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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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适 著
出 版 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7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605895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儒教从来没有打算做一个有神论的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儒教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它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儒教从来没有勇气跑出去对那些非信徒宣讲福音。
——胡适谈儒
道家承认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动变迁的，故“无成势，无常形”。一切依着自然变迁的趋势，便是“因循”，便是守“时变”。时机未成熟，不能勉强，故“不为物先”。时机已成熟了，便须因时而动，故“不为物后”。
——胡适论道
玄奘带回来的印度最新思想，乃是唯识的心理学与因明的论理学。这种心理学把心的官能和心的对象等分析作六百六十法，可算是烦琐的极致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吃不下这一帖药，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够表现这种牛毛尖上的分析。
——胡适释佛
内容简介
胡适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虽然其本本人不信任何宗教，但其对宗教的通彻见解，无人能出其右。本书选取了胡适潜心研究的关于儒教、道教、佛教方面的经典论著，带领读者穿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胡嗣糜，字希疆，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币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目录
修齐治平——胡适谈儒
儒教
关于孔子
孔子略传
孔子的时代
孔子的问题
关于苟子
荀子
天与性
心理学与名学
杂议儒家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论《春秋》答钱玄同
附录：钱先生来书
谈谈《诗经》
道法自然——胡适论道
道家
关于杂家
杂家与道家
《吕氏春秋》的贵生主义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关于道家
道家的来源与宗旨
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关于老子
老子传略
《老子》考
革命家之老子
老子论天道
论无
名与无名
无为
人生哲学
关于庄子
庄子略传
万物变迁的问题
《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的名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
杂议道家
汉初儒道之争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附录一：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附录二：致冯友兰书
禅悟人生——胡适释佛
楞伽宗考
引论
菩提达摩
慧可
楞伽经与头陀行
法冲所记楞伽师承
道信与弘忍
神秀
楞伽宗的被打倒
《楞伽师资记》序
《四十二章经》考
《坛经》考
跋《曹溪太师别传》
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菏泽大师神会传
神会与慧能
滑台大云寺定宗旨
神会与《六祖坛经》
《神会和尚遣集》序
杂议佛家
佛教的输入时期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
中国禅学的发展
书摘插图
修齐治平——胡适谈儒
儒教
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看陆贾《新语》。又《汉书》四三。（或《史记》九七，九九）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200—135）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年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168）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154）也想积极有为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看《汉书》四八及四九。又《胡适文存》三集卷七，页八七九——八八三。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约在前104）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源；如罢绌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有些不易句读之处，须参看两书）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仪礼，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看《汉书郊祀志》。看《春秋繁露》的《郊语》以下七篇，可知当日董仲舒等儒生确也极力主张郊天，所以能与方士合作。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这是天人感JEaN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难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8，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 3 5）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49 1 8．C）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划除准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
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时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二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看董仲舒的《对策》（《汉书》五六），又《高庙灾议》（《汉书五行志》上）。《汉书五行志》不可不读，这是西汉儒教的绝妙写真。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件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两千年的儒教思想。
看《汉书五行志》及（（儒林传》。此外应看《汉书》卷七五，七八，八一，八四，八五。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的淫威却不减于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竞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有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比较《墨子尚同篇》及董仲舒的《对策》；《春秋繁露玉杯》、《阴阳义》、《如天之为》、《天地之行》等篇。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1886）。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与崔适的《史记探源》（1910）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毂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看所举廖、康、崔的三种书。反对此说的书甚多，看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处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213），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191），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迂（《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他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竞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日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成、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他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竞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他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