警卫工作。因为孙铭九家在张学良公馆附近，所以叶剑英能够经常与张学良会面商谈。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彭雪枫、朱理治等四十多名干部来到西安，由朱理治负责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此时，红军与东北军不仅在陕北前线停止作战，而且双方的关系在甘、宁前线上也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这一年7、8月间，宁夏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被西征红军的红一军团围困。蒋介石得知后，急令东北军前去解救。为了争取甘、宁一带的东北军，刘澜波与驻固原的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联系，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允许东北军刘多荃一○五师的一部。按照规定时间进入红军包圈，带出了即将被消灭的马鸿逵骑兵团残部。从此。红军和东北军在甘、宁前线也基本停止了作战．由两军对垒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好邻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