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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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新雨 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275000版次： 1页数： 323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337652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这一刻，赶夜人，在世界的边缘行走，天地之间，山水之间，午夜的幽暗与黎明之间，我冰冷的指尖，与电脑键盘之间，月色如风，吹过稻田。
第一辑“在影像的边上”，主要是关于中国纪录影像的思考，是《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一书的后续展开。第二辑“书写与遮蔽”，集中于对大众传媒相关问题的探讨。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包括影像书写在内，整个文化生产都与大众传媒的生产体制紧密扣联。第三辑“诗与思”，试图追究艺术起源以及艺术与不同时代精神的关系，诗与戏剧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众传媒”。“诗”与“思”的古老关系，见证着人类最重要的理解世界的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3辑内容：一、在影像的边上。主要是对纪录片的历史发展以及与社会历史民族的关系进行深度评论。二、书写与遮蔽。主要是对中国的一些主要媒体及节目进行评论解读。三、诗与思。主要是对文化文学论著进行的文化思考和评述。全书语言犀利，论证透彻明晰，处处有思想的闪光点。作者对一些现实当下的问题用文化的、思想的、历史的视野进行阐释，让读者对现实事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作者对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梳理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一些作家以及文化思想家的解读很到位，让读者在享受丰盛的思想盛宴的同时，也预留了丰富的思考的空间。
作者简介
吕新雨，196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2003）、《神话•悲剧•—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1995）。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目录
第一辑 在影像的边上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
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今天的“人文”纪录意欲何为？
“重视”下的中国城市影像
国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
附录一：欢迎“云之南”影展来上海
附录二：当摄影机转向太平盛世的背后——看香港纪录片《歌舞升平》
附录三：《铁西区》与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附录四：“独立制作”与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附录五：《十面埋伏》与民族电影
附录六：愚公西绪福斯孙旺泉
第二辑 书写与遮蔽
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再读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
媒体的狂欢——对台湾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社会存在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对新闻理论诸概念的重新思考
故事游戏动物朋友——对儿童影视理论建构的探讨
报纸能为广播电视事业做些什么
附录一：爱要怎么说——看深圳卫视《大爱无疆》
附录二：《非常接触》与读书节目
附录三：《东方纪事》对于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意义
附录四：我们为什么需要电视？
第三辑 诗与思
诗的意义——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人的救赎之路——论王安忆的小说主题与关学风格
学科的危机与思想的边界——也谈人文精神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诗与哲学之争”及其渊源——兼论古希腊悲剧精神
认识维柯的诗学理论——关于《新科学》的读书笔记
《诗学》传统与反传统的现代悲剧课题
戏剧传统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命运
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附录一：世纪末，中国戏剧需要自我批判
附录二：《读书》杂志与近二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
附录三：中国民族主义的“内”与“外”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辑 在影像的边上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纪录片《铁西区》导演王兵
看过纪录片《铁西区》的人都会对那一开始的运动长镜头印象深刻。随着火车缓缓进入，视野中展开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荒芜的厂房，在冥暗的灰色天空下，一些活动的身影如同幽灵，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业已毁灭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废墟。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历史的进入。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其主体是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今天的最后堡垒。铁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日本侵华期间，它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套设备，南宅北厂的格局就是在此期间形成的，2003年拆迁的很多工人的住宅还是在原日本人住房的基础上改建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156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部分安装在这里，因为有靠近苏联的地缘条件和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所以它也成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今天辽宁的国有资产比重仍达75％。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脊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达到顶峰，约有100万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历史是：八十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重点发展上海浦东。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还处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时代，钢材、机械产品高比例平价调出，而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本和代价。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1999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2002年“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向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这种“振兴”其实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和依赖上。在这个国家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社会固定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已经依赖进口，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250万。就业成为这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他拍摄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厂是沈阳冶炼厂，它建于1934年伪满时期，到今天依然是铁西区最有名的工厂。它有三个很高的烟囱，一个是日本人建的，另两个是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兴建的，在王兵看来，这三个烟囱的历史和形象代表着这个区，也代表着沈阳，是东北工业的一个象征。还有两个重点拍摄的工厂是沈阳轧钢厂和电缆厂。电缆厂生产的输变电系统是中国解放以后独有的，在八十年代之前，沈阳电缆厂是中国重要的输变电系统工厂。而沈阳轧钢厂和当时铁西区的一些工厂一样在等待破产，其实已经处于被废弃的状态。王兵拍摄的时候冶炼厂的生产还很正常，2000年春节过后破败的迹象才显露出来，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冶炼厂会不会倒闭，后来这个工厂终于倒闭了，王兵正好拍了下这个历程。有一次拍到一个车间要停产，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过程，他和社会的关系，他怎么理解自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导演王兵对《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活。
这里的“主流人群”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这个不同正是我们需要给予阐释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迫切问题，它将界定出我们的自我理解，但这个自我理解的过程却将注定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争斗中艰难展开。这是纪录片《铁西区》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工厂》／“锈带”（Rust）
工业——只要它是制定了目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
——王兵
《铁西区》的第一部是《工厂》，它的英文翻译很有意味，为“锈带”（Rust），中国的工业被放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指认和拼接，它一方面提醒的是：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客体的意义上，王兵展开了他对工厂的主结构的叙述：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的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王兵的影片中，作为存在客体的工厂开始获
得主体性的意义，因此《工厂》并没有传统影片叙述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冶炼、轧钢、电缆，这三个建于1934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生产流程是影片的主要情节。影片对工厂作了极其详细的辨认、推理与论证，观察、进入、选择、递进、平衡、实现，《工厂》是《铁西区》三部曲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论文。《工厂》严密地按照工厂的操作流程来进行，整个影片结构按照工序来剪辑。先是电解铜的粗炼，然后通过进料口转到下一个大的工序：电解铜；返回到粗炼、旋转、精炼，把铜叙述完，进入到对于铅的叙述；从车间里几个人在焊东西，到铅楼，铅的操作新厂，然后进入工人的休息室，把铅叙述完离开这个工厂。再转到对电缆厂的叙述，并回到原来没有叙述的从铅电解到铅铸型的过程，再回到铅楼。这是一个过程，影片的前两个小时结束。后面进入对工厂停顿状态的描述，先回到铜，铜叙述一半以后，跳到锌，把锌叙述完的时候，这个锌车间就要停工了，等再回到铜的时候，铜的工序也停了，最后回到影片开始时的电解铜，它是整个工厂最后一个停工的。空的厂房，几个人在洗澡，整个工厂都完了，而这曾经是有人在生活的。铜的叙述结束，接着结束对铅的叙述，冶炼厂关闭，工人们到30公里外的疗养院作最后一次疗养，排除身体里的铅，一个工人掉到水塘里淹死了；然后影片回到原来的电缆厂，电缆厂因交不起采暖费被迫让留守人员放长假，工厂办公室内的冰冻结了半米多厚，大家在冰冷的厂房里铲冰；最后叙述空的轧钢厂怎么被拆掉。影片结束的时候回到影片开始时在冶炼厂铜冶炼车间工人休息室理发的工人，跟他回家，从他那里进入对火车的叙述：火车跑在工厂区的空旷的雪野中——这样，影片又一层一层地回到叙述开始的地方，再一层一层地结束，从而完成了一个叙述的循环，这也是工厂生产的循环和工厂生命的循环，而这个循环是以自我封闭来结束的，循环静止了，工厂倒闭了。对于王兵，“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一个人过去的理想”。现在，工厂成为理想的废墟。
在《工厂》的叙述循环中，王兵认为它的各个单元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叙述单元都是多元素的，既是对生产工序的叙述，又是对事件的叙述：工厂从正常运作到停产，同时也是对影片中的工人及其心境的叙述。每一个观众都可以从中看到他所需要的，一个过去工厂的工人会看到的他曾熟悉的完整的工厂。研究工业的人可以看到全部的工业流程，从矿料开始到最后的产品。而在所有的叙述中一直贯穿的副结构线索是关于人：工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工厂》中的工人是影片叙述的重要元素，却不是主角。我们看到工厂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冶炼炉、传送带、吊车，它们巨人般自动地移动、上升、轰鸣，既怪诞又神秘，庞大的体积把人压迫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工人似乎不过是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影片要探讨的正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每天面对的这些一道道工业流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外部的质感所裸露出的生活的真相。工人们在休息室听着收音机讲着股份制改革，讨论他们的下岗、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聊天、打牌、吃饭、洗澡、打架、骂粗话、讲荤段子、看色情电影，休息室是他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衔接与交界的地带。王兵想表达国家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关系：工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的爱好，比如在同样的澡池里洗澡，穿同样的衣服，用一样的饭盒，做一样的事情，谈一样的话题——他们都是面目不清的无名的存在，群体的存在，被客体化的存在。这些人群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命运，并形成了影片另一个重要的复调结构，与关于工厂的叙述主结构对比和呼应，他们看上去碎屑、无聊的碎片般的生活被影片的结构整合为宏大的总体描述：关于工厂的概念和人的生活的各个因素的对比，个人的命运被淹没在总体的历史趋势中，这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有非常确定的表达。影片中让人震惊的是反复铺陈的洗澡情境，不同的工人们以同样麻木的神情在镜头前裸露他们的肉体，肉体被还原为一种客体的存在，被暴露的生殖器表现的却是肉体的去势，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播放的是肉欲的赤裸裸的三级片，肉体成为“物”和“他者”的存在。
王兵说一个作者最初的作品对世界都是很敏感的，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他需要去辨别和认识。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中的工厂和机器的美学意象，曾启发过王兵，那个藏在女主人公心中巨大而无名的恐惧，是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驱逐不掉的幽灵。王兵认为自己在《工厂》中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敏感和情感，在三部曲中，这是最敏感、最直觉的一部，而结构正是情感的方式和表达，结构本身是为了展示情感，它在情感的展示中变化，情感有它自己的准确性。所以，他对工厂的描述其实是“意象性”的，在视觉的隐喻和象征中，有一种茫然和绝望的情感，就好像一个人在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里正走着，吊车呜地升起，那种声音让你觉得似乎走在一个恐惧的山谷里，忽然哪里发出一种奇怪的鸟叫，让人感到惊悚。
在世界历史巨大的客体性面前，惊悚或许是人类获救的起点？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工业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业革命的秘密在于人类的财富从此不再依赖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它是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机肥料、劳动力、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牲畜能为前提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现代化都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财富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法术是对自然的剥夺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资本对人的剥夺与它对一座矿山的剥夺并没有区别。当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的确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以社会异化的方式对人的奴役。但是当《资本论》把劳动力作为唯一的价值来源的时候，劳动力获得的其实是高于自然的地位。这是启蒙思想的前提，人与自然已经疏离，由此资本对人／物的奴役和剥夺的深层结构被遮蔽了，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奴役是同一个结构过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对劳动力的征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就如同把矿物从石头里开采出来——都是对自然力的征服。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观察到了资本依赖对人的劳动力的奴役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于是他给了劳动力高于自然力的地位，这也是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动力的主体需求预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但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与实现，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恰恰是被最先进的生产力所排斥，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替代了劳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而雇佣劳动却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因为科学技术证明了是机器，而不是人，可以更快地使资本增值。科学和技术以加速消耗世界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生产力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这正是为什么最早的工人运动都是以捣毁机器为开端的，对机器的仇视正是因为资本对人的排斥，机器是非人的，当机器占据了人的位置，人就变成了物，世界就无可避免地物化了，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是对资本把人“物”化的反抗。因为机器不需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当机器从工业革命中获得了第一推动力，开始越来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作为商品的资本，作为工具的凡就不重要了，因为资本并不需要为地球上的煤、石油和所有其他矿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承受自然力再生产的成本，这样机器就成为工业文明的永动机。商品对于资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尽快被消耗掉，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意味着地球上属于全体人类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过程，这个“物”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秘密。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出现，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分析的出发点，消费、分配、价格、市场等等成为理论的核心，资本似乎失去了它的物质属性，现代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经济从研究作为物质存在的社会存在转为研究社会心理，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而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了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只剩下符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蜕变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
在这样符码的政治经济学中，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为资本的合法性的论证，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了，“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沉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反顾地沉沦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是对的，他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无法克服自身的二律背反。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正是这个肉身要求存在的权利。遍布全球的白色污染是以商品的符码出现的，却并不随着商品的消费而消失，就像人被作为无利可图的“物”而被资本排斥，但是这些“物”却要求存在的权利。当主体被封闭在符码体系里的时候，它就成了没有物质和肉身的主体，这意味着对主体的取消和灭绝——人的灭绝，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就是失业，是作为“物”的存在的人不能转化为商品的逻辑结果，资本离弃工人，就像资本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凡是不能转换为商品的物都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被置于历史的黑暗中。资本离弃的地方，“物”只能以工业文明的垃圾场的形式而存在。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其实是不可想象的。当商品被看成是在资本魔力下的自动涌现，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成了生产力——但是生产力的物质对象却隐而不障，它掩盖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不可再生的能源的极限。而人是否只有在被当作物化的对象后，作为“物”的阶级意识才能够形成？从土地、水到空气的全方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求证明的是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
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即市场扩张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历史的终结只有当它是抽走了物质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别的，正是被物化的自然／人要求打破被资本垄断的历史叙述，被物化的历史客体自身将决定历史的真理。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其实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非物质化过程开启了后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极力掩盖和逃脱它对作为人的劳动者和作为物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正如阿多诺所说：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现在应该是唤回物质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仍然置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出走正是为了在人/自然的异化理论里与马克思重新相遇。世界是物质的，资本是物质的转换，是自然的转换，也是自然的被剥夺和被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都是物化世界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工人阶级及其命运，物化意识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它不是一种界限和区分，相反它是一种联系。只有在最广泛的现实联系的基础上，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的力量才有可能出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才能够被辨认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铁西区》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工人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自我意识——这一过程本身就内在于人类的历史中。
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遭到道义的谴责，却被赋予了历史辩证法的正义，因此资本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农民对资本的反抗都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阶级主体性失落的前提。农民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也是今天的现代性理论批判特别需要反思的重大问题。工人阶级由于与资本的结合而被赋予的主体意识，随着资本把汲取财富的龙头直接转移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垄断与开发，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便丧失了它的物质基础，资本对雇佣工人的排斥与它对传统农民的排斥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因此，必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命运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窄间中去对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