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著集（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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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泽厚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405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108029300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李泽厚能写颇出的散文，知道的人大概不多。……许多人林李泽厚那里开始了寻找自己的路。
——骆玉明
内容简介
一本文字清新、流畅好读的杂文随笔汇编。从中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趣味、求学经历、治学经验以及作者对当代很多思想文化问题的看法。书后最新发表的五篇小散文，颇有抒情特质，别具意味。
目录
《走我自己的路》序
走我自己的路
读书与写文章
我的选择
新春话知识
方法论答问：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秦王李世民》观后感
推荐《科学研究的艺术》
纪念齐白石
海南两记
故园小忆
悼朱光潜先生
地坛
什么是美学
画廊谈美
审美与形式感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
从《海瑞罢官》谈起
略论书法
偏爱
宗白华《美学散步》序
祝《美学新潮》创刊
美学一。一题
李黎《诗与美》序
刘长林《的哲学》序
破“天下达尊”
读《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序
中国思想史杂谈
关于儒家与“现代新儒家”
突破“对子”与“圆圈”
开放型、多层次的文化研究
坚持与发展
西体中用
时代和它的孙中山
今天中国需要理性
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
在电视剧艺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美育与技术美学
悼宗白华先生
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
与王浩信
关于“后现代”
别是一番滋味
刘文注《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序
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
启蒙的走向
《启蒙名著选读》序
无题
黄昏散记
应某刊物约写的小传
《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序
《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序
世纪新梦
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
两个译本的序言
晚风（外一章）
怀伟勋
历史与情感
何谓“现代新儒学”
为儒学的未来把脉
“左”与吃饭
《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跋
是马非马
不诽不扬，非左非右
从辛亥革命谈起
赵士林《心学与美学》序
迟发的悼念稿
四个“三言两语”
北京行
台湾版《李泽厚论著集》总序
《李泽厚论著集》哲学卷序
《李泽厚论著集》思想史卷序
《李泽厚论著集》杂著卷序
《世纪新梦》后记
屠新时书法《易经》序
从谭嗣同谈起
苍白无力的理想主义
读黑格尔与康德
谁之罪？
读周作人的杂感
关于胡适与鲁迅
王柯平《中国思维方式》序
《浮生论学》序
往事如烟
关于民族主义
文明的调停者
漫说康有为
记忆
忆香港
忆长沙
蒲公英
书摘插图
走我自己的路
谈起我走的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在汉口，但籍贯是湖南长沙。父亲是邮局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他在我小时候便死去了。父亲死后，家境顿陷困境。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至今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却不幸竟成为谶语。母亲也没活到四十岁就死去了。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况不免泫然涕下。记得当年为了几个臭钱受多少气，如今有钱，又有甚么用？也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贫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讲的“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国外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年时代。我最近讲，搞美学最好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的确，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芫，也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实性。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姐，却长期偿能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总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没能去钻研那毕竟更为枯燥、单纯、严格的自然科学。至今好些人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应该惋惜，也许应该。
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时代。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在安化桥头河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校前有两株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书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1950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穷困。当时吃饭不要钱，有时还发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补助费。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保存下来，寄给我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可能是因为欢乐总与我无缘，加上又得了肺结核，一切活动不能参加，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当时我独自住在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那间房并不是宿舍，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是那时写成的初稿。特别是当时很少有人搞资料，我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仍利用了当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功夫的。
我的经历相当简单，但生活的波折仍然不少。当时二十几岁发表了一有影响的文章，因而环境压力更大了，“白专”之类的非议颇多，下放劳动和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持续下来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动手的。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受批评，要读其他书就更困难了。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我在行装中偷偷放了本英文版“人人丛书”本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经看”，阅读时上面放一本《毛选》，下面是我自己想读的书……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也相当流行的做沙发和木器上。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感觉很充实，因为我的写作已接近尾声了。在“地震棚”里，我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当然，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许多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两本书是在“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交出去的，当时“凡是”后发气氛仍浓，不能多说，只好那样。现在趁些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好几位同志曾问我；为什么好些重要论点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不过，“语焉不详”的也不只是那两本书。我的美学文章，特别是《美的历程》，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写得相当“粗”（如《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因为我喜欢先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我想先有个大致的框架，以后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重彩”，细细描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有过先搞“小”的经验，愈钻愈细，不能自拔，继续下去，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研究一个人、一本书、一个问题了，这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适，所以非常苦恼。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一些细致的、爱好精密分析、仔细考证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却不一定适宜（尽管我也爱看这类文章）。当然“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都不好，最好两者都见，但毕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与综合、推理与直觉、微观与宏观、细与粗等，也如是。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这个看法，不知对否。
据说有人曾说我“杂”，又是中国思想史，又是外国哲学，又是美学……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据史载，这种专家就四个字可以写上数万言，这当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确无此本领。我倒是觉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正处在边缘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沟通融合的新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这其实是个好传统。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识方面的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多、乱，倒在狭、少、贫。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以为，一方面确乎应该提倡狭而深的专题研究和狭而深的专家学者，但另方面也不应排斥可以有更高更大的目标，特别是对搞理念的同志来说，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杂”，例如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太少，没有发言权，否则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另是一番天地。
最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中外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其目的仍在为以后的哲学研究作些准备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书，似乎题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读者看出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暂时不说为好吧。
读书与写文章
你们年轻一代都走过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你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受到很大损失，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价变为巨大的财富，把你们所体会的人生，变成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要珍惜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思考问题。你们这一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取得很大成就恐怕很难了，恐怕要靠更年轻的一代。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在未来的行政领导工作方面发挥力量。有些同学刚才跟我说，感到知识太贫乏。我觉得，知识不够，不是太大的问题。其实，一年之间就可以读很多书。文科和理工科不同，不搞实验，主要靠大量看书。因此我以为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时间，要尽量争取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读书；二、要有书籍，要依赖图书馆，个人买书藏书毕竟有限；三、要讲究方法。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当然有导师也很好。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愿意做研究生，觉得有导师反而受束缚。这看法不知对不对。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学习，有两个方面。除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重要。我讲的能力，包括判断能力，例如：一本书，一个观点，判断它正确与否，有无价值，以定取舍；选择的能力，例如，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你最需要的，哪些大致翻翻就可以了。培根的《论读书》讲得很好，有些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有的书不必从头到尾的读，有的书则甚至要读十几遍。读书的方法很重要。读书也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我说要争取最多的时间，不仅是指时间量上的多，而且更是指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效果。有些书不值得读而去读就是浪费时间。比如看小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后来限制只看那些值得看的小说。读书最好是系统地读，有目的地读。比如看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读那些名著，读完了，再读一两本《俄国文学史》具体材料和史的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起你对俄国文学的知识结构。这就是说要善于把知识组织起来，纳入你的结构之内。读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学习经验，在总结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改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也就算“自我意识”吧。培养快读的习惯，提高阅读的速度，也属于争取更多时间之内。古人说“一目十行”，我看可以做到，未尝不好，对某些书，便不必逐字逐句弄懂弄通，而是尽快抓住书里的主要东西，获得总体印象。看别人的论文也可以这样。
文科学生不要单靠教科书和课堂，教科书和课堂给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恐怕只能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做笔记。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我在解放前，偷偷读过几本马克思写的书，那时是当做禁书来读的，比如《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等。我从这些书里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十分受启发。我们读了第一手材料以后就可以作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总之，我是主张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读原始材料。
下面谈谈“博”的问题。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也不容易解决好。我以为，知识博一些，知识领域宽泛一些比较好。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文哲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敢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泛。说到贵系，大家可不要见怪呀。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马克思当年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最爱哲学和历史。现在一些搞文学史的人，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作家作品的圈子？就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一般搞哲学史的人不深不透，原因大半也如此。你们的前任校长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较有深度，就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比较重视。研究社会现象，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你有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事物，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地位，这样也就了解了它。读历史书也是扩展知识面的一个方面。现在科学发展，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不再可能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各个学科的互相融合，出现了很多边缘科学。比如说控制论，是几个学科凑起来搞，这是从50年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的特点。做学生的知识领域面宽一些，将来可以触类旁通。学习上不要搞狭隘的功利主义，学习要从提高整个知识结构、整个文化素养去考虑。如果自己的知识面太狭窄，分析、综合、选择、判断各种能力必然受影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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