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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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顾亚奇，常仕本，章晓宇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25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0861369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央视同名纪录片《伟大的历程》同期播出真实再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恢弘历程。
30年前，《时代周刊》在介绍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时，不无疑惑地写道：“让全球1／4的人口迅速摆脱孤立、与世界接轨，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30年后，《时代周刊》一篇有关中国报道的结尾，似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
未来就像人类之于星空，只能知道目前已经发生过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可知本身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原动力。我们相信秉持和善之心、和谐之意，中国巨轮能够驶向更为光明的未来。
我们把背影和曾经的辉煌一起留给整个世界，将坚实的脚步迈向遥远的地平线，每天都有新的太阳从那里升起。
内容简介
本书系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电视纪录片及同名系列图书的主力撰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推力作。
七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是央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力作，将于12月11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黄金时间播出。该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对改革开放30年代光辉岁月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全景展现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
本书是对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次全面回顾，选择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充分展示了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在这不平凡的30年中面对的巨大挑战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国企改革、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交锋、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两岸坚冰融化、加入WTO、提倡“科学发展观”……
众多关键词描绘出30年改革开放的全景图，通过本书，你将感受到一个古老民族自强不息、激流勇进的命运历程。
作者简介
顾亚奇，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担任六集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第五集撰稿，著有《中国名牌电视栏目解析》、《复兴之路》（下卷）；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
七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第三集撰稿。
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于无声处听春雷（1976～1978）
粉碎“四人帮”：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春耕前的大辩论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
邓小平复出
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科学的春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外开放“先遣队”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时代来临
第二章吹面不寒杨柳风（1979～1983）
1979，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十二大：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农村改革：包产到户
对外开放：经济特区
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国企改革：“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
第三章雄关漫道真如铁（1984～1988）
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薪阶段：马胜利、宋北方和鲁冠球
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价格双轨制：“双轨”生“商鬼”
1988价格闯关：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
争论与交锋：“海南淘金”与“蛇口风波”
第四章事非经过不知难（1989～1996）
1989：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90：浦东开发和第十一届亚运会
股票市场的试验：国企改革新探索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
1992：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
1993：告别短缺经济，迎来跨国公司
经济“软着陆”：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温州鞋事件：寻找市场经济中缺失的道德底线
梨树县“海选”：市场经济呼唤法制与民主
王均瑶、刘永好和蒋锡培：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章轻舟已过万重山（1997～2002）
送别小乎：从“伟人政治”到“常人政治”
“五二九”讲话和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香港回归：正义和实力的胜利
亚洲金融危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登上世界舞台
国企改革“过大关”：“压锭”第一锤在上海沉重落下
“中国威胁论”：“银河号”事件和驻南使馆被炸
中国融入世界：入世和申奥成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思想的确立和十六大召开
第六章而今迈步从头越（2003～2007）
抗击非典：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众志成城
种田不交农业税：“三农”问题的突破
融化坚冰，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
执政以人为本：“孙志刚案”与“农妇讨薪”
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七章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2008）
冰雪灾害：冻不住春天的脚步
“314”事件：网络流传“做人不能太CNN”
汶川大地震：多难兴邦
08奥运：北京欢迎你
“神舟七号”：中华民族新高度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书摘插图
第一章于无声处听春雷（1976～1978）
2008年，北京、上海的许多剧场都贴有这样一张海报：
一部话剧，可以引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一部话剧，可以驱使全国2700多个剧团同时上演；一部话剧，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一部话剧，可以吸引数千万人踊跃观看……
有这样的话剧吗？
有！这就是30年前轰动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
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中，《于无声处》被看做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1978年9月，这部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由业余话剧队表演的《于无声处》第一次演出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此剧奇迹般的在全国广为流传，有2700多个剧团同时排演该剧，数千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部话剧。
在“文革”过后的阴霾中，剧中“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呐喊似惊雷乍响，表达出人民群众正义的呼声，宣泄出压抑多年的全民情感，不经意间直接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转折进程。当年《文汇报》全文发表剧本时在按语中说，《于无声处》“说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感情”。1978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其标题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
这部被看做“新时期话剧发轫之作”的《于无声处》即使在今天看来，它所闪现的人性光芒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于无声处》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人们捍卫哭泣的权利以及评价英雄的权利。
那么，这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呢？
粉碎“四人帮”：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2008年8月20日，这一天北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尾声，中国位居本届奥运会金牌榜首位已经没有悬念。正当中国总共能拿多少枚金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时，新华社的一则不足百字的消息也在这一天进入人们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今天很多80后的年轻人听到这个名字也许会备感陌生。然而回溯改革开放的原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揭开这个时代序幕的历史正剧中，这位当年55岁、操着一口山西方言的老人却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离我们最近的百年历史中，很少有哪个时代是在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喜悦中开始的。以至于我们后来讲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从1976年10月21日那个整个民族都为之震撼的历史场面开始。那一天，首都150万人走上街头。在游行队伍中，人们载歌载舞，尽情释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兴奋。就在这一年的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将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几天后，这个消息传到了全国，整个中国为之沸腾。
10月21日后，一连几天，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各种游行集会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哪一次游行像1976年10月21日的游行那样，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
在上海游行的队伍中，一名叫宗福先的青年工人被眼前兴高采烈的人群打动，他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回家后，29岁的宗福先依然心境难平，正在参加业余写作培训班的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话剧。两年后，这部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表演的《于无声处》第一次演出，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场观众持续不断地鼓掌，迟迟不肯离去。
时隔30年，已届花甲之年的宗福先回忆起来，依然心生感慨。当媒体问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他会成为最早呐喊的那个人时，宗福先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说：“这或许是一种偶然。许多偶然叠在一块儿，成就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的戏没有那么好。第一，从艺术质量上没有那么高；第二，它也没那么大的作用。造成那么大的轰动，是历史使然，就是中国历史走到那一步，就要有这么个事件发生，要有个戏点这么一炮。正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出来，就轮到我们，或者说我们中了头彩。”
这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郭沫若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随即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迅速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10年“文革”走进了历史，一个大动乱的年代结束了。这一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举国上下的狂欢，似乎在几天后的10月24日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下午3点，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圣歌般的乐曲声中，身穿军装的华国锋和叶剑英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面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军民，一个领袖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向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经做的那样。然而对于突然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华国锋来说，如此盛大的集会来得太突然了。他习惯性地双手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
华国锋作揖的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情急之下，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只好跑到华国锋面前小声说：“华主席，您挥挥手，向群众致意。”华国锋明白了摄影师的意图，立即挥手向广场上的群众致意，杜修贤迅速地抓住了这个瞬间。这张面带微笑、高高挥起右手的照片就像1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照片一样，成为华国锋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
这张照片也给了诗人贺敬之灵感，这一年，他创作了长诗《中国的十月》：
一九七六年，伟大进军的十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这一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4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4月30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从这一天起，黑体印刷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就出现在全国报纸上。华国锋的标准像开始和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他的宣传画醒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上面写着毛泽东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名叫《交城山》的歌曲像《东方红》一样，开始在全国流行：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文章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从此以后，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人们：
“我们要响应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虽然“四人帮”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整个社会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转。
春耕前的大辩论
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在全国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词作家韩伟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单位食堂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还预备了酒。平时不喝酒的韩伟兴之所致，那天也举起了酒杯。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过多次政治性游行的韩伟后来回忆说，因为当时心里确实很高兴，就在喝酒的时候即兴吟了几句诗。没想到大家听了后说，这诗写得好，应该编成歌词。
在历史长河掉头的瞬间，人们的激情点燃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韩伟随后把整理好的歌词寄给了他的老搭档施光南，请他谱曲。一首名叫《祝酒歌》的歌曲就在一个欢庆之夜问世了。
后来，《祝酒歌》在很短的时间内流行开来，被人们广为传唱。在当时，大概没有哪一首歌比《祝酒歌》更能唱出人们的心声了。
《祝酒歌》最后几句最能引起人们共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正是对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渴望，使这首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最流行的歌曲。
这时的中国刚刚告别“文革”时代，人们带着对新生活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唱出了这首歌。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一年多以前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这让在“文革”中久经磨难的人们激动不已。这种激动，今天的人们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了。
不经意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成为一个响亮的时代音符，久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
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四个现代化，最早是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的。在毛泽东书房里，有一本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开始了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后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被整理成一份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在这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中，有一段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没有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带着对国家前途深深的忧虑与不安告别了他开创的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伟业，只能由后来者去完成了。
党史专家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带领中国人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希冀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但是，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人都难以摆脱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就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原本与西方世界开始缩小的差距又被重新拉大。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为主导人们一切行动的圭臬，至于是不是“一抓就灵”，在当时是没有人敢问一问的。
1968年，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在这一年春耕前爆发了一场“大辩论”。
1964年春耕时，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到了1968年春开犁种地的时候，这个“经验”要不要继续推行就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产生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中，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推行过去的做法，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这样可以提高积极性，有奖有罚，责任清楚，干活起劲，进度快。另一种意见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老贫农王连山在辩论中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公’上使，于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私’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经过“辩论”，人们认为，要不要实行“小包工”，是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向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走向邪路。“小包工”是中国赫鲁晓夫式的活命哲学，是毒害贫下中农的“砒霜”。只有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能种好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是种不好地的。要经常斗私，经常批修，千忙万忙不转向，红心永向毛主席，打好革命、生产两大仗。
后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这场“辩论”，题目是：《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在《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里，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姓资姓社”成为人们一切行动前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为革命种田”的结果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30公斤，比1956年多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导一切的年代，贫困无处不在，农村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志愿军的史成德一家10口人，只有3只碗，还是破的。1979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记者到西部农村调查。调查发现，1978年西部农村全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山西吕梁地区，为人均70元；最低的是宁夏固原和定西，只有36.8元。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高华有一天在南京大学校园看到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直到今天高华还记得，这群农民中男女老少都有，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来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有66.95％的人平均收入在20～25元之间，18.84％的人平均收入在15～20元之间，8.11％的人平均收入在13～15元之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上的只有几户人家。
在调查中，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这个厂挡车组贫困户张淑珍家一个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精打细算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文革”结束后，万里来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1978年3月，万里到安徽定远县考察，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目睹了万里和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之间的一段对话。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解开破棉袄，拍着肚子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