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与增长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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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斯蒂格利茨等著，刘卫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版次： 1页数： 24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240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宏观调控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功用几多，本币升值是福是祸，一场事关民生的争论/一个人人受益的命题，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指点迷津。
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滋生了一股强大的自由化浪潮，各学术流派对此看法不一，彼此争论不休。90年代以来，东亚、拉美等众多发展中国家频频遭受金融危机，开放资本市场真的是罪魁祸首吗？IMF、WTO是救火队还是更大危机的制造者？发展中国家应如何确定宏观经济走向？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的体系，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肯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而随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尤其当前面临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更需要加深和统一认识。
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汇集了今天这些争论的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分析了稳定化问题的经济模型和政策维度，并讨论了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因地制宜问题。他们指出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不能以牺牲稳定来换取增长，否则将导致更大的贫困。本书不仅为这场争论带来了一种平衡，更为中国把握稳定和增长或者结构性改革与减贫的关系、遏制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通货膨胀指明了方向。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篇概览
第一章关键性的问题简介
第二章目标
第二篇宏观经济学
第三章政策的三个视角
第四章宏观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吗？
第五章从三个视角看政策工具：财政与货币政策
第六章开放经济的复杂性
第七章汇率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微观工具
第八章政策框架
第九章正式的理论
第三篇资本市场自由化
第十章资本市场自由化：支持与反对的观点争论
第十一章正式的思路：资本市场的失灵
第十二章对资本市场的干预
第十三章资本市场自由化：总结及遗留的争论
结论篇
第十四章稳定、自由化与增长
致谢
书摘插图
第一篇概览
第一章关键性的问题简介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和稳定更为重要了；同样，也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些问题更具争议性。欧洲人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十多年之后，还在争论欧盟（EU）的稳定条约和欧洲中央银行几乎只关注于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防通货膨胀政策辩论。欧盟的方式究竟是一种成功的稳定化政策的里程碑，还是其制度结构把欧洲送上了持续滞胀的厄运，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在美国，有些共和党人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赤字会提供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刺激。同时，有些民主党人则认为，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不仅未给短期增长提供任何刺激，由此形成的赤字还将制约长期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稳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一般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一直遵循反直觉的思路。在经济下滑时，他们建议采用顺周期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采用的策略正好相反，与宏观经济学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东西也正好相反。例如，在应对阿根廷、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期间，尽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IMF仍主张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历史大转弯，因为IMF的诞生得到因凯恩斯的智力支持，而凯恩斯是一位热忱主张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人—即在经济下滑时增加开支和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按紧缩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IMF所主张的紧缩政策使经济下滑恶化。就连IMF自己现在承认，它在东亚国家推行的政策建议是错误的。IMF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IMF惯于过高估增长和投资的前景，即使在未发生危机的国家也如此。这就必然使它提倡使用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保守性政策较为普遍地强调价格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批评者们认为，这些政策具有误导性。他们指出，从长期看，这些政策抑制了增长。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不应只关注反通货膨胀，而应注重真正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平等的长期增长并兼顾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批评者们还认为，保守派经济学家很大程度地忽略了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某些结构性改革，如那些鼓励各国自力更生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另一些重要的改革，如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则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外部冲击之下，并且降低了它们抵御这些冲击的能力。此外，像私有化这类改革在实施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框架，导致（例如，由不加约束的垄断力量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广泛腐败（在很多国家，腐败程度之高，使得私有化被戏称为“贿赂化”）。
尽管经济学家们现在都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国际顾问们对于如何建立这些制度尚无建议可谈，经济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制度”也存在意见分歧，例如，在中央银行的作用、金融监管结构以及破产法等问题他们都有不同看法。如同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一样，所有这些争论对稳定和增长都意义重大。此外，政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好的制度对于经济稳定是必要的，但不仅如此，不稳定也会影响好制度的产生。例如，俄罗斯的高利率政策（以及没有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来为新的发展中的企业提供信贷）使得财富的转移比财富的创造更有吸引力，从而无法有效地建立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法治提供支持。
就像前文已证明的，经济学家观点和政策建议分歧很大。尽管如此，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其权衡取舍。政策选择总是有风险的，这些风险涉及不同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制定政策的人也有关系。政治程序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如同其在大多数经济决策领域一样，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政策，或者说，如果有某种选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优的，那么我们可以把经济政策的设计交给国内的、国际的技术官僚和政府官僚。然而，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和权衡总是存在。政策选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不能留给技术官僚去操作。
（对外和对内政策领域的）经济顾问的角色应当是指出这些政策的权衡，解释并（在可能的领域）量化这些风险。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顾问，有时就未能做到这一点。即便其政策达到了承诺的结果，它们还是会被批评为优先关注某些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此外，这些机构在推行其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会削弱民主，因为它们未能让政治程序来权衡不同目标和风险的重要程度。
在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事先的（基于当时可获得的最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好决策常常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时候，情况又正好相反。但是，政策制定者既不应该因为前者的发生而受过，也不应该为后者的出现而邀功。政策制定者及其顾问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于他们是否事先正确估计了其他可选择政策的权衡及其影响（包括其对就业和增长的风险）。如果他们假装认为，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一种优于所有其他政策的帕累托最优方案，那么他们就应该受到批评。
顾问们尤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就是不应打着主张某种单一的最优政策的幌子来推行那些只反映他们自己目的的政策。他们的任务是提出其他可选择政策的范围，对这些政策后果进行评估，公平而精确地描述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学家们激烈辩论的领域（例如，关于如何最优地刺激经济的讨论）。一种普遍的担心在于，保守派经济学家们的建议通常都建立在那些引发过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模型之上。如前所述，他们过于强调通货膨胀，几乎不考虑增长、失业以及对穷人的影响。
给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建议都未能指出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建议中也没有提出这些政策之间的权衡。更有甚者，政策的设计者们不仅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明显的差异，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同，以及区域内部的差别（例如，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不同）。这种一刀切的建议无法对这些差别做出反应。
例如，有些国家的制约因素比另一些国家要强。国内资本市场较小、获得外国贷款能力有限的国家采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力较低。在发展中国家，工资和价格的不稳定性普遍较高，但有些地区比另一些的不稳定性要大得多。
同样，在很多经济危机中作用很大的金融市场在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也不同。证券市场对于分散风险极为重要它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对新投资而言只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却更加薄弱。在较发达国家，银行在融资中的作用已经下降。这使人们愈加担心强调以银行为信贷来源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依然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在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货币和信贷所起的作用极不重要，在这些国家（如同在最发达国家一样）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通常很有限。
开放的资本市场经常给货币和财政政策造成进一步的制约。货币政策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利率或增加政府赤字来刺激经济的企图会引发资本外流，削弱而不是增强一国的经济。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发达国家更不稳定（这部分地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多样化程度较低），因此，关注稳定化就尤为重要。在本书中，我们从广泛的视角来考察稳定化政策，并将日常的经济管理，应对危机以及影响经济稳定的政策（包括结构性改革）都囊括在内。
日常经济管理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强调采用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局该如何积极应对通货膨胀的最初迹象；当经济陷入衰退状态时，哪种减税或开支能最佳地刺激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是否应当广泛采纳微观工具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对危机的应对包括当经济发生危机从而导致赤字增加时是否应注重削减赤字；大幅度地加息是不是适宜的反应；政府是否应采取其他可选择的工具，如资本控制或其他资本账户管制措施。
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无论是日常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应对危机，都存在其他可选择的方案。比如，1998年9月，马来西亚在应对东亚危机时采取了限制资本的做法，而泰国却没有。马来西亚的经济下滑历时较短、程度较轻而且它摆脱危机时的债务后遗症也较少。这两个国家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认为，马来西亚的较好表现至少部分因为其实施了资本控制，没有照搬教条的处方。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实行了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避免了下滑，而且保持了其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体现了政策互补性的可能。当出口和增长受到威胁时，投资却得以增长。中国的政策不仅促进了当下较高的收入，也促进了未来较高的收入。同样，印度对资本市场开放的谨慎态度不仅使它免受这场金融危机的传染，也使它能够实施那些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上述充分表明讨论凸显了将宏观经济管理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是一般性的概览，第二篇集中探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第三篇对有关资本市场市场的争论进行了概括。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最基础的（但通常是论述最少的）问题之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政策上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分析家们对目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对大多数人来说，控制通货膨胀是实现更快、更稳定和更平等的增长的手段。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有时却把价格稳定本身当作一种目标，这就消弱了更根本的目标，如提高增长速度和减少贫困。
经济学家们除了对目标持不同看法，对一国经济如何运作也意见相左，并且经常按不同的假设去操作。现代经济学的重大进展之一在于，分析家们致力于建立一些正规的数量模型来预测经济的演进。模型所提供的准确性帮助经济学家们看到其假设中的差异，并了解他们为什么对一种政策的后果有不同的评估。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就有可能研究哪些假设是合理的，哪些不是。如果这些模型的假设毫无道理，则由这些假设所推出的结论也同样没有道理。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将考察导致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出现差异的那些假设。
在第二篇中，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目前宏观经济学中的争论。在第三章，我们会仔细分析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主张，以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对同一个事件给出的处方如此不同。我们采用三种政策视角的原型来考察这个复杂的主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视角、保守派视角和试图将几种可选择的政策方案融合到一起的第三种视角。我们将第三种视角称之为“非主流的视角”，但我们谨慎地使用这个术语，因为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着它。
第四章考察宏观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总量的含义，如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等，当然是相同的。但是，制度环境，包括发展的水平，使经济活动的结果和政策选择出现巨大的差异。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使用这两章里建立的框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政策工具。第五章考察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第六章将这一研究延伸到开放经济中，在这一章，我们引入汇率政策，并分析汇率、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资本流动如何使传统的分析复杂化。第七章则研究开放经济中的汇率管理和其他政策选择。
第八章讨论影响所有政策视角的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经济政策的会计框架，这是测量经济是否过热或进入衰退的观察镜。我们发现，有些广泛使用的会计框架经常得出误导性的信息，并对不恰当的经济建议和表现负有某种责任。其次，第八章考察风险问题以及理解和管理风险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改革可以减少一国经济应对冲击的脆弱性并增强和应对冲击的能力。理想的情况是，稳定化政策不应局限于使陷入衰退或面临危机的经济稳定下来，它应当做得更多；它应当创建一种能够从一开始就较少地受这些问题影响的经济。经济学家们对这一基本问题几乎没有给予起码的关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考察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政策领域，即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第九章则重新考察经济稳定化的某些问题。在这一章里，我们研究经济学家们如何因其不同的假设和采用的不同模型而产生出不同的立场。
然后，我们在第三篇转向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资本市场自由化（CML）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宏观经济波动的最重要根源之一。IMF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其依据是自由化可以减少不稳定。尽管现在普遍认为，资本市场自由化并未能带来增长和稳定（而是导致了不稳定），但有些重要的争论还在继续。在第十章，我们将考察支持和反对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基本观点，考察资本市场自由化为何没有达到其支持者的预期。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继续这一讨论，但会更为深入地研究资本市场的失灵如何引发更大的风险。资本市场管制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们的重要工具，但经济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最适宜的管理（资本）流动的方式未达成一致。我们将用整个第十二章来分析可供选择的干预方式。在第十三章，我们会分析其有关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其他一些重要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稳定化政策的主要的一点不同在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增长。有些经济学家担心对稳定化和开放政策的操作不善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第十四章，我们将通过回顾稳定化、自由化和增长问题的关系来结束全书。
第二章目标
让我们从经济政策制定的目标开始我们的讨论。从最高层次来说，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以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式达到长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为了讨论福利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了长期的增长和发展。但我们还是必须更进一步。人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环境、市民生活的质量以及消遣。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的增长可能是提高的，但人们却可能因为这些因素未能计入GDP而感觉到生活质量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讨论。
为了关注平等问题，我们需要评价政策对收入分配、创造就业和贫困的影响。为了关心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确保今天的增长不是建立在如环境的恶化或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还可以扩展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把它视为平等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包含了现在与未来几代人之间的公平。
经济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我们相信，政治学和经济学具有内在的相关性。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的决策方式可以对民主的发展有所促进（或破坏）。
在这一广泛的视角中，对经济政策的争论集中在如下的问题上，即增加收入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增加收入的选择与平等、未来的增长以及稳定之间有关系吗？是否可以通过经济结构改革来增强平等，并保持增长与稳定的平衡？
最近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一直集中在中期变量问题上。但是，中期变量本身并不重要。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它们可能对真正重要的经济业绩变量（如增长、发展和平等）有指示作用。结果，这种争论通常混淆了目标与手段，忽略重要的长期目标或只给予其微乎其微的关注。例如，经济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经常把价格稳定本身作为目标。其实，将价格稳定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为准确，如，更高的效率和长期的增长。
我们认为，关注的中心应当在“真实的宏观经济学”。我们把生产能力的利用——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潜力得到利用，以及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放在争论的核心地位。一国生产能力的利用非常差显然标志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有其他的后果。失业对贫困、不安全和不平等都有影响。较低的收入典型地与较低的投资水平和较高的政府赤字有直接联系，这些因素抑制了未来的增长和潜在的收入。
其提倡的政策导致一国经济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经济学家们深受其证据之累。例如，如果他们因为相信某些政策会对未来的增长产生相反的影响，从而反对那些可能带来当前更高产出的措施，他们就必须证明，对真实经济可能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已经大到足以抵消短期利益，因此总的影响是负面的。
在本章中，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讨论通常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目标的含义和意义，这些政策目标包括增强经济的安全性、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提高增长、保持外部平衡，减少贫困和增进平等。
经济安全与失业
对经济安全性的标准分析侧重于个人及其家庭的安全性。个人厌恶风险，喜好安全。而且，他们喜欢那种长期稳定的收入流。失业显然具有减少收入的直接后果，但是，这里还存在额外的不确定性的后果，这个人将会失业多久？他如果能够再就业，那时的工资会是多少？在美国，人们面临额外的焦虑，那该如何支付家庭的医疗保险？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工人们知道，平均来说，他们的下一份工作的工资将大大低于前一份工作的报酬，他们面临延长失业时间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