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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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图洛克著，范飞，刘琨译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21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208079762包装： 线装内容简介
这本特别的书包含着许多有启发思想的内容，讨论了时下似乎无处不在的有关经济平等的困境。其含义不仅关系到地区间的冲突，也对国家层面的问题颇具重要性，对国际秩序也带来了疑问。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别名，叫做《图洛克的个性化的转移支付观察》，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公共财政书目应该包括这本书。
作者简介
戈登图洛克，出生于1922年，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著述丰富。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研究领域覆盖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独裁、民主和法庭内部的决策行为等等。他最近的一个职位是在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担任教授。
目录
再版前言
敲响收入再分配的警钟——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序
第一章 再分配的理由
第二章 横向转移支付
第三章 信息与互投赞成票
第四章 慈善捐赠
第五章 混合情形
第六章 广泛的福利还是穷人的福利
第七章 福利与养老金
第八章 医疗补助
第九章 失业保险
第十章 教育与慈善
第十一章 行政性转移支付
第十二章 怎么办，怎么办
媒体评论
他在这里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再分配计划，以一种尖锐的、动人的和个性化的方式。当然，这种目标也会使作者采取一些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这可能会使政策制定者过于马虎地误解了他为了彻底的分析而做出的可喜的讨论。
——爱德华埃姆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
这本特别的书包含着许多有启发思想的内容，讨论了时下似乎无处不在的有关经济平等的困境。其含义不仅关系到地区间的冲突，也对国家层面的问题颇具重要性，对国际秩序也带来了疑问。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别名，叫做《图洛克的个性化的转移支付观察》，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公共财政书目应该包括这本书。
——杰克亚当斯，美国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教授
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这时，图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出版，可谓及时。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书摘插图
第一章再分配的理由
许多人认为，再分配就是劫富济贫。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总是在发生，无论是在现代政府，还是在历史上的各个政府中。但是在现代，对穷人的救济只是政府所有转移支付行为中冰山之一角。大多数转移支付不是给了穷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组织的群体。当然，对穷人提供帮助仍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目标之一。“再分配”这个词也包含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再分配”扩展到指政府把资金或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所有现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含义要广阔多了。
在现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数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了。当然它也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之一。所有有记载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担负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实际上，就像后面讨论的那样，政府成立的最初动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进行某种再分配。
尽管再分配在政府各项行为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却少之又少。人们收集了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统计数据，并对如何改变分配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们也对收入再分配的效率结果进行了研究。然而，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对这个领域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受一种观念的影响，即再分配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科学要研究的问题。人们赞成或者反对某种收入再分配方案基本上也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他们认为科学和道德是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大多数人还认为科学应该为道德服务，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重视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决于人们用哪种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么人们就有了足够的动机去赞成或者反对某些方案，而不再进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
也许正是这种对道德的重视，使得大多数关于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都集中于一点，而这一点只是所有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当然，大部分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再分配的传统道德目标，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穷人。然而，毫无疑问这也仅仅只占政府整个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在1993年的那一财政年度，美国花了很大一笔资金用于官方所谓的转移支付。这笔资金足够向处于社会底层的10％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约40 000美元，或者是向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约20 000美元。这意味着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一个四口之家分别能拿到144 000美元和72 000美元。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事实上，即使这两种类型的群体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就能处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了。
在美国，穷人到底得到了些什么，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再分配方案，使得那些穷人有时候符合接受救济金的要求，有时候又不符合条件。美国没有一个针对所有人的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但对于不同的人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方案。在美国一个富裕的州，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带着三个没成家的孩子居住在受补贴的住房里，他们这种状况甚至还没有接近前面所说的那些数字，但他们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困难。
一个失业的成年男子，健康状况良好，但他的失业保险金已经用完了，这可能使他再也得不到任何救济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其中有许多人长期吸毒，嗜酒如命，或者是精神状况不稳定，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应属于上述的第二种类型群体。然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却不能直接从政府那里领到救济金，因为他们不属于政府发放救济金中的任何一类群体。
我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没有一个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虽然会在许多方面有不利之处，但这样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欧洲，失业保险金额更大，保险的时间更长，大量的人可以依靠失业保险金生活，从而没有任何想找工作的意向。但是在美国，失业保险金额较小，很快就耗尽，这个事实意味着美国有较低的失业率。
读者有可能会问，余下的再分配资金去向如何，这本书的后面部分会关注这个问题。实质上，现代政府有个习惯，就是向老年人这种功能性群体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尽管他们并不贫穷。这个习惯从俾斯麦宰相开始就有了。我自己并不贫穷，却从那些再分配方案中得到了许多转移支付。我还是宁愿他们只救济穷人，包括那些年老的穷人在内。
除了这些常规的转移支付之外，政府在许多方案中还会采取激进的转移措施，把财富从社会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美国的工会组织竭力阻止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资金从本国的劳动者手中转移走。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即使一定量的资金会转移到墨西哥人手中，转移的数额却并不大。然而，由于墨西哥对外贸易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所上升；同样，美国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上升。鉴于墨西哥人比美国人贫穷得多，如果工会组织真正对收入的平均分配感兴趣的话，他们无疑会对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表示赞同。
更进一步地说，大部分政府支出给予人们的好处与他们所支付的税收不成比例。就拿公共教育来说，一项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庞大计划，其受益人几乎就是那些纳税人，但又决不一一等同。另外，虽然穷人能像其他人一样，免费接受初等教育，但他们决不是主要受益者。
我不希望引起人们的误解。在美国，穷人的确得到了大量的救济金，但比起整个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说还相差甚远。大部分转移支付还是给了那些政治上组织良好、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事实上，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历史上，政府进行收入转移的主要动机都很简单，也就是受益者们想要拿到这些钱，而且他们能够凭借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有的时候凭借的是运气，来实现这个愿望。的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即使穷人有选举权，他们也明显不可能从自己的选票中得到回报。
在学术上，有一个关于转移支付的普遍的困惑。著名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此进行了很好地阐释。他说：“政策问题应首先考虑以补偿的方式帮助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
大多数人对政策问题的兴趣，可能常局限于与自己相关的某些方面，从而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事情。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考虑不切实际的道德观念。在一些数量有限的问题上，他们可能有着强烈的道德观念，因为这些问题的结果并不是实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一些被称之为“生计”的问题，他们却接受这样一个道德标准：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期望别人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尽管学术界中的很多人试图严肃地，而不是仅以个人立场，来对待分配问题。学生抗议学校收取高额学费，他们很不愿意承认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省钱。他们抗议，是为了维护那些更穷的人的利益。再则，教授维护自己的薪水，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玩道德游戏。但是，种烟草的农民关心自己家庭的福利状况，却不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谢林的这篇文章有很大篇幅都是在讨论，通过经济政策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帮助穷人。当然，谢林很清楚地知道，政府的大多数政策没有涉及帮助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但这些政策却维护大学教授、学生以及种烟草的农民等人的利益。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种近似精神分裂式的收入分配方式充斥着文献。
于是，收入转移的动机更加复杂化了，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帮助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人都富有爱心，他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去帮助那些境况比他们差得多的人。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仅会向穷人慷慨解囊，还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向他们喜欢的人提供帮助。
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赠予构成了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这本书不涉及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赠予，主要是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政府进行的转移支付，但是却举了很多例子，赠送的财物是给了那些并不贫穷的人。英国女王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她定期通过议会从英国人民手中拿到大量的钱，而人们对此却毫无怨言。1963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达拉斯枪杀了蒂皮茨（Tippett）警官之后，不断有私人给蒂皮茨警官的妻子捐款。然而有趣的是，有20多美元也捐给了玛丽娜•奥斯瓦尔德（Marina Oswald）。同样，在美国，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从山峦协会（保护自然生态的）（Sierra Club）到自由游说（Liberty Lobby），也会得到很多捐赠。那些捐赠者是想要使整个国家受益。当然，在很多时候，一个人会把“使整个国家受益”定义为，对捐赠者也有利的某种特殊的政策，不过这恰好表明了人们的种种动机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我将详细探究人们的多重动机。
虽然人们喜欢向别人提供捐赠，尤其喜欢向那些比他们境况差得多的人捐赠财物，但是这些行为似乎表明了，在大多数效用函数中，利他主义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动机。读者可能会思考，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到底会把收入中多大一部分赠予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呢?就算包括宗教捐赠在内，能捐出自己收入5％以上的人就已经很难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