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达尔福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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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武，李新烽 主编
出 版 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31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23418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全面系统论述达尔富尔问题的专著。作者从全球的视野全面论述了达尔富尔的历史与现实、资源与环境、宗教与文化，冲突与维和、内外茅盾与大国角力，中国与苏丹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从全球化时代非洲民族国家构建与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上，综合探究了达尔富尔问题的特殊性质及影响后果，提出达尔富尔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非洲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的问题，国际社会应该为非洲的发展做出负责任的切实努力。书中还分析了有人试图把北京奥运会与达尔富尔问题挂钩的前因后果，并就达尔富尔问题对于中国外交成长的特殊意义做了思考。全书融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全景式深度透视著作。
作者简介
李新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博士，英国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曾作为人民日报驻南非首席记者和环球时报驻南非特派记者工作八年，发表有大量新闻报道文章。2006年6月，隧团采访、报道温家宝总理访问非洲七国。专著有《非洲踏寻郑和路》（晨光出版社）和《非凡洲游》（晨光出版社）两部，合著有《郑和史诗》（中、英文版）等多部。温家宝总理曾为其专著题词，其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首届中华优秀图书奖、社科类优秀畅销书等多种全国性奖项。
目录
序
导论 当代非洲国家成长进程与达尔富尔问题
第一节 当代非洲、苏丹与达尔富尔：外部世界知多少
第二节 当代非洲国家形成的独特背景与模式
第三节 当代非洲国家成长的复杂内容与成效
第四节 苏丹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与特征
第五节 达尔富尔问题与苏丹国家成长的困境
第六节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张与作为
第七节 本书的体系结构与主要观点
第一章 达尔富尔的环境与历史
第一节 达尔富尔的地理生态环境
第二节 源远流长的民族演化进程
第三节 兴衰起落的古代富尔王国
第四节 近代史上的殖民遭遇
第二章 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与性质
第一节 不断恶化的天灾人祸
第二节 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第三节 种族认同方面的差异与冲突
第四节 由分歧矛盾到全面冲突
第三章 达尔富尔与苏丹的北方和南方
第一节 苏丹国家成长中的区域矛盾
第二节 南方自治政府与中央联邦政府
第三节 达尔富尔与中央联邦政府
第四节 达尔富尔与南方自治政府
第四章 达尔富尔冲突的石油因素
第一节 苏丹石油开采的曲折经历
第二节 苏丹石油经济的崛起
第三节 石油开发对苏丹经济的贡献
第四节 石油开发对苏丹内政外交的影响
第五节 达尔富尔冲突的石油因素
第五章 达尔富尔与非洲地缘政治
第一节 苏丹在非洲的地位与影响
第二节 周边邻国与达尔富尔问题
第三节 达尔富尔问题对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四节 非洲国家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看法
第六章 达尔富尔与西方和联合国
第一节 苏丹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西方国家为何突然关注达尔富尔
第三节 西方国家制裁苏丹用意何在
第四节 联合国与达尔富尔问题
第五节 国际刑事法院与达尔富尔问题
第七章 达尔富尔的现状与维和行动
第一节 达尔富尔的民众生活
第二节 达尔富尔的难民营现状
第三节 中国在达尔富尔的维和与援助
第八章 达尔富尔与中国
第一节 中国与苏丹关系的沿革
第二节 中国与苏丹的共同发展
第三节 中国视野中的达尔富尔
第四节 中国的外交努力及意义
第九章 达尔富尔与北京奥运会
第一节 北京奥运会与达尔富尔问题毫不相干
第二节 西方为何将北京奥运会与达尔富尔挂钩
第三节 西方该如何认识真实的中国
第四节 让奥运精神回归体育
结 语 非洲发展进程与中非关系前景
第一节 曲折推进的非洲现代发展进程
第二节 非洲发展命题与世界的普世要求
第三节 非洲发展进程背景下的当代中非关系
第四节 中非关系与欧非关系调整
第五节 基于中非关系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
附 录
附录一：达尔富尔冲突大事记
附录二：中国与苏丹关系大事记
附录三：联合国关于苏丹问题的重要决议
附录四：“达尔富尔需要和平与发展”——访苏丹驻华大使米尔加尼穆罕默德萨利赫
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二章 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与性质
达尔富尔的历史，自古以来就与环境因素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千百年来，人类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方式与政治结构，和平之时，各族群集团共同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相互往来，通婚贸易。但一旦天灾人祸降临，暴力就会如影随形。实际上，在达尔富尔这样的非洲内陆干旱地区，各族群为争夺有限的水资源、草场、农耕土地，矛盾与冲突时起时落，早巳成为当地生活的一种常态。只不过，当天灾人祸重叠在一起并因种种因素而不断恶化时，灾难就会失去控制地升级蔓延。“饥民乱世”本是该地区古老的法则，为了在激烈的生存冲突中保持优势，种族因素往往被动员起来作为争夺的工具与手段，于是，资源争夺演变成了种族政治对抗，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族群间的仇杀。达尔富尔地区当前这场冲突大体上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第一节 不断恶化的天灾人祸
因降雨、气温、土壤及地形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达尔富尔地区由南向北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四个生态经济带：南部亚热带沙丘地区的游牧经济区、中部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农耕区、西北部高原和中北部荒漠地区的游牧经济区、北部沙漠地带的荒无人烟区。总体上看，水资源和土地是达尔富尔各族赖以为生的农牧业活动的基础，中部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农耕经济区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富裕之地，也是周边的游牧民常常前来争夺的地区。近20多年来，持续的干旱，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牲畜数量，使这个地区人与环境关系急剧恶化。
一、干旱与荒漠化
达尔富尔的环境恶化与资源短缺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近年来最为严重的是干旱与荒漠化，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及所谓的“达尔”（Dar，即“领地”）问题。达尔富尔地区的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每当干旱持续发生或人畜数量增长过快，原有的脆弱平衡很容易被打破，从而引发冲突。
总体上说，持续而严重的干旱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侵袭非洲“萨赫勒”国家的特大干旱严重影响了该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活，达尔富尔地区是当时干旱最重的地区。据统计，在1972年后的30年里，达尔富尔共出现过16个干旱年份。北部的旱情更为严重，年均降雨量下降了1／2，庄稼严重欠收，牧场承载力日益下降，土地退化与沙漠化明显。当然，当地居民的一些人为因素，诸如不加节制的砍伐树木、过度耕种与放牧等，也加重了生存环境的恶化。
牧场是全苏丹畜牧生产的基石，达尔富尔地区尤其如此。植物饲料和牧草的生长都依赖降雨，但近30年来的干旱使天然牧场的生产力不断下降。例如，北达尔富尔州东部的沙土地区牧场，70年代的承载能力为每平方公里40-50个牲畜单位（1牲畜单位约含300-400头牲畜），但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每平方公里只能承载9个牲畜单位的水平。畜牧条件的恶化还表现在树木果壳和树叶生产能力的下降，而果壳和树叶通常可为牧区增添1／3以上的承载能力。减产的原因既有因干旱导致的树木大量死亡，也有为获取木柴和烧制木炭而进行的持续砍伐，而后者又是达尔富尔地区大多数定居者和游牧民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也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牲畜数量急剧增多导致的牧场相对减少是畜牧条件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苏丹向阿拉伯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出口大量的畜肉和活畜，以赚取外汇，促使人们将更多资金投向了家畜饲养，这导致了牲畜（尤其是绵羊，因为出口市场偏爱绵羊）数量的猛增。定居农民也在畜类出口的诱惑下扩大了家畜饲养，并形成了与游牧民的竞争关系。一些定居农民甚至变成了季节性游牧民，因为仅靠耕作业已难以满足其生活的需要。
二、人口增长
达尔富尔地区的人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持续增长。与1973年相比，2003年达尔富尔的人口增长了5倍，即由约1350 000人增至约6480000人，人口密度也由1973年的每平方公里4人增长到2003年的18人。除自然增长外，移民也是导致人口相对或绝对增长的重要原因。达尔富尔经历了国内和国外两种移民潮：数十年的极端干旱引发了北部牧民的南向迁移，他们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湿润地区寻求避难，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很快达到了饱和状态；来自乍得等西非国家的移民不断进入达尔富尔寻找永久居住地，而扎加瓦等跨境民族的存在又使苏丹政府难以对这些外来同胞进行有效监控。
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对生存所需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的迫切需要，从而导致了对这些资源的榨取（如过度垦荒）和滥用（如放弃休耕制）。生态条件的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了气候条件，导致了降雨量的持续减少、干旱及沙漠化等恶果。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粮食和水草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农作物产量和牧场承载能力却因降雨量的减少而不断下降。为了弥补产量的下降，扩大或争夺耕地和牧场就成了农牧民的必然选择。目前，在整个达尔富尔地区特别是沙土地区，谷物种植一片挨着一片，根本没有给家畜在耕作季节吃草留下任何通道，就连游牧民必需的一些游牧线路和休整场地也变成了耕地。
三、达尔问题
引发土地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形成的当地部落世袭领地“达尔”的重新分配问题。传统上，达尔富尔地区的土地都归属各部落拥有，但需得到富尔王国素丹的认可。富尔王国时期，富尔王国素丹给中部和南部的部落授予了地产，称之为“哈库拉”（Hakura），但并没有给北部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封赐领地。阿拉伯游牧民为此一直十分不满。英一埃共管时期，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即以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和原有的“哈库拉”制度为基础的部落管理制，同时将达尔富尔地区的土地划分给包括北部阿拉伯游牧部落在内的各地方部落自主管理，这些部落领地都被称为“达尔”。苏丹独立以后，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认了这一传统的土地制度。尽管历史上达尔富尔曾人烟稀少，土地充裕，可是在生态退化和扩大生产导致的土地资源日渐紧缺的今天，能否拥有或夺得属于自己的“达尔”却成了关乎生存的重大问题。
苏丹政府在1994年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时，一些部落的“达尔”也被重新划分，当地一些部落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破坏了传统的土地制度，十分不满。苏丹独立后，达尔富尔一直分为南北两个州。1994年，苏丹政府重划了达尔富尔的行政区域，增加一个西达尔富尔州，达尔富尔成了三个州。结果是富尔人及其位于中部迈拉山区的传统领地被划到了三个州中，富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各州内部新的行政单位的划分与设立也损害了非阿拉伯人的利益，富尔人、马萨里特人对政府更加不满，还导致了1996-1998年马萨里特人（Masalit）同阿拉伯人的严重冲突。
除导致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分裂之外，苏丹政府的行政区划政策甚至还具有使达尔富尔各种族间都产生严重紧张关系的危险。南达尔富尔州的行政辖区细分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1995年州政府将辖区分为一些小的地区，使该州的每个阿拉伯部落都拥有自己的专属区，并拥有由本部落成员担任的专员。由东到西来看，阿迪拉区（Adila）属于马阿里亚部落，达艾因区（a-Daien）属于阿拉伯雷扎盖特部落，布拉姆区（Buram）属于哈巴尼亚部落，雷德一比尔迪区（Rheid al-Birdi）属于塔艾沙部落，突卢斯区（Tulus）属于费拉塔人，伊德富尔散区（Id-al Fursan）属于贝尼一哈勒巴部落。也就是说，除图卢斯区属于非阿拉伯的费拉塔人外，该州的其他五个地区都属于阿拉伯人。这一做法使许多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专属区就是部落王国，而专员就是国王。当地部落与行政单位的交叉重叠显然具有引发更多争夺领地和资源的危险。
第二节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达尔富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富尔人是最主要的族群，他们和马萨里特人等族群都是定居的农民，其余族群为游牧或半游牧的阿拉伯部落及扎加瓦、迈多卜等非阿拉伯族群。由于历史上土著的非阿拉伯人和外来的阿拉伯人长期杂居通婚，因此该地区的种族划分并不十分清晰。现在，那些“阿拉伯人”主要通过语言文化属性而非种族属性来区分自己。虽然90％以上的达尔富尔居民是穆斯林，但40％以上的人都不是阿拉伯人。
一、种族及其分布
目前，达尔富尔共有80多个族体，人口约7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其中约有60％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富尔人是最主要的族体，因此该地区以达尔富尔为名，其余族体则大多是游牧或半游牧的牧民。由于历史上土著的非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长期杂居通婚，因此该地区的种族划分本身并不十分清晰。现在，那些阿拉伯人主要是靠其文化语言属性而不是种族属性来界定自己的。
富尔人大多是定居农民，他们占据着达尔富尔地区的中央地带，包括土壤最肥沃、水源最稳定的迈拉山区。此外，这一地带还生活着马萨里特、贝尔提和贝尔吉德等较大族群，以及巴尔古（Bargu）、塔玛和通朱尔等较小的族群，他们也都是定居农民。
达尔富尔北部的扎加瓦地区是利比亚沙漠的一部分，居住着放牧骆驼的游牧民，主要是非阿拉伯血统的扎加瓦人和贝德亚特人（后成为扎加瓦的一个分支），以及阿拉伯血统的马阿里亚人、伊莱卡特人、玛哈米德人（Mahamid）和巴尼一侯赛因人等。该地区是达尔富尔三州中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也是受干旱影响嘬严重的地区。由于对水草的争夺不断加剧，当地的游牧民常常陷于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之中，他们要么同定居农民争斗，要么互相厮杀。
达尔富尔东南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有雷扎盖特人、哈巴尼亚人（Habbaniya）、巴尼-哈勒巴人、塔艾沙人和马阿里亚人等，他们放养的主要是牛而不是骆驼。虽然这一地区受降雨量的影响要比中央地区大，且其生态稳定性也没有中央地区强，但该地区受干旱的影响却远没有北部地区那么严重。
二、农、牧文化的差异
许多年来，北部和南部的游牧民形成了与中部的定居农民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特点。就土地使用权而言，源自朱海纳部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有着与定居农民完全不同的观念。他们认为，所有土地都属于真主，生活在土地上的任何人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他们将达尔富尔看作是一个有着不同格子的棋盘，一些格子属于农民，另一些则属于牧民，而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农民和牧民都有移动的自由，特别是向东部移动的自由（东向移动的说法与非洲穆斯林的朝觐有关，苏丹的一些西非移民就是一个例子）。达尔富尔的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身上的这种朱海纳遗风更加鲜明。例如，卷人包括争抢土地在内的军事活动的大多数阿拉伯部落都是阿拉伯部落遗留在北部的分支，他们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固定的领地，而且还有着向东南迁移的传统。
就活动范围和生存方式而言，达尔富尔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区域：以放牧骆驼为主的北部干旱生态区、以放牧牛为主的南部半干旱生态区以及以定居农耕为主的中部生态区。游牧的生产方式在达尔富尔北部的干旱地区和南部的草原地区是适宜的，而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在中部肥沃的迈拉山区也是可行的。当定居的非阿拉伯农民同阿拉伯游牧民合作时，他们之间的生态和种族分界并不明显，而当他们发生冲突时，生态界线就成了种族界线。通常而言，一个生态环境恶化了的区域的人畜向另一个已为其他种群所占据的生态区的迁移是引发紧张和敌对的直接原因。如果分享土地的要求是临时性的，有条件的协议还有可能达成，但如果这一分享要求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那么种族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非常紧张。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正是如此——受干旱影响的北部生态区的牧民和牲畜向定居农民占据的中部生态区的迁移，是引发达尔富尔冲突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原因。
对不同生态习惯的适应情况还会在诸如思想文化、社会组织以及衣着和语言等主要的种族认同标准方面产生相应的差异。一旦在共享资源的分配上出现争执，这些种族差异就会变得异常危险，其结果是那些生态边缘地带常常就成了引爆相邻种族之间更大的结构性冲突的火花。冲突爆发后，由于每个竞争者都要寻求最大限度的支持，种族划分和种族认同就成了号召团结对敌的最佳手段。事实证明，在非洲大陆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所有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差异和种族认同等）中，种族认同是出色的政治团结和动员的手段。
过去，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交换物品及共同利用可更新资源等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在缓冲地带进行合作。这种情况下，种族～生态界线是合作的界线而不是对抗的界线。但是，由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人们对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竞争加剧了。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已经逐渐地有时甚至是剧烈地由相对稳定偏向了对抗，达尔富尔北部的游牧民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中期，饱受长期干旱之苦的扎加瓦人和马哈里亚等阿拉伯游牧民开始进人杰贝勒马腊山地，而且不打算在干旱结束前离开那里。在受干旱威胁的牧民试图通过侵占肥沃的中央地带来维持生计的同时，定居的农民也为守护他们“自己的”土地而进行了坚决的还击。于是，暴力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三、农、牧民冲突
由于受长期干旱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人畜数量的增长、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以及生态恶化后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居民的极端贫困等因素的影响，达尔富尔相对平稳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被连续不断的冲突取代了。根据约瑟夫塔卡纳（Yousef Takana）的研究，1968-1998年的30年里，当地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发生了29次比较严重的争夺自然资源的传统型冲突，而且呈逐渐增多之势，其中1968-1976年3次，1976-1980年5次，1980-1998年多达21次。
其实，达尔富尔地区的部落或族群之间的资源冲突并不是新近才有的，只不过早期的冲突主要是游牧民之间为争夺水草或偷盗牲畜而发生的争斗。但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冲突的一个更加系统的驱动力便是游牧民对中部杰贝勒马腊地区的土地的占领；冲突的规模也近似于内战了，许多村庄被摧毁，伤亡数字也不断攀升。
乍得内战导致的小型现代武器的流人及萨迪克和巴希尔政府对阿拉伯部落民兵的武装动员使冲突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低烈度、间歇性和小规模的零星冲突演变为80年代以后的高烈度、持久性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最终引发了目前危机的出现。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间，发生在非阿拉伯族群之间及阿拉伯游牧民和定居农民之间的冲突虽然相对较少，但却异常激烈。比较严重的农、牧民冲突主要有：马萨里特人与塔艾沙人的冲突（1980年）、扎加瓦人和马哈里亚人与富尔人的冲突（1983-1987年）、富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1987-1989年）、扎加瓦人与吉穆尔人的冲突（1989年）以及马萨里特人与雷扎盖特人的冲突（1996-1998年）等。
第三节种族认同方面的差异与冲突
达尔富尔在历史上出现过四类种族认同，分别是富尔王国认同，伊斯兰认同，苏丹国家认同，新近分化的、与内部暴力冲突有关的阿拉伯认同和非洲认同。整体来看，曾在达尔富尔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着的前三个认同都具有很大的向心力、融合倾向及多元性，但是新近出现的阿拉伯认同和非洲认同却是二元对立的。总体上看，对立的认同极易引发冲突，苏丹的南北内战如此，达尔富尔地区目前的冲突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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