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
分類: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 林杉 著
出 版 社: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2-1-1字数: 258000版次: 1页数: 295印刷时间: 2002/0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1142959包装: 精装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和鉴赏、批评角度,采取“居今探古、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合各家之说,主要是对《文心雕龙》之“杂论”,或称“附论”、“余论”、“补论”部分(即通说之批评论部分),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兼及其总论和文体论、创作论部分的有关篇章,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全书各部分、各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前后呼应、左右相瞰;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原文,精简了辗转考训的繁复注释,使之更便于阅读、理解和鉴用。本书中的“原文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提要”观点鲜明,联系实际;“疑点辨析”立论有据,力摒偏倚,乃是作者继其《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和《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之后的系列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
林杉,本名王志彬,1933年9月生,河北故城人。毕业于原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后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文艺学创作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围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写作学会会长。主要专著与合著有:《写作简论》、《写作技法举要》、《修辞与写作》、《散文写作概说》、《中国写作理沦辑评》、《中国写怍理论史》、《文心雅龙创作论疏鉴》、《文心雕龙文体论令疏》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文心雕龙》批评论
概说(代前言)
导论
序志(第五十)
上编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中编
时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下编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体性(第二十七)
通变(第二十九)
情采(第三十一)
指瑕(第四十一)
附录
《梁书刘勰传》注
参考书目
后记
书摘插图
上编
原道(第一)
二、内容提要
《原道》篇在《文心雕龙》中,位居“文之枢纽”部分之首,专门论述“文”的本源问题,使之作为“言为文之用心”的理论基础,突出地表现了刘勰论文的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向为文心学者所重。清儒纪晓岚即曾给予很高评价:“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大而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原道》篇全文,大略可分为三段,相应论及了三个问题:
第一段,从开篇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到“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主要论述“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宇宙万物皆有“文”,人亦有“文”,这乃是“自然之道”决定了的,或者说“文”即本源于“自然之道”。按照刘勰的思理,这一段中依次包括三层意思:
一是讲天地、日月、山川之文。认为“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都是“道之文”,亦即本源于“自然之道”的“文”,说的是它们的形体、色彩和纹理。属于《情采》篇所说的“形文”。
二是由天地、日月、山川之文,引出人文。认为“两仪既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这不仅把人类的产生与宇宙的本源相提并论,而且把人视为“五行之秀气”、“天地之心生”,由此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了。显然,这里说的不是人的“形文”,而是《情采》篇所说的“声文”和“情文”,它们也符合刘勰所谓的“自然之道”,归属于“道之文”。
三是由人文扩展到万物之文。认为“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的鳞羽,虎豹的斑纹,云霞的色彩,草木的开花,林籁的结响,泉石的激韵,都不是“外饰”的。“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它们的“形文”和“声文”,也都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符合“自然之道”的,由此再回溯人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就更鲜明地揭示了段意:刘勰论天地、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石之文,原来都是为了论述人文,强调人文,阐明了人文本源于“自然之道”的哲理。
第二段,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到“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主要是阐述人文产生之后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而归结为孔子“镕钧”的“六经”,乃是体现着“自然之道”的集大成之作,其影响是巨大、深远的。这一段中包括前后两层意思:
前者说文字产生之前的传说中的人文。刘勰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而能够深刻阐明其神秘奥妙之理的,首先是《易经》的卦象。由“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是反映着“天地之心”的“言之文”。而《河图》、《洛书》的出现,则给了先圣们的“言之文”以微妙的启示。显然这里所说的人文,已不单纯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自然之道”,而在其中羼入了人为的神秘因素。刘勰不得不说:“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了。每有论者把“神理”完全等同于“自然”或“自然之道”,实则在《原道》篇中它们是时而各有所指,时而混淆不清的。
后者说自文字取代结绳记事之后,人文历经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或则“发吟咏之志”,或则“垂敷奏之风”,或则“九序惟歌,勋德弥缛”,或则“文胜其质”、“英华日新”;或则“符采复隐,精义坚深”;或则“制诗缉颂,斧藻群言”,及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他“镕钧六经”,使“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文,达到了“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的高度,成为人文取法的楷模。显然这里所说的人文,已经和历代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既不是“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也不是什么“神明”、“神理”了。不过,它仍然给圣人以“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神奇光圈,把“自然之道”与政治教化暗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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