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茶座（第3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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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明善主编，詹小洪特邀执行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160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0904700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他说，佛教中有些宗派，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思想不发生接触。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的相宗就是这样，所以，它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比如说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特别是经六祖惠能改造过的禅宗，提出了人人皆有佛心，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教诲人们“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这就使禅宗走出了寺庙，走向了中国大众。“中国的佛学”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内生的一部分，因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
本书是2008年第6期《经济学家茶座》，书中具体分为经济评论、国是我见、学界万象等十部分内容，具体收录了：《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蔡银寅汽车超载的经济学启示》、《指鹿为马故事的博弈论理解》等文章。
目录
【卷首语】
刘福寿“中国的”与“在中国的”
【经济评论】
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
金天是谁“绑架”了雷曼兄弟?
曹利群走中国特色油料发展道路
王永钦谁动了中国的奶酪
【生活中的经济学】
陈惠雄农民自吃的菜与卖的菜为什么可能会不同
吴彬刘翔退赛的经济学思考
周勤商品饵与个人娱乐专业化
史晋川一桩狗咬人的民事诉讼官司——举证责任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蔡银寅汽车超载的经济学启示
【学界万象】
王则柯普林斯顿的老虎
巫继学1985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的故事
陆铭抚今追昔话“双轨制”
【学问聊斋】
帕雷托原则中的人生哲学
经济学家看宗教：宗教经济学
经济学家：什么是道德
指鹿为马故事的博弈论理解
经济学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
狄更斯眼里的“经济学”
【国是我见】
当今中国收入分酉己中平等与效率的丽难困境
现在是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最佳时机吗?
用经济分析方法解决医改难点的探讨
市场均衡与社会和谐
食品安全不能寄望于行政监管
【改革开放三十年】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
奇迹：哪些发生了，哪些还没有?
【经济随笔】
一座建筑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福威镖局——一间大型物流机构的垮台
丰富又充满趣味的体育经济学
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中国，我能?
从“斯密的黑锅”说开去
【经济学人】
O．E．威廉姆森的学术历程
大师已去风范犹存
我心目中的“耕漠同志”
【他山之石】
磕磕碰碰的中韩关系
现场目击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
我国“软件”上的差距表现在哪?
美国对少年儿童的经济学教育——写在《小书包里的经济学》出版之际
书摘插图
【经济评论】
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当口——2007年的9—10月间，我到那里去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说，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多的时候，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一种预测一样，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每个去美国的人，也都会得出不尽相似的结论。这很正常。因为每个去的人接触的人不同，观察的行业或地点不同，再加上每个人的专业背景，甚至风险偏好不同，都会得出差距较大的结论。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危机“病因”的分析上达成共识。这无论对研判危机的走势，以作出针对性较强的对策，还是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形成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后发优势，都是有益的。
什么是“美国病”
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病”，不仅是一场“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综合症”。从实体经济看，生产、消费等环节都出了毛病；从市场体系看，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都出了毛病；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也都出了毛病。更加根本的毛病，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助纣为虐，“使得美国在过去25年能够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索罗斯语），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源头。这也是“美国病”殃及全球的源头所在。
“美国病”是“富贵病”。长期的高消费，就是其“富贵病”的一个症候。简单地将美国的高消费归咎于美国人及时行乐的文化，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所谓美国的高消费，就是其消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资源水平较高，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收入分配差距调控得比较好，也是保证其高消费的一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增长，由此，一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应，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和泡沫。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美国人高消费的消费文化。
“美国病”的另一个症候是“发高烧”。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新经济，使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热昏了头，华尔街更是“喝醉了”（布什语），进而为所欲为，酿成如此大祸。美国研究宏观经济的著名学者多恩布什在90年代曾经说，经济周期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此话成真，那就意味着经济会持续增长，不会出现衰退，更不会出现危机。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不加监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资源配置，进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场的诺奖得主们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体现。如此看来，美国人在21世纪再次上演了一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只是其包装得更加具有欺骗性，最终把他们自己也给骗了。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表征，在于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要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叫经济发展方式），它也是“综合症”，其症候就是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和发展制造业，快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势必导致大量出口，造成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这是“中国病”的一个症结。与这一产业结构相适应，供应结构的状况是，工业制成品及其生产能力供大于求，有些甚至还很严重；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靠大量进口补充；服务供不应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分配结构在近几年中趋于恶化，初次分配后的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税收收入，后两块的占比上升，前者的占比下降，消费率之所以低下，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解释。由这样的分配结构，就决定了支出结构，即消费支出水平不断走低，投资需求占比居高不下。就像现在要刺激内需，仅靠刺激消费需求肯定不行，必须主要靠刺激投资需求，只是希望新的投资项目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性服务需求，而不要再增加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有投入结构的问题，即比较粗放的投入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以能源结构为例，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消费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病”是“贫困病”。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低下，是“贫困病”最直接、最具体的症候。在经济学看来，消费是收人（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唯有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才可能相应增长；唯有消费持续增长，才能表明老百姓福利的提高。我们无论说科学发展，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以老百姓福利的提高为基础和目的。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差距不小。
数据为证。我国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国际平均消费率高位稳定并趋于微升的趋势相比，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从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费率从48.8％升至53.1％；此后长期趋于下降，1997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8.2％，居民消费率降至46.5％；2003、2004年最终消费率又进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费率则降至43.3％和41.9％。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与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消费率65％相比，我国目前消费率也要低12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消费率的低下和投资率高企。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国际消费率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明显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因此，积极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消费率，是治愈“中国病”的“良方”。
二者的比较及思考
“美国病”的根源，从其国内看，是金融监管的缺失，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又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那么，“中国病”的根源何在呢？显然，既在于发展阶段，又在于现行体制。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后发国家要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必须以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逐渐优化的制度安排，与现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瓶颈达到某种均衡，惟其如此，后发国家才有可能获得追赶效应。事实上，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这一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应当说获得了这一效应，但还存在制度安排滞后，即改革滞后的问题，如政府改革的滞后，这些滞后构成“中国病”的根源。
“美国病”和“中国病”不仅“病因”不同，而且，“身体”的“底子”也不同。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拥有财富都大大高于中国，且其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高科技、人力资本、标准和品牌等的“溢出”，因此，它们的“抗病”能力是有差异的。现在有国际舆论大唱中国的赞歌，说什么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要靠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来拯救这场危机。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言过其实。中国经济的确有较大的成长性和调整空间，这是在发生危机时，可以回旋的余地。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火车头”或“救世主”。我认为，尽管现在与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时的国际背景，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国问格局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中国的强大还需要时间，这些都没有变。因此，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和美国的“底子”不同，还表现在，美国处于产业的高端，市场的高端，其“病灶”主要在虚拟经济，而中国处于产业的低端，市场的低端，其“病灶”主要在实体经济。这就决定了各自要用不同的“药方”来“治病”。美国要加强对虚拟经济，即金融市场的监管。譬如，金融机构要将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与所承担的资产风险挂钩，并对债务杠杆率设置上限。中国则要从深化改革人手，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服务业、农业“短腿”问题。
区分中国和美国的这些不同，还告诉我们，尽管市场制度会发生失灵，就像这场金融危机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政府干预不可能替代市场制度。而且，从酿成这场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政府失灵，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背后，有人类目前对金融发展不能认知的问题。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育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然后才是市场失灵的监管问题。这里的“然后”，不是具体时间的先后，而是问题的逻辑次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监管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药方”，更不是最好的“药方”，政府监管与政府失灵相伴而生。因此，对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更加坚定地推进市场化，审慎地选择监管和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常态时，此话无大错。在非常时期，这种互补就成为互斥了。而且，他强我弱，他上我下，我们受到他的负面影响就要更大些。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对非均衡条件下的全球化，要有更加完备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新兴经济国家对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由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定要随着这场危机的结束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病”和“中国病”是全球经济长期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全球化的机制对这一不均衡熟视无睹，那么，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