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土匪在一起的日子
分類: 图书,历史,中国史,近代史（1840-1919）,
作者： 徐有威，贝思飞 编
出 版 社： 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2-1字数：版次： 1页数： 30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214612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9位曾在民国匪案中遭绑架的洋人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们身陷匪窟后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洋人眼中的另一个民国。
本书是由9位洋人所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在民国时期被中国土匪绑架后与土匪一起生活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在这些经历中他们所看到的当时中国底层社会的特殊一面。本书提供了极为翔实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以独特的视角使读者更形象地了解到民国社会的真相。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9位洋人所撰写的回忆录。通过这些洋票的笔端，我们仿佛走进了土匪的中间，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在处理洋票案中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那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无不一一毕现于我们眼前；土匪对待洋票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历历在目；千疮百孔、苦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走入我们的视野中。洋票对土匪乃至民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细腻，以致我们似乎听到了苦难中国最底层所发出的不绝的呻吟声。
真诚地希望这些洋票回忆录带给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故事，而是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不堪回首的民国社会，从中有所领悟。这些洋票回忆录意味深长的表象和内涵既应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对象，更应令广大读者兴趣盎然回味无穷。
作者简介
徐有威，1964年1月出生手上海，1985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目前研究课题为民国时期的土匪和近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等。编著包括《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等，译著有《民国时期的土匪》和《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等。在《历史研究》、《The China Quarterly》和《Modern China》等国内外杂志上出版文章百余篇。
目录
序言
中国土匪的“贵客”
周末，我当了孢犊崮土匪的“洋票”
与匪徒们在一起
与中国土匪同行的10周
荒野历险记
被湘匪绑架的80天
大运河畔的土匪
伐木者成了洋票
海匪船：满州土匪囚禁下的5个月
编后记
书摘插图
中国土匪的“贵客”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了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M.A.贝吕比（M.A.Bembe）先生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火车吱吱轧轧地停了下来。贝吕比和我的包里都藏着手枪，我们把枪取了出来，静待事态的发展。几乎就在同时，四处响起了砸窗声，当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我们的车上已经挤上了许多土匪。面对这一大帮的土匪，我们已用不上手枪了，所以当土匪们冲进车厢时，我们便把手枪交给了他们。
第一个闯进门来的土匪抓住我的左手，企图从我的手指上扯下金戒指。戒指戴得太紧了，在我还没能抽回手来将戒指卸下来交给他之前，他已把我拉到了走廊里。然后这帮土匪搜索了我们的包厢，席卷走了除被他们忽略的个人衣物外的所有东西。贝吕比和我穿上了衣服，静候着接下来的撤离。我们没有等得很久，四个土匪又转回来，左右开弓挟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拖下了火车。
火车四周的田野似乎成了一块旋风区。乘客们穿着睡衣、光着脚丫子被拉下车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孩子。一些土匪正在拉开旅行袋，扯下软卧车厢里的被褥。我们被驱赶着快速穿过一块麦地，至少有两个土匪看押着每一个人质，有的甚至还有另一个土匪在身后盯着，用枪顶着步履稍慢的人质们。
走了不足一小时的路程后，我听见了一名妇女的哭泣声。只见她每走一步，土匪都要用手中的步枪猛戳她一下。这位妇人是舍恩伯格（Schonberg）小姐，她来自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是露茜奥尔德里奇（Lucy Aldrich）小姐和麦克法登（Mc Fadden）小姐的旅伴。我的同伴与我最终劝服了一名土匪让出一双他穿着的中式便鞋给了舍恩伯格小姐。在这之后，我们又听见一小男孩正在路边哭泣，他约有8岁，赤着脚，披着睡衣，他正哭唤着他的父母亲。他告诉我们，他是在离开火车不久被从父母亲身边拉走的。他的父亲是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少校R.平杰（Roland Pinger）。这小家伙已是筋疲力尽，不时便被绊倒。一个土匪做了一个手势，像是要开枪打死他，于是我们把他举起来，将他放在我们背上。走了一阵后，我们发现了一头正在吃草的驴子，于是我们便指着这头驴子，说服了土匪让舍恩伯格小姐和那小家伙骑上。以后不久，我们便分开了。
直到破晓后，我们才看清了所有的一切。我们数了数，足有千余个土匪正行进在旷野里，一些土匪看守着人质，其余的则拖拉着从火车上抢来的东西。贝吕比和我是仅有的衣着整齐的，其余的人质都只穿着睡衣。骑在驴背上的妇女穿着睡衣，她们的头发在空中飞舞着。在沿着陡径向山顶爬行时，她们竭力抓住驴子，与此同时她们还徒劳地试图使自己少得可怜的衣服尽量保持得体。
8点钟时，我们后面响起了枪声。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打在了路边的岩石上。随后土匪们显然改变了计划，我们被赶上山去，并沿着另一座山的山脚行进。我们排成一路纵队，所有的人质被分散地夹杂在土匪的队列中，同时子弹在不断地飞来。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座陡峭的山梁下，土匪管它叫“黄牛山”。押解我们的土匪指点着那座山，一边大声吼叫着“爬上去”，一边用枪驱赶我们登山。太阳现在已升得很高了，尽管烈日炎炎，我们仍被逼着以双倍的速度翻越粗粝的石头，登抵山顶上天然的防御阵地中。我们的身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但大多数人都已累得无暇顾及枪声了。
爬上山顶后，我们实际上跌撞进一个墙洞里，并尾随着第一监视小队蹒跚而行。我们这群人中大约有25个外国人和同样人数的中国人。在5英里外的一座山上，我们曾看见另一群外国人和监管他们的匪兵。我们在这儿待了一整天，期间不断地受到攻击。有几个土匪戴上了从赃物里挑出的女士帽，而另外一些人正试图穿上各种劫来的女装。有个无赖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他徒劳地尝试着在自己的身上为一只胸罩找一处系挂的好地方，最后他把它系在了腰间，将它当做了一个放香烟盒、照相机、肥皂和牙刷的盛器。我想土匪们一定收集到了至少25架照相机。他们用多种方法试着打开这些照相机，最后他们还是用石头捣开了相机，在检查过里面的胶卷后，土匪们厌恶地将它们扔在了一旁。有个家伙在一片粗话声中用他的匕首割开了自来水笔的两头，他想将这支镀金笔做成一只烟嘴。
我们因缺乏水和食物而挨饿。下午3点钟时，一个苦力肩挑着一桶水来到了山上，但还不等人质们能有机会喝到水，土匪们已凶猛地扑向他，喝光了桶中的水。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才得到一点点水，但这已是在土匪们喝够了之后。大约5点钟时，匪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鸡蛋，生吞了这些鸡蛋，真为有这么个鸡蛋而感到高兴。
大多数人曾认为，我们被带离火车是为了使土匪们更方便地打劫。打劫似乎是土匪们的主要目的，因为他们确实洗劫了火车，抢走了被单、毯子、床垫、炊具和餐车上剩余的罐头食品。他们甚至想从卧铺车厢的墙上撬下作装饰用的电灯插座。他们中的一人显然认为我的科伦那（Corona）牌打字机机箱里藏有值钱的东西，所以把它带到了山顶。当箱子打开时，他为只发现一架打字机而感到极大的厌恶，于是他就用他的步枪枪托把打字机敲成了一堆废铁。这架打字机后被一个中国农民发现，并且由一个铁路官员送回到我手里。它已被作为礼物赠送给科伦那人民。
直到我们抵达黄牛山山顶后，这才发现了土匪的主要目的。匪首之一的郭氏是位25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他接近一个能说点英语的中国人质，想要叫外国人为他写一封信。由于我是新闻记者，所以他们就选中了我。从那天起直到事情结束的38天中，我无意识地扮演了土匪代言人的角色。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侯（Ho）将军，一位想包围土匪的中国官军司令。我们坐在一堵石墙后面，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掠过。匪首手里拿着枪，在他告诉我要写些什么的时候，他手中的枪一直在我的周围挥舞着。我到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信是这样写的：
官军司令侯将军：
“人民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之代表J.B.鲍威尔（签名）
人质中的外国男人深深地为麦克法登小姐和科雷利（Corelli）小姐的处境感到担忧。科雷利小姐是一位意大利的年轻女郎，她为G.D.穆索（G.D.Musso）做秘书。穆索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律师和上海的资本家，他也成了人质。科雷利小姐正与穆索先生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准备献给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麦克法登小姐光着脚走了这段20英里的路程，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踝关节扭伤。我们决定说服土匪释放这两位女士。我们告诉郭氏我们想写封信给济南的美国领事，请求他让政府军停火。郭氏很高兴。当此信译成中文后，我们坚持要匪首释放这两位女士，并让她们带信给领事。郭氏同意了。所以科雷利小姐和麦克法登小姐当晚就被释放了。事后我们才得悉她们的向导迷了路，直到第二天黎明她们才到达火车站。我们最后看见她们时，她们正骑在一头驴上，冒着滂沱大雨穿越田野。
不知是写信去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枪声大约在我们被绑架的第一天，即5月6日星期日傍晚6点钟左右停了下来，土匪们似乎担心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会被扣押很久的，中国官军和外国军队将会前往营救我们。我从一名土匪那儿借了顶女士的草帽，他将帽上的鲜花取下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这样这顶帽子就变得较适合我了，于是我的打扮就结束了。其他人的睡衣睡裤使荒山顶增添了不少的色彩。男人对睡衣睡裤的爱好口味会因环境而改变，这真太奇妙了，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一套红条子的绸睡衣会很适宜，而在正午灿烂的阳光下的山顶上，较素净的色调却会使我们中的男士们十分中意。我曾说过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睡衣，而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例外。穆索先生这位保守的资本家却仍醉心于他的长睡衣，而且在他一瘸一拐地来回踱步时，还极力地保持着罗马参议员的架势。
约7点钟时，土匪们显然决定要再次转移，所以我们被命令从山的另一边跑下去。我们用流血不止的青肿的赤足，踩着粗粝的山石，全速地冲下山去。一阵大暴雨把我们淋了个透，它使土匪借着暮色悄悄地穿越了官军的包围圈。我们被反复地告诫不准说话，不准点烟。每位外国人质身边都有两个土匪“陪伴”。我们经过不少村庄，还能听到狗吠声，但官军却连影子也没有看到。约莫在晚上11点钟，我们来到一座荒凉的小村庄，并被赶进了一间中国式棚屋。这间棚屋显然曾被用作猪圈，但地上倒是新铺上了高粱秆。从凌晨3点20分起，我们就在一直不停地爬山，大家早都筋疲力尽了，所以当身体一着地，便都呼呼地睡着了。
……
