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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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末末编著
出 版 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252000版次： 1页数： 306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435629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他，被美国《娱乐周刊》评为“当代世界20位最杰出大导演之一”
他，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顶尖代表，曾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他，是2008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将为世界观众呈现盛世全景
他，就是张艺谋……
目录
张艺谋：中国电影的旗帜（代序）
印象张艺谋
陈凯歌：他就是真正的秦国人
张艺谋：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儿子张艺谋
沉默寡言是父亲的遗传
自己改名叫“艺谋”
从小开始的良好家教
父子俩曾经抱头痛哭
妈妈是极大的精神支柱
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
青年张艺谋
黑五类提前插队下乡
农民把他当做自己人
因为一手好篮球被招工回城
秦都故地出了他这个鬼才
一个没有结果的暗恋故事
学生张艺谋
文化部部长批示超龄录取
在夹缝中熬过大学生涯
跟陈凯歌田壮壮都在篮球队
大学四年没有谈过理想
出于年龄考虑改行做导演
和张会军头对头睡了四年
男人张艺谋
丈夫张艺谋与前妻肖华
导演张艺谋与演员巩俐
父亲张艺谋与女儿张末
导演张艺谋
1983年《一个和八个》
1984年《黄土地》
1985年《大阅兵》
1986年《老井》
1987年《红高粱》
1988年《代号美洲豹》
1989年《古今大战秦俑情》
1990年《菊豆》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2年《秋菊打官司》
1994年《活着》
1995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996年《有话好好说》
1997年《图兰朵》
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
2000年《幸福时光》
2002年《英雄》
2004年《十面埋伏》
2005年《千里走单骑》
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奥运张艺谋
申奥宣传片总导演张艺谋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附录
张艺谋闲片
张艺谋对话录
张艺谋语录
导演张艺谋完全档案
媒体评论
一直很欣赏张艺谋导演的作品，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唯一觉得很威严的导演人选。
——成龙（国际巨星）
张艺谋是我的贵人。
——李安（奥斯卡大导演）
张艺谋真了不起！他是华人的骄傲！
——周杰伦（小天王）
张艺谋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责任心的男人，他既像我的大哥哥，又像我的父亲。
——章子怡（国际红星）
他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将军，不紧不慢，指挥若定，演员和他合作很有安全感。
——巩俐（国际巨星，两人曾经沧海……）
书摘插图
陈凯歌：他就是真正的秦国人
同样是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回忆说——
我与艺谋初识是在1979年的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中；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上了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人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的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做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4幅一组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其作长过1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1982年毕业，方知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人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1951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黄浦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做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从l968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擀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80里路买回自家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后来，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西安见过张艺谋的双亲。他的父亲那年62岁（1985年），倒回去35年，他不过是个27岁的青年，在这35年里头，他只是活着，不能对社会有任何贡献，除了教导三个儿子以外。这一点对于艺谋不会没有刺激。我很喜欢，也很尊重艺谋的母亲，过去的困苦不能使她显出忧伤，斗室之中只要有她在，总是有笑声的。她每日由家庭而医院，南医院而家庭，对亲人和病人都担负得过多。可是作为母亲和医生，终于不能救治是亲人又是病人的二儿子。乐观的下面，该是一颗忧伤的心。艺谋对于母亲一定是理解的吧。
因此，为这，也为其他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写了或没写的事，在他决定投考电影学院的进修生，他愿意跟在老父的身后，卑微地在某些人事干部的白眼前面，诉说和请求。又在无望进人电影学院，而有好心的老师指点他去投考另一所学院时，他可以不吃不睡地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奔走。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1984年的元月至3月，我们几个曾再赴陕北高原，生活、选景。白天，我们在一眼看不到边的沟壑中间上上下下地走，或是踏着留不下脚印的浮土到村里去，在老乡们的土炕上半天半天地坐。天黑透了，就在寒窑里头用红泥小火炉煮羊肉，酒喝到耳朵热，就聊，琢磨将来影片的模样，聊不多久我就觉得，艺谋在艺术上喜大，喜开阔，喜欢把人和环境弄在一块儿，又不越出总体的限制。他好默想，一事过脑，百转回肠，想透了，必欲尽兴一述，方肯罢休，现出他性格中潇洒的一面。何群则多有神思，即兴道来，光彩是有的。他们之间也拌嘴，以何群的善言语，有时竞敌不过艺谋，最后用一句骂人的话作结，众人都跟着一笑一一骂人有时是亲热。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两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要像多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内外光比。一条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怔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那鞋每晚提人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1984年6月20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人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7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80公里，时间是下午4时。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12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24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艺谋便喝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5时20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40分钟之后，车行北京。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张艺谋：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张艺谋曾回忆说——
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进陕西国棉八厂，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一类的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
业余的时候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水浒》、《西游》、《说唐》都一遍遍地看，到现在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去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偷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咸的、薛子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像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因为努力，又有兴趣，我的照相技术在厂里开始小有名气，厂里有人结婚，常常会找个休息日把我叫到公园的花前柳下，留个剪影一类的“艺术照”，之后放大镶框摆在新房里，当时在我们厂，谁结婚能挂这么一张照片，就是很有品位了。
加上我会打球，又能画毛主席像，便有幸成为当时我们厂里的“四大才子”之一。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唯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也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子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