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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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卫平 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版次： 1页数： 25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605303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谨以此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这次会议的辉煌成就，永垂青史，永铭心中！
我宁愿用“垂直”这个词，来形容今天的批评家与一个电影文本的关系，一个批评家面对一个文本时，两者之间最好呈90度直角，而不是45度或60度。为了保证批评眼光的中肯与忠直，他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甚至越远越好，对于电影制作幕后的八卦知道得越少越好。直至他认为自己已经具有足够的抵抗力，肯定不会再受来自文本之外东西的干扰，他再去与导演勾肩搭背也不晚。
内容简介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艺学硕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从事的领域有：电影批评、文学批评、社会与政治批评以及当代中-东欧思想文化。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等。
本文力图阐述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如何讲述中国社会历史现状，以及这种讲述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关系。
本文力图阐述1949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如何讲述中国社会历史现状，以及这种讲述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关系如何。本文选取了这样几个片断：50年代初期某些电影，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现了真实的社会矛盾冲突，它们与新世界本身一样，是生气勃勃的；60年代的谢晋电影，至少有一头扎根于真实的现实关系当中，引起观众特定的现实联想，只是它们的结尾被归并到统一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陈凯歌电影是中国稍晚才出现的艺术电影，其更为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尤其是儒家文人的情怀；而张艺谋电影则可以看作中国的主流电影，其中所体现的“游民文化”，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症候。
作者简介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艺学硕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从事的领域有：电影批评、文学批评、社会与政治批评以及当代中-东欧思想文化。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积极生活》、《我见过美丽的景象》、《水木年华》、《正义之前》等。翻译有《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与人合译）。
目录
第一部分 两部、两部电影
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
——两部有关底层的纪录片
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或以“艺术”的名义
——两部有关潦倒艺术家的纪录片
一生一世的車福或痛苦
——年山形电影节获奖的两部中国纪录片
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
——两部关于小偷的影片
道德上的无力或沦丧
——最近两部纪实风格的公映影片
宽广的法律和道德秩序
——两部关于大审判的影片
伦理上的想象力
——两部有关特工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信心是最重要的
——两部关于大国文明的电视片
霍乱年代的人性
——为《色戒》提供两部投敌者的影片作为参考
机构与制度
——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被羞辱者是危险的
——伯格曼在法罗岛上的那些影片
第二部分 叙事与伦理
叙事与伦理
——写在“年青年导演电影创作论坛”之后
行走的主人公
——兼论中国电影中的现代性议题
本地青年
——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中的青年形象
坏小子葛优
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电影中的文革叙事
我们时代的叙事
现实关系及其他
——读《邻居》和《鸳鸯楼》
第三部分 欲望叙事
《集结号》的叙事
《集结号》的美学
一半是作恶，一半是偿还
——关于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跳来跳去的姜文
——观《太阳照常升起》
欲望，只有欲望了
——关于影片《夜宴》
黄金甲：迄今大片中最无生气的
张爱玲出的难题
陈凯歌的独语诉求
——谈《无极》
天下英雄是寡人
——关于影片《英雄》
书摘插图
第一部分 两部、两部电影
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或以“艺术”的名义
——两部有关潦倒艺术家的纪录片
纪录片工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面对拍摄对象时，制作者并没有事先预备好一份理解。当他每日打开机器，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就不可能对这些事情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见解。对他来说，纪录第一，阐释第二。于是便可能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纪录片导演本人并不理解他拍摄到的内容，或者他的理解是错位的。这给了纪录片观众极大的阐释空间。
胡新宇的《男人》便是这样一部影片，它在2005年“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之一的“幻面奖”，这部纪录片的素材搜集开始于2001年底，起因于导演的朋友老苏要离开山西，也碰巧刚刚失业的老苏下榻在胡新宇的单身宿舍，朝朝暮暮相处了近一个月，拍片与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因而拍下了很多非常难得的私密性素材。但是很长时间之内胡新宇不知道拿这批素材怎么办。后来在纪录片老将吴文光的指导下．先后剪了二十多个版本，终于成片，片名也是老吴给起的。实际上它获得这个奖项也并非一帆风顺。五个评委中唯一的一名女性、也是很好的剧情片导演彭小莲拒绝投票，但结果它在其余男性评委的一致拥戴下胜出。
此前这部片子送了二十多个国际电影节，一概遭到拒绝。2006年3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映。影片放到四分之一时，女性观众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目前这样的话打在纪录片的开头，被视为具有一种性别挑衅的意味： “本片内容可能引起女性反感，请接受作者善意提示后考虑是否观看。”说实话，这种情况非常能够激起一个批评从业人员的好奇心。
情况看起来的确十分糟糕——挤在同一个单身宿舍的三个男人（三十岁到四十岁不等），长相不济无所事事，喝酒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喝多了呕吐、流泪，喝完了的啤酒瓶用来对着撒尿。老苏不仅长得“糙”，语言更“糙”，与身边人谈论女性时，张口都是鄙夷、侮辱、暴力、污秽的字眼，实际上他对男人自己的评价也不高，放言：“男人是女人的填充物。”他是这部影片引起争议、遭到女性观众严厉拒绝的主要来源。片中另一位年轻人没事提着鸟枪，在楼房前后转来转去，指望能够打下一只鸽子或者麻雀，他的女朋友在广州，打长途电话是他生活的唯一亮点，但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把握。导演兼摄影本人也在影片中报料，声称自己患有难言的隐疾。赞扬这部影片的人认为它具有一种少有的真实，表现了男性最隐秘的欲望；以秽语来发泄某种不满和减轻压力，符合许多男性的实情。而我恰恰在对于影片的基本理解方面．与此前的人们大相径庭。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男人”的影片，不如说这是关于“潦倒艺术家”的影片。由于其中的老苏来自八十年代，因此进一步，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八十年代艺术家的纪录影片。
从查建英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我们得知来自那个年代的一批成功艺术家和其他成功人士，而实际上所有光辉的顶点都是由许多黑暗堆积起来的——某个年代成全了一批人，同时也毁了一批人。这批共同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但是却被毁掉的人们，一般不见经传，而通过他们的失败和无法掩饰的缺陷，也许正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漏洞。
这位老苏198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在内蒙电影制片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浪迹天涯，在多个城市呆过，包括再度返回北京，但始终没有在任何地方生下根来，年近四十的他刚刚从一家学校作为美术教员被解聘，理由是不能从事相关教学工作。比起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他是个“背运者”。但这并不能将他从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排除出去——形成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时代气氛，造成那样一种追求艺术达到如痴如醉的氛围，他本人也是作出贡献者之一。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迄今迷恋《美国往事》，在他收拾行李时，还将一本《纪录电影文献》放进自己的行囊之中。影片中两次出现老苏观看《美国往事》的片断，而且都是主人公求爱被拒绝后强奸对方的镜头。胡新宇对此的解释是： “对老苏来说， 《美国往事》是他的经典，他做的事情，对女孩子的态度，全是来自男主角。”
以影片中的人物自居，以电影中的感情来理解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这么说，老苏并不是天生“世俗”的那种人。他或许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美好事物抱有遐思。《美国往事》的主人公在对心仪的女孩子做出暴力举动之前，心中一直存有对于爱情的圣殿，他毁掉对方也是毁掉了自己。对于老苏情况也可能如此（影片中他恨恨地说“过去我们对于女人太尊敬了”。）如是，我们来理解他目前的满口秽语。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状态。已故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他小时候在苏州街头看见过瞎子阿炳的情景，这个街头艺人并非后来传唱的那样美好，而是口中淫秽小调不绝。老苏与阿炳的情况肯定不同。在老苏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某种时代特色。
问题在于是否追求事业及异性失败，就一定要表现得如此怨恨、如此亵渎？以世俗的标准看，这个世界上“一事无成”的人多了去了。离开艺术队伍的逃兵也不胜枚举，但是否都要走上老苏这样一条道路？从此与任何美好的东西绝缘，与道德绝缘？目前的这位老苏看起来毫无道德感，他用“他们有价值感”来称呼那些处罚他的人们。表明他自己与这个东西无关——不仅是无关，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一有机会就要冲撞和冒犯它们，表现出那样一种挑战和挑衅的姿态，绝不想为此添砖加瓦。这就触及到八十年代一个起点上的问题。即那样一种文艺繁荣的局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发展起来的？其中有那些隐患至今没有被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中国若干年来遇到的最大问题。乃是道德上的破坏。在更早些时候，这种破坏更多的是以“历史”的名义——为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了先进阶级能够掌握政权，有必要对于反动阶级予以肉体上的惩罚和消灭。在一桩改天换地的巨大运动中，原有的道德标准彻底颠倒。及至六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这种做法达到了一个触耳惊心的地步：一批年轻人被授予“砸烂一切”的特权，给予他人施加极度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成为一桩乐事。
今天人们谈论的八十年代，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当年有一个词汇叫做“拨乱反正”，但是这项工作并不包括道德领域。在意识到很多事情需要从头再来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需要重建人们的道德。在年轻人身上史无前例地集聚起来的怨恨、仇恨，那么多的蔑视和亵渎，始终没有得到反省和清理。在经历了有关“创造历史”的幻灭之后，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他们退回到个人身上，退回到对于艺术的追求当中，但是那种不破不立、自以为毁灭一切便创造一切的劲头，并没有有所减退。年轻人中流行着将普通人视为。“庸人”，将做一个庸人视为更大的“恶”，于是，新的反常行为就发生在了“艺术”的名义之下。只要是为了艺术，就什么都是可以的。迄今有许多那个年代散落的故事，关于打架喝酒，关于朋友之间的背信弃义，关于玩弄女性，那是在那个“文艺复兴”年代辉煌外表之下的晦涩的一面，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后遗症，迄今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在这种背景之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美国往事》而不是同时进入人们眼界的比如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能够成为当时年轻电影人的经典。这部影片描述了主人公在饱受屈辱、羞辱之后。如何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一面疯狂地仇恨与亵渎（以毁灭他人来自我毁灭），一面却对美好事物仍然抱有柔情，对于用仇恨和蔑视培养起来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它有着特殊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其中的某些东西与他们自身的文化教育正好衔接。当然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这部影片前四分之三的内容，对于后面身为歹徒的主人公们多年之后如何反省和悔恨，几乎置若罔闻。这部电影在对于当年年轻的中国电影人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话题来谈，比如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者曾经被称作“本土版的《美国往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