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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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三宝 编著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270000版次： 1页数： 261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402804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尽管曾国藩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他做人做事的绝学仍然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瑰宝。
曾国藩本身就是一部多方位、全视角的为人处世全书，他身上浸润着中国五千年的人生大智慧。
内容简介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获得的评价是天壤之别，敬爱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加于一身。爱之者说：曾国藩老成练达，深谋远虑，终成大业，是国家的脊梁。恨之者说：曾国藩老奸巨滑，心术多端，深不可测，是封建官场中的“老狐狸”。如果去掉措辞中的褒贬色彩，便可发现，人们对曾国藩其人有一个清晰而深刻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老谋深算”。
《曾国藩三论——做官 做人 做事》将曾国藩一生中为官、做人、做事的智慧加以研究，融合现代社会成功人士的经验，与所有有志于成就大事的人共享。
目录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
要深知为政之体
做官要公而忘私
宦海之途当知畏
功名不可恃
慎用权力、忍让求全
要有力挽世风之志
做官不要自以为是
做官要有责任感
悟人悟己为做人正道
警言立世、察人至明
借他人智慧为己用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
不做绝人之路的事
知人晓事最重要
严格选将制度
做大官的不任人唯亲
扶助有才之人
让别人自主发展
治军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厚饷养兵以求廉
以诚、恕知天下
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
做事必须躬亲实践
不畏艰难、尽职敢为
慧眼识英杰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
广加延访，为国得人
忧患必能长久
善用两全之法
难由己当，功让人享
做官的第一秘籍
要深思远虑，慎而又慎
抽身引退，善始善终
为“小民生计”着想
善以坚忍用世
置之死地而后生
居高位之道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
做人第一要立志
环境造就读书人
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强烈的进取意识
立志苦读，功业早成
君子修已治家
品性自励铸大业
刚柔并用、自立自强
世事胜负要靠“挺”
兼容并蓄、气象冲融
修身砺志、每日三省
做人最忌轻薄浮浅
交友不可不慎
交友要有雅量
善结人缘事事圆
保持自己的晚节
表现欲不要太强
处世以谨慎为怀
为人处事不露锋芒
处世要圆融、通达
修养心性，处事不烦
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以存诚自养
不可轻取人财
做人不要太狡诈
论做事 有大目标才能有大作为
做事恒久是一大美德
事事从小处做起
不拘泥于过去的做法
保持倔强以砥砺志向
做官要不违势不悖理
成就大事，须宏阔、细微兼有
刚柔明强，老墨并用
在极难之境能坚守观变
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生活讲求“勤”、“俭”
不求奇功，但求稳着
主张以“缓”字取胜
干自己本分的事
不让性情碍大事
敢言必能负重
要善于把握刚柔的尺度
走中华自强之道
避祸第一良方
处事四要
不以一已之好恶处事
外严内宽巧处事
书摘插图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
要深知为政之体
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务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航”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航》，字里行间还感觉余香萦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他三十年前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三十年后的今天，他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立世大智慧
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做官要公而忘私
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除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惟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尔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予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缺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立世大智慧
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这样做。
宦海之途当知畏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忧危险。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多体谅啊！”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
曾国藩说：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账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出，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恨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忧危险。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两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立世大智慧
“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
功名不可恃
声望虽然是令人陶醉的东西，但它可以依靠同时又不可依靠，开始好并不等于始终好。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夕卜。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慎用权力、忍让求全
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提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并公然向士兵宣称在这么热的天他们出操，是存心和他们过不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