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文（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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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中忱等主编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44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803020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辑《东亚人文》，分为“历史与思想”，“语言的空间与时间”和“文学交叉点”三个专题，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大陆、印度、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如木山英雄、约翰道尔、汪晖等），所涉及的领域不仅非常广泛，也为各自所长。
《东亚人文》定位为学术思想集刊，因此，所编选的每一篇文章，大抵都是从某一具体的角质切入，展开缜密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又由于相当多的人选学者对历史中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长期思考，因此，本辑中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抢劫相关领域的学术探索，而且对读者理解东亚各国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和相互关系，打破多年的陈旧研究框架，在新的现实关系中重新建构具有独特的东亚和中国视角的东亚研究和国际、地区关系，都会有启发。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人生，我的文学 [日]加藤周一
亚洲想象的政治 汪晖
明后期倭寇侵掠对江南文化及士人之影响探析 黄振萍
战争和死亡：佛教徒为何将战死者作为英雄来纪念? [印]B．坦卡
遗产幻影希望 [美]约翰道尔
重审存在与道德 [日]中岛隆博
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 [日]村田雄二郎
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中文翻译与新词传播 陈力卫
从章太炎的“音”至歌谣征集运动的“音” 林少阳
一个旅行的文本：《昆虫记》、日本无政府主义与上海新感觉派 彭小妍
福尔摩斯在台湾 吕淳钰
归化翻译的界限 [美]韩嵩文
中国的优生思想与翻译 [日]坂元弘子
九十年代中国“语言转向”和全球化 陈建华
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 [日]木山英雄
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革命文学” 王志松
禅宗与川端康成文学的艺术美 周 阅
中国宝卷新论 车锡伦
编后记：讲座与杂志的缘起
稿约
书摘插图
我的人生，我的文学
〔日〕加藤周一
编者按：加藤周一先生是战后日本的知识巨人，是日本文化界“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其宏大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和多元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影响。2005年3月末，加藤先生应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之邀来到北京，作了两场讲演。3月30日在清华大学所做的讲演题为《我的人生，我的文学》，3月31 日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所做的讲演题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亚》。加藤先生重视这次北京之行，返回日本之后在开设于《朝日新闻》的专栏《夕阳妄语》中专门谈及。这里发表的是第一场讲演的记录。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学》。这里从“我的开始”说起。“我的开始”就是我的出生，那是1919年。
我出生在东京的一个破落的上流家庭。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世还没有彻底破落，但是到了我孩提时代开始记事的时候，就已经相当破落了。家世破落的人，自然要经历许多艰辛，但也有一个唯一的好处，那就是给破落者一个好的观察社会的方法。家世破落之前跻身上流社会，与上流社会交往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破落之后就逐渐接近下层，于是获得了观察整个社会的独特方法。也就是说，家世破落者对社会的观察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角度（笑）。当然，我的家庭不是按照计划逐渐破落的，而是事出偶然。其结果，却是成就了一个有良好方法的社会观察者。上流社会不会再视家世破落者为同类，而下层社会又觉得这种破落者与他们不同，自然也不以朋友视之。结果，我成为被两方面同时疏离的边缘者，不在任何一方的中心。边缘者的身份，使我有了观察社会的良好的视角。但是，谈到对社会发生影响，则非常困难。我是一个无力者。
其实，可以说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是集团性的，有代表性。日本平安时期名著《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身处宫廷之中的女人。清少纳言也同样是身处宫廷的女作家。她们的文学被称为“女房文学”，也就是女性文学。她们虽然身处宫廷之中，但并非社会和政治的中心人物。那时的大。臣都是男性，女人被歧视，处在于社会和政治的边缘。这种“边缘”的处境给紫式部和清少纳言提供了独特的、全方位的观察视角，她们敏锐、细微地观察到了男性社会的文学和心理。她们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可能性是零，她们只能从事文学活动，写小说。（笑）
话题回到现代。二战之后，美国一流的社会学家当中犹太人居多。何以如此？众所周知，犹太人是被歧视、处于边缘状态的。他们身处边缘，对于成为主流不抱期待。但因此却能够以独特的观察点和眼光冷静地观察身边的社会。其结果，就是成了那个社会的一流社会学家。
再回到我自身。我的生活道路很长，从1919年到今天，已经80多年。了。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也亲历了许多事件。作为作家，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书理解、判断、表现这些事件的呢？在这里，我想从许多亲历事件中举出4个例子谈一谈。
第一个是十五年战争。就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大陆、1931年建立伪满洲国开始的十五年战争。
第二个是日本战败、战争结束后在冷战、美苏对立时期的生活。
第三是冷战中我的个人经历。可以分为欧洲时代和北美时代。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我首先是进入欧洲，在欧洲生活了相当长时间。欧洲的这 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与我的文学关系很深。这是冷战中我第一阶段的生活。冷战的后半期我去了北美，长时间居住在加拿大。身处加拿大，我不时观察美国社会和墨西哥社会，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冷战中我第二阶段的生活。
第四是云游讲学生活。1970年代中期以后，我虽然依旧去国外，但生活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到国外的大学去讲学。在日本的中世，也就是十三至十五世纪，佛教盛行。僧侣们分为两种，一种是住在寺庙里的僧人，一种是走出寺庙、一边云游一边弘扬佛法的云游僧。从类似性上讲，我大概可以算是“云游教授”了。
那么，我对十五年战争是如何反应的呢？
十五年战争开始的1931年，我比在座的诸位年龄还小，是一个半大孩子的中学生。十五年战争有几个主要环节，分别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来的卢沟桥事变，然后是向上海南京展开，1937年全面侵华，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1937年可以视为十五年战争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之前日本本土发生了“二二六”军事政变。这是一个大事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转折点。其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战争初期，我觉得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学校的生活、食品、出版物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从1936年开始我觉感到了变化。从国际关系方面看，日本在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从日本国内看，倒不是物资、食品忽然出现短缺，而是言论自由、报道自由遭到了限制。
1936年的“二二六”军事政变非常复杂，简单地说这是一次军部的夺权行为。从结果来看夺权是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军部成功地取得了在政治中枢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日本军人在政治上掌握发言权是“二．二六”以后的事情，日本的军国主义真正开始于“二．二六”。“二．二六”对外直接导致了对华侵略的加速，对日本国内则是限制言论自由。所以，1930年代后半期，从日本国内来看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法西斯主义，日本国内有过很多讨论，定义也很难下。思想家丸山真男先生在解读那个时代的时候，是尽量避免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的。他强调日本与德意志的不同，使用了“超国家主义”一词。这个“超国家主义”也可以说是“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总之，1930年代后半期为法西斯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限制言论自由。
对这些我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就在那时候我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我渐渐发现，东京的言论宣传机关以及报纸、杂志、广播中的言论渐渐变得异常。我仔细观察它们的变化，不能认同其言论，就采取了坚决反战的立场，在日本国内反对军人介入政治。
日本成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得到了国民的支持。所以，战后一味地说军队不好是不对的。军队是不好，但是，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战争就无法进行。这是我的观点。在日本国内，采取我这种反对立场的人非常少，所以我在日本社会是孤立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大学生，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非常孤立。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这样愚蠢的战争何以得以发动？尤其愚蠢的珍珠港空袭何以得以实行？愚蠢的战争何以持续了15年、一直持续到“无条件投降”为止？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使这一切变为可能？我不明白。我努力去思考。因为这是与日本的未来相关联的问题，也是与我个人相关联的问题。
战后，我带着上述问题去了欧洲。在法国一个月，在英国的时间比较长，在德国是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是置身于几种不同语言的国度。这种移动的生活多少有些计划性。我是日本人，在欧洲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在同一个欧洲看到了法国没有而英国有的东西，看到了英国没有而德国有的东西。这些，不到欧洲去就看不到，就不能明白。仅仅把一个法国看成整个欧洲是不行的。
日本没有而法国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知性的洗练与感觉的洗练相重合的东西。这种感觉的东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在亚洲，这方面较好的例子可以举出中国的宋代。唐宋文化是有些不同的。在各位面前论唐宋之长短，有班门弄斧之嫌。（笑）我觉得宋代和唐代比较，宋代的抒情诗更切近日常生活，书写生活细节的作品非常之多。而唐代则很少。这是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感觉。感觉也可以像知性的生活那样被洗练。宋代对这种感觉的感知方式被高度洗练了。比如宋代的瓷器。宋代瓷器的色彩很特别，当然质感也很重要，它的表面上色并非使用特别鲜亮的颜色，而是使用中间色，造成细腻微妙的视觉感受。不能说日本没有这种感觉。京都有一些木造建筑物，木的质感、墙壁的颜色也配搭得非常微妙，但那是纯粹的感觉上的东西。如果问它们在知性上如何解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是一种纯粹的感觉上的快意。宋代的瓷器之美大概也达到了独特的高度，无与伦比。在知性与感觉的完美结合方面，还是要说法国。而且，这种结合融于其文化整体之中。这种东西在战后日本是没有的。
在英国看到而在法国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英国人面对政治问题，其思考方法是从A与B两种政策或者制度中选择一个更好的。他们只在两者之间发问，然后去回答。即在两者之间选一个好的，而不是在更大的背景下选择哪一个最好、至善。他们不这样发问，也把握不了对这样发问的答案。如果我不曾去英国，是了解不到这种纯粹的形式的。
德国是个战败国。德国这个国家有些文学性。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德国人，是乐团的指挥。他接受邀请去纽约演出，但因为在二战中杀过犹太人，遭到当地犹太人的反对，最终没能进入美国。但是，他成功地去了巴黎，并把柏林的演奏团带去了。他演奏的时候我去听，觉得那种音乐是法国没有的。演奏《爱之诗》达到最后的高潮时，我感觉乐团与指挥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瓦格纳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那种浪漫的音乐中，创造出了完全的陶醉感。在这种陶醉状态中理性是沉默的，这种陶醉使人的全身处于麻醉状态。这种陶醉状态在英语中叫做ecstasy，是法国所没有的。法国更具有知性，在知性的同时注重感觉。
通过上述观察，不同国家各自的独特之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仅仅“知道了”是不够的。我结合自己的这些域外观察，对日本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近代日本不具备与上述国家相同形式的、纯粹的个性特点。比如在艺术上没有瓦格纳式的德国浪漫主义。但是，日本文化中融人了多种其他文化的因素。面向将来，我觉得日本是可以期待的。我把自己的理论写成论文，这就是《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即“种文化论”。
至少是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的形成基本上没有受到其他文化影响，因此比较纯粹。而日本文化之中却融有多种文化因素。这就是“杂种”之意。杂种文化产生不了英法那种单纯的文化个性，但是在“杂种”中或许能够产生更有趣的东西。
我的“日本杂种文化论”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和激烈的批判。批判者指责我没有交代清楚时代。今天在这里，我要廓清时代。日本从久远的时代起就是这样，特别是如果拿明治以后的日本与近代欧洲相比较。日本是“杂种文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法国文学家认为，法语形成于十六世纪。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最少到二十世纪前半期，这种法语滋养了法国文学。日本则不同。日本近代文学受到了多种影响，例如有莎士比亚的影响。俄罗斯的影响更大，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曾进入日本。当然，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早已对日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就是说，日本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混合而成的。对我持批判意见的人认为，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同样是在多种优秀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存在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文化，英法德诸国也是如此。可是我也要举个例子，比如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为止的英国文学，那种文学性英语就没有受到日语、汉语和法语等的影响，所以比较纯粹。
日本近代所受的影响比较杂，日本文化就是在“杂”中建构起来的。“杂”对于创新并非不利。在古代，法国文学是依靠吸收多种文化因素而得到发展，英国文学也是这样。不用说，德国文学也如此。
依据这些内容，我写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并不能给予我最初提出的根本问题“日本文化究竟是什么”以充分的回答。有必要切实地做点工作，由此更深入、更严密地探讨这个问题。完 全是偶然，我在北美的那段时间不是生活在大都市，而是在一个安静的小 城里做大学教师，讲授日本文学，做了有十年。工作促使我去读书，我几乎阅读了日本文学的全部代表作。恰好，在我工作的大学有两位大学者捐 赠的有关日本的藏书。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萨松，一位是霍波特诺曼。那 可以说是日本古典名著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我对日本古典文学的阅 读，一半以上是在加拿大完成的，《日本文学史序说》的框架也是在那里构建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实际上是“日本杂种文化论”的延展，是在杂种文化论的思考延长线上回答究竟什么是日本文化。
《日本文学史序说》讲的是日本文学史，内容很多，这里我想谈其中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概念问题。
因为是文学史，所以对文学是什么必须要给出一个定义，考察它的范围。而文学史的“史”是历史，历史的定义也有必要廓清。有人主张单纯地把历史事件排列出来就是历史，有人则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历史书已经很多，堆积如山。乐天派们把过去的事情如电话号码本那样罗列在一起，说这就是历史，实在是太天真。关于文学，我认为，把文学的概念扩大到最大的范围，才能做到让日本文学史变得更有趣，或者说才能对读者发挥更大作用。这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定义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来自中国文学的启发使我受益最深。和欧洲近代的文学观念完全不同，中国的文学的概念更加宽泛。看一下中国文人的全集，很多内容是关于政策的提案，是向政府提出的策略、弹劾。这些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的一部分。虚构文学，如四大奇书，这个“奇”当然是少见的。中国关于文学的这个定义和近代欧洲的文学定义方向完全相反，对于重新定义文学的概念颇具参考价值。
扩大文学的概念是我的一个目标。扩大的媒介之一是语言。在我之前的文学史，包括外国学者所写的日本文学史，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只把用相当数量。这和中世纪欧洲一样，有用拉丁语书写的作品，有用本地语书写的作品。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学创作也同样不仅仅是用英语、法语书写，有一半还是用拉丁语书写。与此相同，古代日本文学也有一半是用汉文书写的。读不懂没有办法，嫌麻烦也没有用，既然做这个工作，就得想办法读懂它。当时写作品的人和阅读的人是不同的。比如说读《源氏物语》的人，和读汉文作品例如读弘法大师用纯粹汉文写的文学理论的读者是完全不同的。贵族，无论哪个国家的贵族都不太读书，可是他们还是读《源氏物语》这种用日语书写的故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汉文不是能够轻易读懂的。但是，各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特别是江户时代的知识阶层，对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思考无一例外都是用汉文书写。所以，用语还是有阶层之分，知识阶层是使用汉文的。如果把汉文作品都排除掉，江户文学只剩下龙泽马琴、为永春水几个了。只读他们的作品，会让人感到江户人的思考剑走偏锋，没有任何哲学思考，有的只是轻薄的感觉似的东西。这是不公平的。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的哲学思考都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在法国，在欧洲中世纪，在十五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用拉丁语来书写。因此，日本文学史扩大视野，吸收汉文作品，即等于开拓了文学所涵盖的社会层面。《日本文学史序说》用这样的视野来回顾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有趣之处。
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与“什么是日本文化”这一问题相关。其一，从社会层面上说，是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最初的模型是由稻作文化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它体现为典型的非个人性的集团主义。与此相关，在思想层面、心理层面上，不需要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观，或者说不喜欢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观。这两者互相关联。在基督教国家，中世纪也有村落，也有集团性，同时又服从村落之上的权威。在一神教社会，即便自己村落中的所有人都反对，但是仍然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可能。因为他所陈述的是《圣经》的道理，是神的命令。神比村落集团的权威更有权威，所以，少数意见在这里就可能坚持到最后，集团主义最后在这里通不过。可是，日本集团主义的成员与此不同，每一个成员都没有超越式的价值观，不喜欢个人主义，在所有的问题上，多数意见被看成最后的答案。集团的构造、组成以及目的，没有集团多数的支持就不能更动。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缺乏超越性价值观。一句话，集团主义的构造加上缺乏超越性价值观，二者相互联系，构成了对“何谓日本文化”的回答。几乎所有的日本社会现象，背后运行的根本逻辑也在这里。
《日本文学史序说》的根本观点是什么？以上是我做出的一种回答。从那之后，我作为“云游教授”在很多大学讲学，开过很多门课，但是反复地、努力地思考的是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一些补充。这里谈谈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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