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舞台
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政治理论,
作者: (美)瑞贝卡著,高瑾等译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278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10803022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
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叠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
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作者简介
卡尔瑞贝卡,纽约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助理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第二章 世界大舞台
第二部分
第三章 非区域化政治:太平洋和夏威夷作为中国民族空间
第四章 识别殖民主义:菲律宾人民及其革命
第五章 推崇民族:布尔战争和民族话语
第三部分
第六章 亚洲之世界舞台上的表演
第七章 重新创造中国之世界
结语
译后记
本书译者
书摘插图
第一章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政治主要是关于一个共同舞台的和那些在舞台上的存在和身份的冲突。首先必须明确这个舞台是为一个看不到它的对话者所用,看不到它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个舞台并不存在。
本书追溯的是一些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的中心概念在中国产生的过程,集中讨论这些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话语和理解是如何在晚清第一次被系统地、全面地加以阐述和讨论。在最宽泛意义上,本书把这一历史时期视为一个概念的汇合的逐渐狭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的语境中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一个知识导向的一系列不稳定的历史化的建构暂时稳定了。追溯起来,这一过程从最初广泛的全球或国际主义的认同时期(1895—1905)通过逐渐约简成为追求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种族革命的概念(1905—1911)。这个概念的狭义过程的成果贯穿了推翻王朝体系(清王朝)以及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前提。
具体来说,这本书集中讨论在这个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思想、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时期,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如何在概念上与它周围的世界,尤其是与当时非欧美地区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相联系的。我也指出这些特定的联系最终只是短暂的,但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假定是: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与其他非欧美地区的越来越强的认同最初使得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有结构的总体显现出来。我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意识形态构成成分最初是通过与这一总体性相联系而发展出来的,这一总体性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断被创造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表述、力量的不均衡。本研究在一种交互重叠的(而非线形叙事的)结构中分析了当时公众可以看到的刊物、社论和历史著作中三个最显著、最有争议的概念建构的范畴:全球与国家空问之间、革命过程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以及种族、公民身份与国籍之间新近被表述的关系。
这个研究不是像通常那样从欧、美、日的哲学、制度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的角度出发专注于世纪之交的世界“舞台”(stage),而是把视线转移到与之紧密相连的另一个舞台上,这个不稳定的舞台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后拉丁”美洲反殖民与民族主义革命大潮构成的。诚然,后者的统一性(或者说它的确实存在)与欧美想象中的倾向于总体化的舞台同样是想象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更“真实”或更“虚假”)。两个舞台所固有的不可能性——不管是西方的或是非西方的——本章开头引用的雅克•杭谢和的话已经清楚地概括了:“政治主要是关于一个共同舞台的和那些在舞台上的存在和身份的冲突。首先必须明确这个舞台是为一个看不到它的对话者所用,看不到它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个舞台并不存在。”本书将这一“舞台”作为一个全球历史和政治的虚构,强调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与非欧美地区的关系,这种陌生化和历史问题化的方法不仅使常见的西方(包括日本)/中国二元对抗(现代中国历史研究通常围绕着由此形成的隐含的或是明确的范式展开)更加复杂了,而且使我们认识到现代性——民族主义是它的一个主要(尽管不是详尽的)表述——是全球物质和表现的结构,帝国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扩张支持了它的联合的倾向性。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把现代性看作是由假设从一个中心发散出来的资本主义所凝聚起来的联合的倾向性——可能能够在由与欧美这个假定的中心(这个中心通常被称为“西方”)的差异和空间上的疏离所构成的被展示(staged)的历时性等级关系中,巩固关于现代世界的已经为人熟稔的一幅规范的画面。换言之,它可能产生一种对现代性的历时性的展示(staging),而这种展示构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关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类意识形态把(元)历史描绘成是普遍的、目的论的、由欧美发展轨迹的霸权所圈定的。然而,我的重点是从中国的角度透视一种非欧美的全球意识的历史形成过程,其意在于让一种对现代性的认识进入视野:这种认识导致了对世界的不同展示手法(staging),这样的展示使得一个强调历史认同和空间临近的共时性的世界显现了。以中国为例,这后一种世界的展示被表达为全球变化的普遍存在(immanence):一种在非欧美世界之中和通过非欧美世界得到承认和实行的普遍存在。本书最首要的课题和思维策略就是揭示这种普遍存在的共时性——连同它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制——被创造和吸纳入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实践中的形式。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在这里首先作为一个概念形成和思维重新定向的具体历史过程——只能是全球的历史疑难(historical problematic)的一部分,在这里历史疑难指一个理论实体,正如詹明信所说,它“必须通过不同于传统叙述和哲学的方式来把握”。本书通过用这种方法概念化这一问题,试图把总体上的二十世纪早期的全球民族主义和具体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疑难和具体的历史性)与一个完全是建设性的全球历史时刻相联系来探讨。如果我们相信,像历史学家张振鹃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那么,如果想弄清楚在晚清,世界突然侵入和汇合进中国的意识所造成的历史危机的整体轮廓,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确凿的全球性,它的“进入”是像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那样,通过把非欧美日的历史包括进来并置于中心而实现的。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促成了与原来那种狭隘的撰史学对西方日本/中国的两分法之强调的脱离(这样的两分法统治着关于中国“与现代性斗争”的叙述),而且使得我们能够把晚清中国的“斗争”理解为不是“与(或反对)现代性的斗争”,而是“现代陛的斗争”。
本书的分析因此关系到两个紧密相联的领域:历史领域和理论领域。历史方面,本书通过在全球现代性语境中阅读从1895年到1911年的文本来凸显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民族主义以往被抑制的方面,全球现代性是在世界中最明显不均衡的空间中被创造、阐明和认识的,这样的空间就是被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的地区。理论方面,本书提出,只有在现代中国对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体验和认识既没有被占统治地位的欧美视角同化,也没有根基于具体化的地方认同和/或者由传统、王朝或国家主义限定的延续的民族空间的时候,这个历史焦点才成为可能。这个历史焦点因此也只有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主题和过程被分离开来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本书也探讨了中国领域和当下民族主义理论领域内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撰史学范式,包括:最近的国家理论——通过建立两者间不言自明的功能性叙述关系而混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国家建立);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的探讨方式——这种方式导致了在根本上忽视中国民族主义的想象和概念形成的更广阔的资源和灵感;全球结构的概念——它的包容一切的全体性被认为是西方(以及日本)/中国的二分法可以穷尽的,这个二分法被假定定义了“世界”。本导论将继续阐述研究的理论和历史背景,接下来的章节中的具体论题将在其指导下展开。
认清历史疑难:世界与中国
盖尔纳很早以前就指出,“民族主义产生了国家,而不是相反”。虽然这个论断里的简单因果关系不能仅按字面理解,但是,盖尔纳的观点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提醒,那就是任何关于国家(盖尔纳认为就是民族国家)成形过程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为一个历史疑难的民族主义的出现。为了探索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这一历史疑难的建立,本书建议: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必须被视为嵌入全球普遍历史问题的一个部分,否则研究就会陷入关于排他陛和纯粹真实性的修辞中,也会成为一个单纯记载了中国如何应激性地复制了全球已经存在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的目录。这个方法正是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正是在这些关键性的、影响持久的历史时刻中,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主题、系统的话语结构和系统的思维实践出现了,它成为重新理解内部和全球关系的一个方式;同样在这个时期,那些将构成中国语境中民族主义的逐渐浮现的概念正处在最迫切的和有争议的流变中。
同样地,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共时性的建立是一个国家想象共同体形成所必不可少的。这种共时性的理解看似偶然的本质促使安德森设想民族主义成为这种时间秩序的一个功能;民族主义,其实在安德森叙述中就是民族国家主义,接下来就将这种时间性凝结成国家形式,这一形式一旦被创造,遍布全球的现代时代的完全不同的人民就能够袭用。帕沙•查特吉在研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印度民族主义的文化维度时,通过把“本土”想象再次注入这个历史过程,质疑了这种政治一地理民族主义的模块化的模型。如查特吉所言,“亚非民族主义想象最强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结果不是基于认同,而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所宣传的‘模块化’的民族主义社会形式的不同”。
查特吉拒绝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国家形式的方法是有益处的。但是,他的认同与差异的二元对立制造了一个在所谓“外部”与“内部”之间虚假的历史两分,因为他把“本土”想象指认为源于一些由文化定义的真实经验(纯粹内在性)的概念。为了避免陷入这两个陷阱中——即,把民族主义局限为时间性的国家主义(或国家形式),以及假定的历史文化主义的内在性,我希望重新提出安德森的偶然的时间性假想和查特吉的文化主义的挑战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事件的假定偶发的时间性本质被从空间角度理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用有限的历史逻辑来解释这些看起来反复无常的不同事件的大众的联合和一致的时候会怎样?还有,当这些事件,其时间性及其空间性不仅仅被理解为国家主义的或文化主义的,而且也被作为全球历史事件的时候会怎样?一旦这些问题被提出,“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就不能再限制在一个先验的通过国家定义的空间里,民族国家想象的出现也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必然受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国家、疆域之间的重叠之约束的过程,甚至也不必然受纯粹的内在主义逻辑之约束。实际上,这一想象过程必须对若干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对立的方向开放。
本研究最注重的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历史逻辑在中国同时的发展,通过这一发展,世界和中国的事件的共时性虽然看似武断,却可以被看作是由他们共享的当代事件在全球现代性中以及与全球现代性的相互关系中结合形成的。然而,在很多研究材料中,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出发点或是从既对抗又选择性地吸收西方(以及日本)的哲学知识和政治形式(即,作为功能性地利用已有的原则)的角度,或是从与中国的传统和遗产的对抗和斗争(即,作为对过去的形式和知识的继承或抛弃)的角度。这两种概念最多也只能说是偏颇的。
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传统——其实是那些面对中国新近的危机而对传统的再诠释——从根本上影响了看待当代事件的方式。同样的,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去推测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更为传统所禁锢。由此看来,关于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撰史学争论都是无关大局的。就欧美日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无疑欧美日在中国的显而易见的强大影响力制造了一种迫切需求,正如许多论者业已指出的,这种迫切需求始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进而在中国发展为一种持久的倾向:即以世界霸权力量的民族统一和历史轨迹来对比出中国当时状况的劣势。毋庸置疑,这些思维与政治的迫切需求是历史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是因为欧美日直接在中国出现,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直接扮演了侵略、教育、顾问、管理、建设现代工厂、医院、学校等等角色。欧美日的显著性是十九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断重新建构世界的表征,也是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全球霸权力量的实际存在和似乎“自然”的历史历时性都支持了中国现代史赋予它们的撰史学真实性。简言之,欧美日作为在中国展开现代化的切实的载体以及暴力破坏中国的作恶者,其持续的存在是很难也不必去质疑的。
从更哲学的角度看,“西方”通常是地缘政治的范畴,正如酒井直树和彼得•奥斯本各自提出的那样,通过它,“现代陛的历史属性被翻译成地理属性”。这一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者”被理解为“西方”(以及日本——按东亚尤其是1905年以后的情形)。至少从十九世纪以来,这一演绎过程努力将自己表现为一个规范,并致力于把它对时间总体性的追求安排成一个全球历时性的时空秩序:西方世界处于发展的尖端,而其余地方则各属落后的不同层次。这种全球历时性叙述和实践的一个后果是约翰内斯•法皮昂所说的西方对于非西方的同时代性的否认,或者,用唐小兵对中国问题的表述,它形成了现代性的“持续的两难”。
无论这种建构多么具有说服力,多么广为人知(它毕竟符合并确认了当时世界的样子,并且是最显著的),如此描述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许多文本相比,在勾勒关于国家、历史和全球现代性的相互缠绕的一系列问题的方法上,仍然有脱节。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这种脱节表现为把世界其余地区在晚清中国民族主义概念和全球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囚锢起来。换言之,殖民化或帝国化的世界空间在当时的原始文本中,作为当时的世界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成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建设性方面而大量存在。正是这些空间从史学叙述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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