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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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明军著
出 版 社： 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439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332123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康雍乾时期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而此“盛世”又在最后一个封建政权统治下实现。康雍乾时期亦可称为文学发展之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文学样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样式亦走向成熟，达到巅峰。文学创作在这短短一百年内几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因而得以突显。明清易代特别是清朝人主中原，亡国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汉族文人经受灵魂之洗礼，世运对文学产生前所未有之影响。时过境迁，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为过眼云烟，文人自我实现之紧迫和个体生存之困境，使文学呈现多种风貌。而灵心主导其间。乾隆时期考据学之兴起，使学问和文学之关系得到重新审视。
本书是关于研究“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作者简介
李明军，男，1969年生，山东郯城人。2001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到临沂师范学院工作。2006年至200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近几年来主持各级各类课题5项，出版《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禁忌与放纵》等学术专著4部，主编或参编各类编著16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有多篇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各级科研奖励4项。在各类报刊上发表随笔、评论60余篇，出版《心灵桃花源》等随笔集3部，长篇报告文学1部。
目录
绪论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
一 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
二 从理学到朴学的学风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三 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第一章 困惑与彷徨：明清之际士人的人生际遇和文化选择
一 “归儒”与“惊隐”：遗民诗人文化选择困境的文学呈现
二 “忠恕”与“忠义”：金圣叹才子心态的文化意义
三 适意人生与娱乐至上：李渔的人生选择和文学思想
第二章 回归风雅：儒家诗学体系重构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意义
一 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二 名教与性情：顾炎武的“天下”观及其学术思想体系内的诗学观点
三 “理欲合一”与“情至之情”：黄宗羲的社会理想和文学思想
四 “灵心”和“世运”：钱谦益的人生际遇与儒家诗学体系之形成
五 叶燮：儒家诗学体系重建之完成
第三章 “雅正”：康雍之际的文化政策与文学规范之确立
一 康熙朝文治政策之确立与士风、文风之转变
二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表现
三 神韵：顺康之际时代情绪的文学表现
四 醇雅：怀柔文化政策影响下朱彝尊诗词风格转变的典型意义
五 “文统”与“道统”：方苞古文理论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时代际遇
六 “文运”与“世运”：《南山集》案与戴名世人生悲剧的文化内涵
七 出处之间：查慎行的人生际遇与诗风转变
第四章 江湖和庙堂之间：乾隆时期文人群体之分化与风雅文学观之变异
一 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士风、学风、文风之转变
二 通经与明道：戴震学术思想体系内的文学观念
三 以文传道：姚鼐古文理论的学术环境与文学传承
四 “不平则鸣”与“神”、“气”、“奇”、“变”：刘大樾的身世遭遇与特异文学思想之形成
五 格调：沈德潜在政教和诗教之间的周旋
六 厉鹗：个体生存、江湖心态与文学表现
七 性灵：袁枚人生选择的文学表现与意义
八 “达我心曲”：清代中叶通俗小说的情志表现与小说观念的鼎新
九 “风人之致”与“案头文章”：清代前中期戏剧的雅化历程
十 激楚苍凉变骚音：黄景仁诗歌的文化意义与清代风雅诗学复兴的终结
结论 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困惑与彷徨：明清之际士人的人生际遇和文化选择
一“归儒”与“惊隐”：遗民诗人文化选择困境的文学呈现
所谓的忠诚坚贞，本属个体的形而下的行为，在儒家伦理中被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对浸淫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来说，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对节操的严峻考验，但从没有像明清易代那样让士人产生如此的矛盾和困惑。明清之际，汉族士人面临着几条道路的选择，或出仕新朝，或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反抗，或以隐居的方式进行消极的抗争。抉择的艰难，缘于思想理念和生存的困境。受以心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对身心的关注，关于家国关系的思考，对民生的重视，殉国与殉朝廷的分辨，如此等等，令由明人清的士人对出与处有了新的理解。归庄《历代遗民录序》分遗民为“已仕”、“未仕”两类①；黄容《明遗民录》之序言将遗民分为“深潜岩穴，餐菊饮兰”、“蜗庐土室，偃仰啸歌”、“荷衣箨冠，甘作种瓜叟”、“韦布介士，负薪拾穗”等类型。②张自烈于《复陆县圃书》中云：“心苟同，迹不必皆同。使尽如土室之离母，寝车之不蹈地，诈盲之不见妻，识者必谓之固，必非避乱守身之正。”①再加上谋生之艰难，真正的隐居需要坚强的毅力和面对贫困的勇气。即使是不与新朝合作的汉族文人，亦多以游幕维持生计，而所游之幕主，或为所谓的贰臣，或为仕于异朝的新贵，以“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原则，本应采取排斥之态度。所以即使如顾炎武等被后人视为民族气节之象征的文人，亦与所谓的贰臣交往，对其出仕新朝采取宽容之态度。曾以逃禅表达对清朝之抗争的屈大均，一边积极参加抗清之行动，一边与所谓的贰臣交往，如王士稹、龚鼎孳、程可则、朱彝尊等皆对屈大均之文学才华表示赞赏。像坚守气节的文人方文即表示，或仕或隐，皆为个体之自由选择，虽有高下之分，而与善恶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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