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越战回忆录
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军事,中外战争纪实,
作者： （美）基辛格著，慕羽译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50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00055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基辛格继《大外交》后的又一部力作结束越战的谈判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章，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30年前美国历尽艰难结束了越南战争，30年后美国又陷入一场更加难以自拔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如何脱身伊拉克，这部书或许能给人们以启示……
内容简介
基辛格首次披露越南战争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他亲身经历了和北越代表团旷日持久的艰难而令人感到挫败的谈判，参与了谈判中的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制定。其间，国际风云迭起，国内矛盾重重，基辛格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写下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外交财富。
基辛格不仅是本书所述事件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和天才散文大师，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缜密的文风在本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书中精彩的细节描写再现了许多国际重要的政坛人物——约翰逊、尼克松、戴高乐、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等的个性特征，他们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犹太人，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大外交》《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目录
序从越南战争看伊拉克战争
译者序越南战争的代价
前言
第一章 美国陷入泥潭（1950～1969）
第二章 军事战略的演变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
外交努力
谋求和平
开始撤军
秘密会谈
重新评估
无法调解的鸽派
策略出台
第三章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
秘密谈判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
老挝插曲
西哈努克的垮台
再次大规模撤军
攻打北越庇护所
袭击柬埔寨
国内忧患
平衡清单
第四章 外交手腕与战略部署：从停火提议到对胡志明小道的禁令
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
制定一项策略
老挝行动
兰山719：军事行动
大胆的国内反派
恢复谈判
南越的总统选举
揭开秘密会谈的内幕
第五章 河内孤注一掷：越南的春季攻势
运用外交策略
采取何种军事战略
第六章 摊牌
5月2日秘密会谈
在北越布雷和炮轰
权衡首脑会谈
第七章 从僵持到突破
试探僵局
西贡之行
插曲：9月15日～9月27日会谈
突破口：10月8日会谈
第八章 通向和平的坎坷之路
巴黎插曲
同阮文绍磋商
隆隆声
向阮文绍摊牌
归途
第九章 “和平在望”
大选插曲
黑格再访西贡
恢复和黎德寿的会谈
谈判中断
圣诞轰炸
恢复谈判
一月谈判
阮文绍变温和了
和平结局
战争终曲
第十章 河内之行
范文同
经济援助
第十一章 增兵和援助
阮文绍访美
水门事件和增兵措施
在柬埔寨寻觅和平
中国调解失败
谈判终止
第十二章 福特和越南
钳制南越
河内继续进攻
路之终结
第十三章 柬埔寨的陷落
柬埔寨谈判失败的秘密
最后的陷落
最后注解
第十四章 越南战争的结局
撤军的争论
政治解决途径
撤军
最后一日
后记
致谢
附录1973年柬埔寨轰炸战役
书摘插图
第一章 美国陷入泥潭（1950～1969）
一切都源自美国的雄心和热望。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为使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战争残局中走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欧洲的复原、日本的重建，它压制了共产主义力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韩国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它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同盟阵营，更发起了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技术援助的计划。在美国大伞庇护下乘凉的国家享受着和平、富足和稳定。
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先前所有的国际行为模式都失效了。美国的国际经验第一次面临挑战，美国这个民族享有的价值观和成就感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几乎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美国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并反问为何要将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越南这样遥远的地方时，这种关系便开始发生动摇。在涉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人那种独一无二的信念和与生俱来的模棱两可、妥协折中的做派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令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问题上，美国的“例外论”经受了考验。美国社会没有去争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是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逐某个国际角色。
这种普遍主义的论调在美国有着很深的根基。20世纪初，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就曾声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这是美国的主要问题。美国唯一的国际目标就是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杜鲁门在他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表示过美国所致力的世界目标，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都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美国不是要去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并没有领土之争，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不会向别国要求什么特权”。美国将“为与我们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加强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每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必去论证其对美国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
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他在语言措辞上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他说，这是一个颠覆了王权的世界，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新型的国家方兴未艾。在所有的政治骚动中，美国被赋予了捍卫自由不受地缘政治，也不受精于算计的国家利益束缚的责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在暗示所谓对国家利益的算计太过精明，就与让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平等对待的美国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深信保卫自由，就像是自由本身，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主张所有的大洲和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尊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再次宣扬了这个思想，还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精神，将之作为美国对世界的不可推卸的使命。肯尼迪宣称他们这一代人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直系后裔，他以激扬的文字承诺：“绝不允许人们一向坚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各种演化方式的欺凌——无论是在曾经委托过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或是当今我们对其有责任的国家。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敌意，我们都会不计任何代价。我们将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确保自由的长存及成功。”肯尼迪那意味深长的结论恰恰准确而巧妙地颠倒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65年1月2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中滋生的对外承诺达到了最强劲的势头，还消除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认同上的分歧。对美国而言，约翰逊声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都不会陷入绝望：“那些曾被我们称之为‘国外的’导致恐怖的危险和危机，现在经常会突发在我们周遭。在那些陌生的国家里，如果美国的士兵必须付出生命，如果美国的财富不得不耗费，那么这将是美国为换取国家之间持久友谊的代价。”
后来，这些语句变得甚为流行，竟然被认为是美国人傲慢态度的佐证和注脚，或是美国行使霸权的伪善的托词。这些表面的、浅薄的怀疑讥讽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信仰的误读，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的，正是这份天真朴实成为了美国十分有效的推动力。大多数国家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对该国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20世纪，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美国对于抵御侵略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或是代表了美国作为共同安全的托管国或代理国的正义感。
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目睹了慕尼黑悲剧的一代美国领袖来说，这些责任更被特别地强调。抵御侵略上的失败教训已经铭记在心——无论这样的侵略在何地或是怎样发生——这就确保了今后哪怕在更严峻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将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前任国务卿康德尔赫尔开始，每一位美国的国务卿都遵循着同一信念。这也是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达尔所认同的。我们认为，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共产党占领一个遥远国家所造成的特定危险与理论上抵御侵略、行动上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的双重目标相比是次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在他们的信念中，共产党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那个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言论都表明这个信念大体上并没有引起质疑和争论。1950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上对印度支那有这样的论断：“它是东南亚的核心区并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这份备忘录标志着所谓“多米诺理论”的登场，预示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缅甸和泰国也将紧跟其后，“东南亚的和谐将很快被葬送”。
1951年1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后来任美国国务卿8年）宣称：“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问题上，忽视我们尽力追求的既定路线，将会给我们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就在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曾将印度支那作为全球均衡上的一个地标：“……苏联政府任何进一步的扩张将会加强一种可能，即不会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强大的力量与其抗衡。”
后来，如果不是受到嘲讽，这样一些出于过度紧张的冷战心理的言论已经不被承认了。言论产生的环境很重要，20世纪50年代早期决策者们刚经历过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铁幕”，共产党在东欧国家发动的政变以及“封锁柏林”和共产党与南韩的冲突。
即便如此，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被避免了。事实真的像当时的文件所示，每次共产党扩张就意味着苏联政府的扩张吗?尤其是有了南斯拉夫铁托与莫斯科对抗的经验的情况下。实际上，威胁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对欧洲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对亚洲来说，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来自第二等大国，其实这样的二等大国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替身”，甚至还是超越苏联控制的一种力量，这在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但却一直受到怀疑。事实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就开始和替身（中国）的替身在打仗。每一个“替身”都不曾被认为是彼此间最好的战争搭档。据美国分析，全球的均衡遭受北越攻击，假定北越被北京操纵，而北京又被莫斯科操纵，这样一来局势就不同了。在欧洲，美国保卫的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所面对的是刚刚建立的国家。在对权利均衡的保护上，欧洲各国有着长期的传统，知道彼此如何配合。而在东南亚，国家刚刚成立，权利均衡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合作的先例。
欧洲和亚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大陆各自的利益问题，都植根于美国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的原子弹实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共产党对南韩的渗透都被美国领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事实上是要平衡控制遍布全球的阴谋。按现实政治的理论，朝鲜战争本应该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可是美国善恶二元论的观点却另有主张。杜鲁门曾集结美国军队声称，要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后来称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的战争进行军事援助。美国的决策者拿出了二战期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开展的抗击日本和德国的例子。到了50年代，美国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战略上也要采取这样的战术，只不过苏联替代了德国，中国替代了日本。1952年，美国资助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1／3的军事费用。
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带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的是民主国家；美国控制日本，也是向其传播民主制度；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扭转共产主义对蕞尔小国独立的破坏。然而在印度支那，遏制政策这个几乎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从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而它很难被纳入到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首先，保卫印度支那就直接与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相抵触。印度支那诸国是法国的殖民地，那里既非民主国家，更谈不上独立。1950年，法国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法国害怕如果赋予他们完全主权，其结果会导致法国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会要求同等对待。
1950年底，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需要让印度支那这块法国人的殖民地逃脱共产党的掌控——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反殖民主义政策，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共产党的战争。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于要同时延伸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保卫——即便它遭到中国的攻击。
也就是说在1950年，美国为其今后卷入印度支那的行动制定了最初的策略：让美国最大程度上卷入印度支那行动，可又不大到足以决断胜负。陷入泥潭的最初几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实际形势太不了解的结果。在法国殖民政府夹层中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而且被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方政权也建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