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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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民安主编，广东美术馆主办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93印刷时间：开本： 大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6337849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专题：“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人物：当娜哈拉娜；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艺术：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文献：书的缺席。
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震惊了全世界。这场风暴过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事后影响。这是大学危机还是文化危机？是精神造反还是政治密谋？是诗意对抗还是阶级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泄还是革命的暴风骤雨？本辑的五月风暴专号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顾和分析。五月风暴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退色，反而越来越突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面。
内容简介
对于“生产”（producing)的关注，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正是在生产环节，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之后，“生产”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文化领域是知识生产，精神领域是欲望生产，政治领域是权力生产，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机器——而所谓“消费社会”不过是它的一个反讽性注释。“生产”，成为诊断当代社会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生产”这个词对于今日中国人而言似乎别具意味：我们曾经身陷“生产”之笼，如今，我们期待这个迷失在历史深处的词语重新获得活力。当然，词语自有其命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邀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批判和思想的基本特征。
目录
专题：“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
共产主义设想
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
对1968年5月/6月危机的解释
法国1968年5月：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
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导言
将反文化运动带入法国：《当今》杂志和1968年五月风暴的遗产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巴黎红卫兵：1960年代法国学生的毛主义
社会抗议和政策改革：1968年5月和法国的教育指导法
人物：当娜哈拉维
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
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评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抗战时期重庆“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
艺术
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刘小东访谈
文献
书的缺席
书摘插图
专题：“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
共产主义设想
萨科齐胜利之后的法国确乎弥漫着某种沮丧的气氛。人常说最坏就是出其不意的一击，但意料之中的一击实际上也以不同的方式令人灰心丧气。就像好马良驹在比赛中获胜一样，在全国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这位候选人赢得了选举，可就在此时，这个结果也莫名其妙地让人沮丧；凡是对博彩、冒险、意外和爆冷门有着最微妙感情的人，倒是都希望看到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局外人胜出。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之后身为总统，对法国左翼来说恰是使人丧失判断力的二击，但事情绝不仅止于此。仅仅只作为一个名字的“萨科齐”还蕴涵着更复杂的东西，这才是关键。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关键呢？
最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选举结果借以使所有真正解放性规划凸显其无能特征的那种方式：选举偏好的表达被充分记录，但却是以地震仪式的消极方式被记录下来的，整个程序就其本性而言排除了所有使政治异见愿望得以实现的可能。2007年5月之后出现了历史怀旧的压倒性风潮，左派这一令人失望的判断力丧失的情形也构成了第二个关键。在自二战后形成的法国政治格局当中，“左派”和“右派”有着毫不含混的所指，而且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等政治派别也都对“占领”、“抵抗”和“解放”这一资产负债表持有一致意见，而现如今这政治格局彻底分崩离析。这是萨科齐一场又一场豪华晚宴和一个又一个游轮假日的原因之一——左派再也唬不倒谁了，人们都说：富人万岁，穷人见鬼去吧。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情形使左派那些真诚的心灵充满了对于过去好日子的怀旧之情——密特朗、戴高乐，甚至希拉克，戴高乐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他们了解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以最简便的方式让体制死去。
萨科齐如今让挨过了希拉克时期的日薄西山的戴高乐主义彻底断了气。2002年选举中若斯潘败北已经预示了社会主义者的溃败（第二轮选举作出投入希拉克怀抱的灾难性决定更是预示了这一溃败）。然而，目前社会党的分解并非由于其政治贫困，显然此前多年以来一直如此，而且也非由于实际得票率的问题——47％与其近年来的成绩相比并非太坏。萨科齐选举获胜看上去更像是对法国政治生活象征结构整体的一记猛拳：这个定位体系本身早就失败了。造成令人沮丧局面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前社会党官员纷纷接受萨科齐内阁任命，中左派舆论制造者也为萨科齐唱起了赞歌；大船将沉，老鼠纷纷逃离，其数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背后的理由，当然是指这个唯一的政党的理由是：既然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逻辑已经包括了市场经济诸如此类的所有方面，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虚构那些反对党呢？
目前判断力之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来自选举冲突本身。我将2007年的总统选举的特点——萨科齐与罗雅尔之间的竞争——界定为两类恐惧之间的冲突。第一类是特权者所感受到的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攻击。在法国，这又表现为对外国人、工人、来自郊区的青年、穆斯林和非洲裔黑人的恐惧。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恐惧，并制造了一种对能起保护作用的主人的渴望，即便他剥夺并耗尽你的未来。这个形象当然现在具体化了，它就是具有超强刺激效果的警察首领：萨科齐。在选举过程中，与这第一类恐惧相对抗的并非是对自我决断的抑制性的响亮肯定之声，而是对这一恐惧的恐惧：对这个警察形象的恐惧，过度恐惧，尽管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投票者对他极不了解也无好感。对“那种恐惧的恐惧”构成了第二种衍生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内容一一绝非多愁善感——几乎无人察觉；罗雅尔阵营对与被排除者和被压迫者的联合没有一点概念；这一阵营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从恐惧之中尽可能多地得到可疑的好处。在以下问题上竞争双方是有着一致意见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黎巴嫩问题（原因同上），非洲问题（非洲聚集着大量法国军事“管理者”）。然而，对这些问题转换思路的公共讨论在两个党派的议事日程上都付诸阙如。
第一类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以有利于前者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里，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反射作用，这一反射在萨科齐获胜之后额手称庆的人们的脸上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那些被“对恐惧的恐惧”攫取的人们来说，所有的则是一种相应否定的反射作用，他们因选举结果而畏缩不前，这种否定性反射作用就是2007年令人绝望的判断力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应低估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益密集地通过媒体和报纸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在较之电视广播而言，报纸扮演着更为成熟老练的角色——在构成和动员这类集体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选举过程当中，现实似乎被削弱；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推进第一个恐惧不如说是推进了“对恐惧的恐惧”，推进了反应性的恐惧。我们虽然对现实境况作出了反应，但“对恐惧的恐惧”却只是在应对第一恐惧的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恐惧，于是也还离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这个位置的真空在塞戈莱内•罗雅尔空虚的高调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选举主义与国家
如果我们给政治下一个这样的定义，“由某些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其目标是使目前由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所压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后果得以释放”，那么我们则不得不作出结论说，选举机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政治的手段。这一点表现在这样一个鸿沟当中：一方面是大众的投票义务，另一方面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信念所固有的即便不是非存在特性也是无具体对象特性。投票，这很好，为我的恐惧赋予了形式；但很难确信我为之投票的那个对象本身是好是坏。这并不是说选举一民主体制本身就是压制性的；毋宁说，这种选举程序被整合人一种国家形式当中，这种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形式，配合既有秩序的维持，并且相应地履行某种保守功能。这就制造了一种更为深切的无能感：即便无法干预国家决策的普通市民不予投票，也很难看到某种解放政治出现的前途。
如果说选举机器不是政治程序而是国家程序，那么它获得了什么效果呢？拿2007年的教训来说，一个效果就是将那种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整合到国家之中——将这些大众主观因素投入到国家之中，最好是使国家成为恐惧对象本身，用恐怖和高压统治将它武装起来。民主的世界性视阈愈益频繁地由战争界定。西方投入数量激增的战斗前沿：要保持伴随着大量不平等的既有秩序，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能靠暴力。这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和恐惧的辩证法。我们的政府解释说，他们投入海外战争是为了拒战争于国门之外从而保护我们。西方军队即便不在阿富汗和切克尼亚搜寻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也会不远万里去那里把充满怨恨的弃民组织起来。
策略性的新贝当主义
在法国，恐惧与战争的联盟以“贝当主义”这一经典名称为人们所熟悉。贝当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要为贝当主义在1940年到1944年大行其道负责，这种大众意识形态部分地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惧为基础：贝当元帅或许让法国免于二战的灾难性重创，但采用的方式却是让法国绕过这场战争。用元帅自己的话来说，必须惧怕战争甚于惧怕失败。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整体溃败带来的相对宁静，较之俄国人甚至英国人，多数法国人在这场战争期间相当轻易地置身事外。今日与此类似的规划则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础之上，法国人只需要接受以美国人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法则，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将会免于战争和全球多样性的灾难性影响。显而易见，今天法国的这两个阵营党派都在提供着这种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的贝当主义。接下来我要指出，这恰恰构成了对理解“萨科齐”这个名字所暗含的判断力之丧失而言至关重要的分析性要素；要把握这后一种规划的全部范围，其历史事实性和明晰性，我们就必须回过头看一看我要指出的该规划的贝当主义“超验”方面。
当然，我不是说今天的形势和1940年溃败的形势类似，或萨科齐就像贝当。相似点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萨科齐之名所蕴涵事物的民族一历史的无意识之根也可以在贝当主义配置之中找到，在那种配置之中，判断力之丧失本身由国家这个巅峰自上而下地被庄严地发动起来，并呈现为历史的某种转捩点。这种模型式配置在法国历史上一再出现。它可以追溯到1815年复辟，当时获得侨民和机会主义者衷心支持的后革命政府又被拉回到外国人的行李搬运车上，并在身心疲惫的民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将使公共的道德和秩序得到恢复。1940年，军事溃败再一次创造了条件，国家行为的真实内容在那种语境之下以丧失判断力的方式彻底被翻转过来：维希政府不断地谈论“国家”，但这个政府却是因德国占领而被扶植起来的；最堕落的寡头政治却将引领国家走出道德危机；贝当本人，这位守护产业的上了年纪的将军，将成为国家重生的化身。
今天，新贝当主义传统的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非常典型的是，投降协定和逆来顺受被说成是创新和复兴。萨科齐选战的中心主题如下：讷伊市这位市长将改革法国经济，让这个国家重新运作起来。当然，其真正的内容则是对国家复兴幌子之下高级金融命令持续服从的政治。第二个典型主题是衰退和“道德危机”，这使在复兴名义之下的高压手段得以合理化。凡是在大众动员的背景之下，政治的位置上总是会祭起道德，这太常见了。相反，他的呼吁诉诸勤劳工作，纪律和家庭：“美德终有回报”。20世纪70年代“新哲学家们”出现以来，道德对政治的这种典型移置就已经由致力于使历史判断“道德化”的所有那些人准备好了。目标则处在政治现实性之中：主张国家衰退与首都那些高级官员无关，而是民众中心怀不轨的某些分子的过错一一他们当然就是外国劳工和来自郊区的青年人。
新贝当主义的第三个典型主题是外国经验的范式性功能。修正的样板总是来自国外，来自那些早已克服了道德危机的国家。对贝当而言，光辉的典范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弗朗哥的西班牙：这些领袖让他们的国家重新站稳了脚跟。政治美学是想象的美学：国家就像柏拉图的创世神一样必须紧盯着外国模式才能创生社会。当然，现今的样舨是布什的美国和布莱尔的英国。
如下观念构成了第四个典型：目前的危机源头存在于过去某个灾难性事件之中。对1815年复辟这个“原型贝当主义”来说，这个过去事件当然就是大革命和处决国王。在1940年的贝当本人看来，这个过去事件就是人民阵线、布鲁姆政府，以及最主要的1936年大罢工和工厂占领行动。有产阶级更愿选择德国占领而不是让这些混乱重演。那对萨科齐来说，1968年5月——40年前的那场运动——的种种罪恶，常被当作目前“价值危机”的原因而一再提起。新贝当主义提供了一种有效地简化的历史解读方式，这种历史通常将消极事件与工人阶级或群众结构联系在一起，而把积极事件与军事或国家结构——作为对消极事件的解决——联系在一起。1968年和2007年之间的时间之弧因而可以被当作萨科齐政府的合法性之源，继开端的有害事件之后必需的修正最终将由这个历史行动者着手进行。最后，这里还有着种族主义因素。在贝当统治时期，种族主义是赤裸裸的：根除犹太人。今天的种族主义则通过某种更具暗示性的方式得到表达：“我们不是低等种族”——言外之意是“不像别人那样”；“真正的法国人不需要怀疑他们国家的行为的合法性”——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行为合法性”。通过这些标准来看，我们可以指出：萨科齐之名所蕴涵的判断力之丧失可以作为贝当主义超验方面的最新表现而得到分析。
幽灵
这位新总统坚决主张，对国家道德危机的解决——这是他的“复兴”进程的目标——就是“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初看上去这似乎有些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即1968年5月早就过去了。1968年5月的名字中有什么可使政权心神不宁的呢？我们只能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幽灵”，最近一波真正显现的“共产主义幽灵”之一。他会这么说（让我们模拟萨科齐的口吻来这么说吧）：“我们绝不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的共产主义已经消失，但这还不够。我们务必杜绝它的一切可能形式。即便是共产主义的设想——这是我们失败的代名词——连提都不能再提。”
什么是共产主义设想？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在经典的《共产党宣言》当中给出的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作为基础的劳动从属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这种阶级逻辑是可以被克服的。共产主义设想还认为，有一种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体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将消除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分工。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继承的转移方式将被取消。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高压国家的存在将不再必要：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漫长重组过程将注定使这样的国家逐渐消亡。
这样的“共产主义”仅意味着这样一套普遍的智性表征。它就是康德所说的理念，具有某种调节性功能，而不是一种规划。将这类共产主义称为乌托邦是愚蠢的；就我在此处对它们的定义而言，它们乃是智性模式，并总是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现实化。作为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理念，共产主义设想自国家起源之时便确凿无疑地存在了。只要有在平等正义名下对抗国家高压的群众行动，共产主义设想的萌芽和碎片就开始出现。斯巴达领导的奴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他们所进行的群众反抗也许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不变式”的实践典范。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共产主义设想那时开创了政治现代性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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