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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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鹏翔著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版次： 1页数： 27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970318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公民馆的研究，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意义；通过对劳动者教育的研究，揭示了劳动政策与社会教育政策相辅相承，为劳动者实现其劳动权、生存权提供了可能这一事实；通过对青年业校、劳动青年学校的研究，明确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特殊关联，暴露了青年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初步涉及20世纪80年代终身教育政策出台以后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主要形态和实施效果。
以上研究为我们从教育政策的角度解读、研究日本战后发展打开了新的视角，在研究我国如何开展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书中也介绍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出台的终身教育政策与理念，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主要形态和实施效果，展示出日本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作者简介
夏鹏翔，1961年出生．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1986年毕业于天津市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99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研究科，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9年结业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年4月E2005年3月为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客座研究员；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为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客座研究员。
主攻方向：社会教育、终身教育、日本教育史、日本社会教育史、中日教育比较。
目录
序章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概况
第一节研究的意义和内容
第二节 日本社会教育研究概况
第一章战前、战后社会教育的分水岭
第一节 日本近代史上的“社会教育”
第二节战后民主主义改革
第三节社会教育理念的确立
第二章公民馆制度与国民教育
第一节社会教育政策中的公民馆
第二节 早期公民馆的活动及其特点（1945年～20世纪50年代）
第三节东京都的公民馆（20世纪50～60年代）
第四节都市型公民馆的建立（20世纪60～70年代）
第五节公民馆制度的特征及意义
第三章劳动、社会教育政策与劳动者教育
第一节劳动者教育政策的展开
第二节 成人学校的兴起（1945年～20世纪50年代）
第三节东京都的成人学校（20世纪50～60年代）
第四节成人学校活动的变化（20世纪60～70年代）
第五节成人学校的意义
第四章 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政策与劳动青少年教育
第一节 中等教育政策与劳动青少年
第二节青年业校的发起及法制化（1945年～20世纪50年代）
第三节东京都的青年业校（20世纪50～60年代）
第四节 劳动青年学校的登场和失败（20世纪60～70年代）
第五节劳动青年学校的终结
第五章 日本战后社会教育体制特征
第一节 日本战后社会教育体制特征
第二节社会教育活动的意义及问题点
终章终身学习体制下社会教育的变革
第一节终身教育理念的登场及其政策的展开
第二节终身学习体制下社会教育的变革
补论 中日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政策比较
资料
法律文献译文
日本战后社会教育参考年表（1945年～20世纪70年代）
参考文献汇编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战前、战后社会教育的分水岭
第一节 日本近代史上的“社会教育”
日本大规模的社会教育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教育也受到政府乃至学者的高度重视。此后直至二次大战结束，社会教育经历了“通俗教育”、“社会教育”和“社会教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名词或称谓的改变，也反映了那个时期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画面。
一 明治时期：社会教育活动的兴起
日本明治改革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的代表事件，毫无疑问是《学制》（1872年8月）的颁布及其随后建立起来的近代学校制度。然而，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不仅限于学校制度的确立，对成人的教育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且对成人的教育早于对儿童的教育，大教宣布运动即是很好的证明。
（一）大教宣布运动
大教宣布运动始于1870年2月明治天皇颁布的《大教宣布之诏》，是明治政府为了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以“宣明治教、高扬神道”为主题的思想运动。所谓“大教”是指复古神道的皂道思想，大教宣布运动就是依靠复古神道的皇道思想来统治国民的意志。这是因为明治改革消除了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此时国民观念的改变、思想的统一是首当紧要的大事。大教官布意在将天皇是国民意志的主宰这一精神传达给全体国民，以实现天皇为首的统一国家。
但是，由于大教宣布运动连接“废佛毁释”引起了全国佛教相关者的反对，且导致政府内部汉学者及提倡建立近代国家之士的一致对立，遂收敛锋芒，转而于1872年3月新设专司教化活动的教部省，任命全国的神官、僧侣为教导官，对国民进行神道、佛教和崇拜天皇的教化活动。政府还设立了大教院专门培养教导官，但登门求教者极少，效果甚微。后随着1877年教部省被废止，大教宣布运动亦宣告结束。
大教宣布运动是日本依据国家权力开展的最早的社会教育活动，它的开展早于其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这说明了明治初期政府教育政策的重点。但是，大教宣布运动以“思想善导”为标榜强迫国民崇拜和服从天皇，是露骨的教化运动，同时也是日本其后声势浩大地推行“国家神道教育”的思想源头。
（二）思想启蒙家与社会教育
另一方面，对成人的教育也引起了民间启蒙家、思想家的关注。如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劝学篇》（1872～1876年间完成）的开头指出：“上天不会造就人上之人，也不会造就人下之人，人生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宣传平等思想，同时提倡“以个人的独立创建国家的独立”，强调为建设近代国家首先要注重人的培养。福泽还在《文明论概略》 （1875年）等文章中力说要在开办学校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通过演说、讨论、出版等形式开展对成人、青年的教育，并称这种活动为“人间社会教育”。福泽当时所提倡启蒙的对象为广大国民，他在思考近代化的同时考虑到了“自由”、“平等”的问题，这是“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
然而，福泽很快便转向反动的一面，他视平民百姓为愚昧之类，将强国之梦期待于贵族。他在《遗传中心主义的教育论》（1876年）中宣扬遗传决定论；在《小学教育之事》（1879年）中提出建立双轨制学校制度；在《贫民智愚之说》（1889年）中告诫政府对贫民子弟只能实施教化，若给予教育，将会使其成为引发罢工等暴乱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文章里已经看不到《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之精华，字里行间充满了牺牲民众的权利，依靠贵族实现富国强兵的意图。
福泽所提倡的双轨制学校制度和贫民教化论是日本社会教育政策的理论先驱。所谓双轨制即将学校体系分为两轨：一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子弟预备，使其在基础教育之后继续升学深造；另一轨为平民百姓的子弟准备，只给予小学毕业。从而，平民百姓的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以后便成为社会教化的对象。这种以义务教育以后的青少年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政策在大正时期得到确立，并成为日本战前社会教育政策的一大特点。
（三）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通俗教育
明治初期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除去以上提到的大教宣布运动之外，还有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博览馆等形式学习西欧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启蒙活动。另外，由于当时普及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困难，社会上举办了识字教育、补习教育（周末学校、业校等）以及民众教育（报纸杂志等）等各种活动。
但是，明治政府初次对社会教育做出政策性规定时，使用的不是社会教育，而是通俗教育这一名称。1885年，政府在《文部省通令》中首次提及通俗教育，并于翌年在学务局第三科的分管事项“有关师范学校小学幼儿园以及通俗教育的事物”中正式起用通俗教育，由此，通俗教育作为官方语言得到公认。但这只是名称的使用，政府并未明确通俗教育的内涵和具体活动。
通俗教育成官方语言之后，“通俗教育讲演会”、“通俗讲习会”以及“通俗教育卫生宣传会”等各种教育活动随即展开，丰要有识字、娱乐、技术学习、预防疾病等，这些均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和迫切需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政治、宗教、学术讲演会的开办。与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年）相呼应，当时的风云人物植木枝盛在《东洋大日本国国宪草案》中主张学习自由和教育权的思想；浮田和民、松村介石等学者在讲演会上宣讲社会教育的思想。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片山潜为领袖的劳工运动拉开帷幕，1897年劳工协会成立，同年《劳动世界》杂志创刊，1898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这些活动继承和发展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理念，是当时社会教育活动值得重墨的一笔。
为了对抗自由民权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敏感用语，尽管当时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政府仍然以通俗教育作为官方语言，直至大正前期。
二大正时期：社会教育的制度化及其实施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劳工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1901年，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无情抨击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1905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东京大暴动；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爆发了“米骚动”事件；国民要求改善生活的运动也风起云涌。所有这些均对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为了应付上述事态，政府成立内阁直属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令其对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对国民的教育问题进行审议。
（一）临时教育会议
临时教育会议于1917年成立，1919年解散。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会议相继发表了《关于振兴军事操练的建议》、《关于通俗教育的答询报告》以及《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针对社会教育做了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对当时的社会教育乃至教育制度整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振兴军事操练的建议》（1917年12月）要求学校要开展军事训练，在德育、意识形态以及军事知识和技能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教练，以使学生养成遵守、服从命令的作风及作为士兵的能力和素养。这一建议表明了政府要通过教育手段开展全民整顿，培养军事力量，为帝国主义对外作战做准备的意图。
《关于通俗教育的答询报告》（1918年12月）提出要重视社会教育行政，在政府和地方自治体设置社会教育行政官；加强各团体之间的联络和统一；取缔出版和娱乐活动；改善体育设施等事项。这些内容表明政府要依靠行政权力组织当时社会上既存的各种活动团体，用以统一国民的意志，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教育。
《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1919年1月）宣扬“要明确国体之本义并使之弘扬内外”，强调以天皇为中心，强化家族国家制度，同时限制研究、言论和出版，养育阶级协调精神。其中特别提到要安定“中产阶级”的生活，协调“劳资关系”。这是企图将当时激烈的阶级对立和国民生活不安的状况通过天皇意志加以“协调”和“安定”，以维护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建议。
上述临时教育会议所出台的一系列“建议”继承了《教育敕语》（1890年）和《军人敕谕》（1882年）的衣钵，并进一步宣扬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建立实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社会教育政策而摇旗呐喊，是为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建议。
（二）社会教育行政的确立
1919年文部省在普通学务局内设专司通俗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青年团等事业的第四科，翌年改称为社会教育主务科，1924年改为普通学务局社会教育科，管理“图书馆和博物馆、青少年团和少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有关事各”。从此，社会教育在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活动中，“作为国民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而习得能力和修身养性的教化活动”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实施上述各项社会教育事业，1920年文部省发出在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社会教育专职主任的指示，1925年制定了社会教育职员制度，并在地方配置了社会教育专职主任和专职主任助理。社会教育专职主任的工作是加强中央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和组织；进行思想善导和文化统治；传达政府的指示。
1929年文部省内成立社会教育局，将以往由文部省和内务省共同掌管的青年团、社会教化团体归为文部省主管。这是为了集中权力，让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齐步，统合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天皇制国家的国民教育。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完善，在国民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社会教化活动．的实施
社会教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对青年团的统治及对其他社会团体的组织化。
对青年团的统治早从日俄战争时期就开始实施，20世纪初急速发展。如前所述，1929年以前，青年团活动由文部和内务两省共同掌管，两省在1915～1920年间三次发表共同训令，针对青年团的性质、目的、组织、活动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第一次训令《关于青年团体的指导》（1915年），规定青年团的性质为“以忠孝为本义、力图德行的提高，增强体质，钻研与实际生活相贴切的知识，养成刚健勤奋，扶持国家发展的精神和素养”的“青年修养的机构”。训令还规定青年团的年龄为义务教育之后至20周岁，组织上以市町村为单位，团长从小学校长、市町村长或从地方名望家族中推选，市町村官吏、教员、警察、在乡军人以及神官、僧侣等要大力协助青年团的活动。
第二次训令《关于资助青年团健全发展的要项》（1918年），规定了青年团的具体活动为推行补习教育，培养公共涵养，陶冶公民道德，普及读书和增强体质，并培养青年团团长及作为团长的素质，以促进青年团的“健全发展”。
第三次训令《青年团组织的调整和改进方案》（1920年），提出青年团成立自主、运营自治的方针。这是因为第一次训令发出以后，强行的统一化带来了地方青年团运动的停滞，且地方青年团团员大多超出20周岁，与训令极大不符。为了激发青年的积极性，第三次训令放松了对青年团的强制，并将团员年龄的上限扩大到25岁。这也是瞄准了25周岁具有公民选举权这一规定，使广大青年在青年团内接受公民素养的教育。
除去对青年团的统治外，政府的触角还伸向女子青年团、日本青年馆、修养团以及中央报德会等其他社会团体，通过对这些团体的中心组织和全权管理，进一步神话天皇和统治全国。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以教化总动员运动为开端，社会教育政策中“教化”和“统治”的势头愈演愈烈。
三 昭和时期：社会教育行政的膨胀
昭和时期是战前日本社会教育政策变化最为复杂、活动形式也极为多变的时期。昭和初期正值日本由大正民主向法西斯化转变的时期。经历了大正民主运动的日本，其国民的生活状况与政府的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农民运动、劳工运动等各种斗争接踵而来。
为了对应这种情况，文部省于1929年8月发出《解救国难的途径》，提出“明确国体观念、振作国民精神”和“改善经济牛活、培养国力”的口号，拉开了为“唤起国民觉悟”的教化总动员运动的帷幕。
（一）教化总动员运动
教化总动员运动在滨口内阁的主导下实施，主要以中央教化联合会（1929年）为中心，网罗各种教化团体、青年团体、妇女团体等，以开办讲演会、举办电影和音乐会、征集论文诗歌及标语、散发传单和手册、表彰个人和团体等形式，奖励“振作国民精神”、“改善经济生活”的举动，宣扬“国体观念”。
然而，教化总动员运动开始不久，世界经济大恐慌随即发生了。受其影响，日本的经济受到猛烈冲击，再加上自身农业大面积歉收，国民生活水深火热，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各种争斗屡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4月文部省下发《关于振兴教化方法的通牒》，奖励在各都町村组织教化事业协会及教化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31年开始在各地设置社会教育委员，承担“承接政府意图，并将之宣传给大众”的责任。据统计至1936年，社会教育委员的数量达到10万人。
政府还加强了对妇女团体和少年团体的统合和控制。对于妇女团体，在教化总动员运动开始之前，社会教育对它的态度是消极的。然而，在教化总动员运动中，妇女团体也被网罗其中。1930年12月，文部省特发《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训令，意在创设“与国家目的相关的”、“以振兴家庭教育、改善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新型妇女团体。1931年3月，以振兴家庭教育、改善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大日本联合妇女会成立，会员由各町村的妇女会员及女子青年会员组成。随后，政府又将触角伸向儿童组织，1932年文部省下发《关于对儿童校外指导》的训令，指示以学校为中心组成少年团。这些均为以后国民总动员时期的社会教育政策打下了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