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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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张夏准（Chang,H.J）著；严荣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214000版次： 1页数： 221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970592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睿智、生动且富有争议的著作，对于如何看待全球化，它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信服的、全新的方式。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文笔流畅、论述深入，并且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描述，这项富有洞见的研究应该命名，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张夏准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理论与工业革命至今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犀利的分析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脆弱。最无助的国家。基于主流理论的“处方”是如何、又是为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看来这种状况还将继续。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MIT语言学家、哲学家
每一种正统都需要有才能的批评者。在全球化问题上，张夏准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批评者。他没有否认融入世界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从历史中得出教训，认为应该允许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融入世界经济。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著作研究深入、视野开阔、笔触优美。对于在增长和全球化问题上热衷于“一刀切”模式的人而言，《富国的伪善》给出了堪称完美的驳斥。我极力主张大家去阅读这部著作。
——拉里•艾略特，英国《卫报》（Guardian）经济专栏编辑
内容简介
《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
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本书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123"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富国的伪善 - 当当图书
目录
致谢
序言莫桑比克的经济奇迹——如何脱离贫困
第一章重温凌志车与橄榄树——关于全球化的神话和现实
第二章丹尼尔迪福的双面人生——富国是如何变富的？
第三章我六岁的儿子应该参加工作——自由贸易是否总是答案？
第四章芬兰人与大象——我们是否应该管制外来投资？
第五章人剥削人——私有企业好，公有企业坏？
第六章1997年的Windows 98——“借用”创意是错误的？
第七章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财政审慎是否走得太远？
第八章扎伊尔对印度尼西亚——我们应该支持腐败和不民主的国家吗？
第九章懒惰的日本人和偷盗的德国人——某些文化阻碍经济发展吗？
结语圣保罗，2037年10月——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译后记
书摘插图
testd 稳居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畅销书榜首，足以和《安妮日记》并列经典，感人程度超过《追风筝的人》。 死神首度以丰富的感情，为读者讲述一个孤单的小女孩，阅读的力量，度过人生最艰困的时期。 能让人决定重生的，只有书。这个故事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纽约时报》第一章重温凌志车与橄榄树——关于全球化的神话和现实曾几何时，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且在其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汽车制造商向美国出口了它的第一辆客车。在此之前，这个小公司只仿造过劣质产品——粗糙地复制富国的高质量产品。那辆车并不是太精致——只是一辆便宜的小客车（可以称之为“四个轮子和一个烟灰盘”）。但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件大事，出口商也为之骄傲。不幸的是，这个产品失败了。大多数人认为这辆小车不好看，而且它来自一个只会生产二流产品的地方，精明的买家不愿把辛苦钱花在一辆这样的家庭车上。这车必须从美国市场退出。这场灾难在该国的老百姓中间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许多人认为这个公司应该坚守它的本行，制造简单的纺织机械。毕竟，国家最大的出口项目是丝绸。如果公司经过25年的试验没能生产出一辆好车，它在汽车行业是没有前途的。政府已经为汽车制造商创造了一切机会。它对汽车市场上的国外投资者实行严格控制并征收很高的关税，以确保公司在国内市场的高额利润。不到10年之前，政府甚至动用公共资金援助公司使其避免了迫在眉睫的破产。所以批评者认为，现在应该允许外国汽车自由进入，20年前被赶出去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也应该允许回来重新经营。也有一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如果不发展像汽车这样“重要”的行业，没有任何国家能获得很多利益。现在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使所生产的汽车引起大家的兴趣。当时是1958年，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个公司是丰田，而这车是“丰田宝贝”（Toyopet）。丰田公司起步于纺织机械制造（丰田自动织机），在1933年进军汽车生产行业。13本政府在1939年驱逐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并在1949年用央行（日本银行）的钱援助丰田公司。如今，日本汽车被认为像苏格兰鲑鱼或法国酒一样“自然”，但是在不到50年前，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根本不应存在。“丰田宝贝”溃退之后半个世纪，丰田公司的豪华车凌志已经成了全球化的某种标志，这得感谢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凌志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这个书名来自弗里德曼1992年在日本旅行时在新干线的子弹头列车上的一次顿悟。之前在凌志汽车工厂的参观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从位于丰田市的汽车工厂回到东京的列车上，他碰巧看到了一篇关于中东困境的新闻报道，他曾在中东做了很长时间的通讯员工作。这触发了他。他认识到：“世界的一半看来……热衷于生产更好的凌志车，致力于使它们的经济更加现代化、更加有效化、更加私有化，以促成全球化体系。而世界的另一半——有时是同一个国家的另一半，有时是同一人的另一半——却仍然纠缠在谁拥有橄榄树的问题上。”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解，除非给自己套上他称之为“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的一些特定的经济政策，橄榄树世界的国家将无法加入到凌志车的世界里。在描述金色紧身衣时，他很好地总结了现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正统：为了能符合这种正统，一个国家需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要维持低通胀，要减少政府机构的规模，要平衡预算（如果不能产生盈余的话），要实行贸易自由化，要解除对外资的管制，要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要实现货币的可兑换．要减少腐败并实行养老金的私有化。①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他的紧身衣是只适合参与残酷但却令人兴奋的全球化游戏的衣裳。弗里德曼说得很明确：“不幸的是，这件金色紧身衣过于‘一刀切’……它并不总是那么漂亮，也不会一直让人感到温柔或舒适。但是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个历史时期接受挑战的唯一模式。”②然而，事实是，如果日本在1960年代初接受了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教导，肯定就没有凌志车，今天的丰田公司最多也不过是西方某个汽车制造商的小伙伴；更糟的情形可能是，它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这对整个日本经济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日本早早地穿上了弗里德曼的金色紧身衣，它肯定像1960年代一样仍然维持着三流工业实力的水平，收入水平相当于智利、阿根廷和南非；③那时它是一个本国首相被法国总统戴高乐侮辱性地蔑视为“晶体管收音机推销员”的国家。④换句话说，如果听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日本现在就不是在出口凌志车，而是仍然纠缠在淮拥有桑树（这是一种养蚕的树）的问题上。全球化的官方历史这个丰田公司的寓言说明，在托马斯?弗里德曼及其同行所宣传的全球化故事中有一些明显的不一致之处。为了阐述真正的事实，首先需要交代清楚什么是我所说的“全球化的官方历史”，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根据这种历史，全球化在过去三百年里是以下述方式向前发展的。①英国领先于其他国家，在18世纪就采纳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到19世纪中期，这些政策的优越性就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其他国家纷纷实行贸易自由化并解除对国内经济的管制。在英国的霸权之下，这个在1870年趋于完善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基于如下原则：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实行低壁垒政策；通过稳健的货币（低通胀）和预算平衡原则确保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稳定。接着就是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开始变得糟糕了。为了应对世界经济令人不安的波动，各国又开始错误地建立起贸易壁垒。1930年，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摒弃了自由主义政策，设立了高关税壁垒，并组建了一些卡特尔组织，这与这些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和随后的对外侵略是密不可分的。当英国这个当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在1932年经不住诱惑重新引入关税时，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最终瓦解了。世界经济的萎缩和波动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第一次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后一点残余都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在更加自由的方向上得到了重组，这一次是在美国霸权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早期的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GATT）谈判，富裕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上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但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继续实施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是如此。幸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兴起，大部分非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世界上都被废弃了。在19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基于保护、补贴和管制——的失败尽人皆知。①而已经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并鼓励外来投资的东亚国家，其经济“奇迹”唤醒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于是，从1982年第三世界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放弃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转而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这股全球一体化浪潮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落幕。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政策变迁更加具有必然性。由于这些技术进步，大大增加了与遥远的伙伴国建立互利性经济安排——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可能性，这使得开放成为国家繁荣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最近，全球治理体系得到了强化，这反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深化。最重要的是，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为推进自由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这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也体现在外资管制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世界贸易组织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此外还得加上负责短期金融事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负责长期投资事务的世界银行。根据官方的历史，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价——在自由和繁荣的潜力上堪与早先的自由主义“黄金年代”（1870～1913年）的经济相媲美。世贸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雷纳托?鲁奇洛（Renato uggiero）庄严地宣称，由于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我们现在具备“在下个世纪（21世纪）的前期消灭全球贫困问题的能力——即便在十多年前这也还只是乌托邦式的想法，现在却有了真实的可能性”。这个版本的全球化历史被广泛接受，它被视为决策者带领其国家走向繁荣的路线图。不幸的是，它描绘了一幅完全错误的图画，误导了我们对自己从何而来、现在身处何地及未来在何方等问题的理解。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全球化的真实历史1997年6月30日，香港由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地交还给中国。许多英国评论家对于香港的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命运感到担忧，虽然香港是在被英国统治了152年后的1994年才被允许实行民主选举，而且离预定的回归交接13期只有三年时间。但是看来没有人记得香港起初是如何被英国占领的。作为鸦片战争的产物，香港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即便按照19世纪帝国主义的标准，这也是一段特别可耻的时期。英国对茶叶日益增加的嗜好使其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为了弥补这个缺口，英国人孤注一掷，开始向中国出口产自印度的鸦片。但是，向禁售鸦片的中国所输出的小量鸦片难以起到平衡贸易的作用。当1841年一名中国官员查获一船非法运输的鸦片时，英国政府就以此作为借口宣战，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中国在战争中大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向英国“出租”香港，并丢掉了关税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